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在林彪的提议下，罗瑞卿担任了总参谋长。在罗瑞卿的眼里，只要忠于毛主席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他不敏感。对于罗瑞卿的忠诚，毛主席也是知道的，他说：

“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罗瑞卿说，就是因为受过我的严厉批评，他就谨慎些嘛。他和汪东兴都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批评后没有什么嘛。而有的同志，我还没有那么批评他，只是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怀恨在心，大概要恨我几十年、一辈子吧！”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对夫人王定国说过这样一句话：“罗瑞卿同志不是部长，他是毛主席、周总理最好的警卫员。”

对此，王定国也深表赞同，她曾说：“对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安全，罗瑞卿是绞尽脑汁，用尽心思的。凡是毛主席、周总理外出和有重大活动时，他总是以警卫员般的责任感跟在身边。”

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被称作是毛主席等人的“大警卫员”。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又被政务院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罗瑞卿在上任之后，便将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作为工作着手处。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知，要求已解放的大中城市，命令国民党、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限时向公安部门登记，以利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并把他们的面目公布于众。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罗瑞卿的这次报告给予了肯定，认可了他的成绩。

罗瑞卿对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在这段时间里，罗瑞卿从来没有过过节假日、星期天，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特别是遇上开会或其他特别的任务，每天就只能躺两三个小时，甚至连轴转。

不过人的身体终究不是铁打的，罗瑞卿因为过度劳累的缘故，身患重感冒。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罗瑞卿还是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并说道：“一个小小的感冒，怎么能让我离开工作岗位？”

不过后来随着病症的加重，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很是着急，但却又没有什么办法。最后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议，罗瑞卿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让毛主席出面让罗瑞卿住院，肯定能行。为此，杨尚昆便把罗瑞卿生病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立即决定：将罗瑞卿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公安部的工作由副部长杨奇清主持！

就这样，罗瑞卿才住进了北京医院。可是刚进医院没几天，等病转好后，罗瑞卿便嚷着要出院。医护人员没有办法，与其强行让他留在医院，还不如让他高高兴兴地早出院。

其实，罗瑞卿当时在刚进去医院没几天后，便躺在病床上开始阅读文件资料，了解国际国内消息，他的心早已回到公安部了。在医院接受一个礼拜的治疗后，罗瑞卿便重新返回了工作单位。

当时公安部刚刚成立后，由于公安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及公安部队的归属问题，意见上有些不一致。某天深夜，毛主席找罗瑞卿谈话：“怎么了？是不是不满意啊？”

罗瑞卿看着毛主席，从他的面容上看到了他的疲乏，估计毛主席准备休息了，为此便反复劝主席休息，并说自己没有表示任何不满意。

对于毛主席，罗瑞卿始终怀着无限的深情和敬意，每次到毛主席那里，他都要叮嘱司机不要按喇叭，担心影响到毛主席工作或休息。到了门口，罗瑞卿总会事先询问警卫人员，看看毛主席是否在休息。如果毛主席在休息，那么罗瑞卿就会等着，不会打扰毛主席的休息时间。

不久后，公安部很快建立了直接向中央，尤其是向毛泽东本人请示报告的制度。仅仅1950年到1956年，据不完全统计，罗瑞卿亲自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的工作报告就有280多件。

1963年毛主席寿宴那天，当众宾客都齐聚一堂后，毛主席才匆匆从办公室出来，他只洗了个手就乐呵呵地走进了包间。

但是当他看到三个坐在最边上的人后，慈祥的面容突然严肃起来，继而说道：“我没邀请你们呀！怎么还不请自来，想吃白食嘛？”

这几个让毛主席突然严肃发问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曾经和他出生入死的三个战友——罗瑞卿、贺龙和陈毅。

三人都是毛主席的生死之交，三人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自投入自己的工作中去。这一分别就是十多年，毛主席又不喜欢聚会，几人根本没有再聚的时间和场合。

按道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确实是应该邀请几个战友一起叙叙旧的，但是他偏偏没有这么做。

而毛主席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在他刚刚在大会上宣布自己将举办70大寿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楚了。毛主席当时尤其强调：“不请领导，只请劳模。”

其实，毛主席只是想借这次寿宴，会见一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激励大家继续做好领头羊工作，带领全国上下一同勤奋工作，建设祖国。

罗瑞卿等人听到毛主席的“责怪”，也只是乐呵呵地回答道：“对！就是来吃寿星的白食！”

毛主席也只是拍拍他们的背，示意他们坐下，紧接着就去一桌桌和劳模们握手。三人的友谊自革命时期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多年的共事早就让他们成为了默契无比的战友。

罗瑞卿是毛主席钦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我就不会害怕。”

因为罗瑞卿个子比较高，所以毛主席给他起了这样的绰号。而事实证明，罗瑞卿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

