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封建的满清政府,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却又迎来了连年的军阀混战。
由于各路军阀争权夺利,彼此交兵,加上连年天灾人祸,大量农民在农村活不下去,不得不跑到城里找工作。
但是,这些新工人却又遭到了官府、资本家,乃至行业内部协会势力的欺压,他们的生活堪称暗无天日,有时候连糊口都成问题。
拿长沙的建筑行业泥木工人来说,他们进入行业之后,首先要受到一个所谓的泥木行业协会“鲁班庙”的压迫。
这个“鲁班庙”有十二个类似于秘书长的“值年总管”,他们轮流掌权,凭借垄断资格在泥木工人身上吸血。
今天的长沙鲁班庙旧址
首先你入行不是随便能入的,要拜“值年总管”做师傅,自己当学徒,给师傅交十个银元的“红名香钱”,才算是这行内人,才有人给活干。
当年光长沙县的泥木工人就有两三万之多,每个“值年总管”一个月能收一两千银元的香钱,光这点收入就是工人的二三十倍,赚得盆满钵满。
学徒三年期满,还要办三五桌的“出师酒”,不仅酒菜钱,给“师傅”的红包钱也是少不了的,可是那时候的进城农民身上哪有钱?为了交这些杂七杂八的钱只好找人求告借钱。
这样一来,当了三年学徒不仅钱没挣到,还得欠一屁股债,有的还借了财主的高利贷,这种阎王债一旦上了身,差不多一辈子都甩不掉。
就这样到了1919年,长沙的泥木工人实在是活不下去,只好向督军张敬尧请愿要求增加工资,不然就罢工。
旧社会的木工
当时地位不稳的张敬尧为了收买人心,公开宣布把工人每天的工钱提高到42枚铜元,但此后“永不再有增加”。
按照1919年的行情,42枚铜元能折银元三角,每个月干满三十天,工资能拿到九块钱,当然泥水活要靠天吃饭,不可能每天都有活干,因此工人的每月收入大致在七八块钱左右,勉强可以养家糊口。
但好景不长,1920年之后湖南内部军阀重新开战,加上旱灾连连,导致粮价飞涨,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1922年夏天,42枚铜元只能抵两角多银元,而且当时湖南官钱局规定要以纸币抵充铜元,只有更加不值钱,还经常兑不了银元。
泥木工人干了一天,结果收入连吃饭交房租都不够,只好晚上再去加班干零活,帮人拉货、拉人力车,给人挑水送水。
旧社会的工人
那时候,大伙儿见面最常抱怨的一件事是老板给的工资太少,物价太贵。因此又有人动起了向政府请愿要求增加工资的念头。
他们也不敢涨太多,只要求大工调整到银元三角四分一天,小工两角六分一天,大概比现行的水平提高10%。
可是让谁去找官府呢?这些工人打了半辈子的工,可大多数都是文盲,既看不懂文书,更写不了文书,于是有几个弟兄就去找了鲁班庙的“值年总管”,让他们想办法。
“值年总管”假意答应,去找了两个状师充当给工人向官府交涉的代表,但这两个家伙压根就没真心想给工人出头,而是动起了借机捞钱的坏主意。
他们对工人放话说:给兄弟们涨工钱这事,本也不成问题,但大家知道,跟官府、商团去谈事情,总得送个人情,这原是应该的……
旧社会的状师
二人直接开价:但凡是要代为请托的,每人要交五角银元的“交涉费”,如果不出钱,那就算谈来了好处也不能享受。
因为工人们没什么文化,总觉得这两个人会写状子,又会说话,总比大老粗的自己强,所以想了一想,还是忍气吞声,一共凑了三千多银元的“交涉费”送给二人。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两个状师拿了这笔巨款,除了大部分自己私吞下肚,还拿出几百块钱在当时长沙最有名的几个酒楼:洞庭春、大华斋和曲园办了几十桌酒席,请全城的官员、大老板、商团团总吃酒。
今天长沙西牌楼老街的“洞庭春”,是当年民国长沙的四大茶馆之一,曲园则是官厨开的大酒楼,该酒楼的名菜有“奶汤生蹄筋”、“松鼠活桂鱼”、“发丝牛百叶”,这些菜一听就让人流口水,但价钱也是一等一的贵。
这帮吸血鬼大吃大喝好几天,个个吃得酒足饭饱,对于泥木工人增加工资的事却一句没谈,而是凑在一起出坏主意,商量怎么样摆平这些“穷鬼”。
大摆宴席
后来有等不住的工人找状师打听消息,他们却总是敷衍说“再等等,很快会有消息的”。
这事情从六月拖到七月,又从七月拖到八月,最后长沙县衙门放出话来:同意工人把现有的工资直接结成银元发放。
这消息传出之后,泥木工人顿时炸了锅,因为当时42枚铜元纸钞折成银元就是不到两角,相当于压根没有增加工资!
大家都出离了愤怒:花了三千多银元,望穿秋水般等了三个月,最后却得到了这样不痛不痒的结果,这不是被人合伙卖了又是什么!
一时间,工人们纷纷议论:这些穿长袍马褂的和那些官府的、穿军装的都是一个鼻孔出气,串通一气来压榨我们!3000多块钱算是肉包子打了狗。
衣冠楚楚
一位名叫任树德的老工人以前曾经在毛主席讲课的“船山学社”当过木工,听过毛主席给工人们讲课,觉得他是个很有办法,又真心帮工人维护权益的人。
后来,任树德在黄爱、庞人铨等工人领袖的引导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工人请状师向官府交涉失败,失望的任树德突然想起了“毛润之”。
他找到毛主席,向他请教怎样帮助工人维护权益涨工资的办法,毛主席告诉他:只有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结的队伍,大家才能合成一股力,拧成一股绳。
这个办法,就是先从小规模的基干组织“十人团”开始,然后再由“十人团”逐步形成区域性的工会,再组成全行业的工会,人多力量大!
因为大多数工人还不熟悉“毛润之”这个名字,任树德主动向大家介绍说:他是所有工人兄弟的朋友,有他在,我们的事情就有办法!
大救星出现
碰巧在这时,众人听说有个姓周的木匠家里已有两个孩子,最近又生了孩子,可是因为每天只能拿到42个铜元,本来一家人便已经半饥不饱,现在孩子更难养活,周木匠一狠心,就想把亲生孩子掐死,幸亏其他工友及时发现才避免了这一幕惨剧。
可吃不上饭,孩子还是死路一条啊!两夫妻相对无言,只能抱头痛哭,大家见了这般光景心中也自黯然神伤。
据当时在场的袁福清(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湖南省副省长)回忆,突然有人愤怒地喊道:“那些穿长衫的和当官的不让我们活,工人弟兄们就联合起来和他们拼命!”
工人也是人,凭什么要受他们欺压!这时,成千上万泥木工人心中的烈火已经不可抑制地熊熊燃烧起来了。
第二天,几名思想进步的工人代表就去找了毛主席,毛主席给他们讲的革命道理、斗争方法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黑夜,让众人的心里又有了希望。
指路明灯
在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人代表600多人在仓后街湘乡中学召开了泥木工会成立大会,推举任树德为长沙泥木工会总务主任。
随后,泥木工会宣布成立罢工委员会,号召全长沙泥木工人发动罢工,委员会拟定了《罢工宣言》及有关罢工的各项规定,统一领导工人进行争取营业自由和增加工资的斗争。
10月6日,在毛主席的策划和部署下长沙数千名泥木工人开始罢工,并获得了其他行业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演变为席卷长沙的工人运动。
突如其来的工人罢工让湖南省、长沙县的官僚和资本家们惊慌失措,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平时自己根本看不起的“泥腿子”竟然组织起来了!
经过19天的斗争,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迫使省政府同意按工人的要求提高了工资,还摧毁了“鲁班庙”这个联合串通官府、士绅压迫工人的机构,工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到来了!
熊熊烈火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