熟悉毛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最大的两个爱好，一是抽烟，二是游泳。

但是毛主席毕竟是我国最高领导人，他的安全需要时刻有人来保障，而罗瑞卿就是这个负责保障毛主席出行安全的人。

1956年，此时的罗瑞卿已经50岁了。在那一年，他随毛主席去长江一带视察工作。在途经长江一带时，毛主席突然来了兴致，想要下江游泳。

游泳对毛主席来说自然是轻而易举，但是对于罗瑞卿来说可是够呛，因为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是出了名的“旱鸭子”。

尽管毛主席一再邀请，罗瑞卿就是不敢下水，他深知，自己有保护毛主席安危的义务。

但是如今的他却只能因为怕水而在岸边默默观望自责。这件事情过后，他就下定要学会游泳，尽管家人一再阻拦，但是他还是坚持每天下河学习。

就这样，他学会了游泳，后来每一次陪同毛主席出差时，他都陪着毛主席游泳，确保毛主席每一分钟都是安全的。

毛主席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十分深厚，这种深厚不仅体现在毛主席对罗瑞卿工作的信任上，还体现在私人生活里。

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由于身体原因，自回国后便一直住在大连养病。1960年，毛岸青与邵华结婚。婚后，两人给毛主席写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想要来北京生活的愿望。

对此，毛主席认为，若是让两人跟自己住在一起不方便，于是，他吩咐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罗瑞卿叫来。”

罗瑞卿来到毛主席住处后，毛主席将这件事情托付给了他：“请你帮忙安排一下岸青两口子回北京的事情吧。”

罗瑞卿随即去找总参管理局局长梁其昌说：“你给岸青夫妇俩找一处房子，再配个专职的医生和护士。岸青有病，要照顾好他。不过，也不能太特殊，千万不要跟其他干部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多，要真正为主席分忧。”

就这样，根据罗瑞卿的指示，毛岸青邵华夫妇得以来到北京生活。此后，罗瑞卿也逐渐成为了毛主席和儿子毛岸青之间联系的桥梁。只要父子两人提出见面，都是由罗瑞卿来安排的。

每次与毛主席见过面后，岸青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心情总是十分愉快。但只要毛主席由于太忙一时安排不上见面，岸青的病就犯得比较厉害，对此，罗瑞卿十分忧心，但却想不出办法。

罗瑞卿的工作也千头万绪，有时候不可避免会照顾不到岸青一家，但他为毛主席分忧的心是十分真诚的。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便交代妻子去办，因为交给别人他不放心。

罗瑞卿和毛主席的这种关系，的确是不同寻常的。

1959年4月，罗瑞卿担任国务院副总理，9月17日，他又担任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前，罗瑞卿工作的重心是在国务院这边，自担任总参谋长后，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他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军队方面倾斜。

9月26日，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自此，罗瑞卿成为了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了。从这段时间的频繁变动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对他的高度信任。

实际上，罗瑞卿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脱颖而出，他正日益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任用。此外，罗瑞卿这次从公安部回到部队中，也有种临危受命的意思，这也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的特殊赏识。此后，罗瑞卿便成为了行走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各位军委副主席之间的、常负有特殊使命的人。

1977年，在张爱萍将军的推荐下，罗瑞卿复任了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协助邓小平工作。

那时候，罗瑞卿的工作任务很重，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许多的文件和要办的事情如潮水一样向他涌来。虽然双腿不便，但罗瑞卿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经常五六个小时坐在办公桌前埋头工作。

为了不让双腿影响工作，罗瑞卿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不把假腿摘下去，以此来节约穿衣服和脱衣服的时间。面对案头堆积如山的文件，罗瑞卿为了节省时间，很少喝水，只为了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很多时候，在半夜回到家里后，罗瑞卿双腿痛得夜里难以入眠，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

看到父亲在清除一些人的历史罪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儿子的心里产生了变化，开始思考父亲过去所受的委屈。

从常理来看，父亲这样做说明他对过去是有看法的，也许会对毛主席的态度发生改变。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儿子对父亲仔细进行了观察。

期间，许多曾经受过伤害的人都来找罗瑞卿。在罗瑞卿的努力下，许多同志斗平了反，在恢复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在给他人平反的时候，罗瑞卿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甚至忘了自己也曾受过委屈这件事情。在夫人郝治平问起的时候，罗瑞卿说：“不要急，现在党也有难处，我们不要给党增加困难。”

1978年的一天，儿子看见罗瑞卿心情很好，便上前搭话。为了减轻罗瑞卿的压力，在聊天的时候，儿子尽量选取一些轻松的话题。

面对乐观向上的罗瑞卿，儿子决定向父亲求解埋藏在心底、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于是，儿子试探着说：“父亲，您是不是太忠于毛主席？”

对于儿子的问题，罗瑞卿虽然感到有些奇怪，但想到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否定毛主席的言论，还是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思绪，冷静地说：

“你们可以批评我，这很容易。但是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你不要觉得我们都没脑子，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着他才能活下去。”

对于父亲心情平静的回答，儿子是认可的。他了解父亲，这不是冲动，也不是激情，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答案。

后来，罗瑞卿的双腿非常疼痛，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孩子们经常到医院来看他。罗瑞卿认为有必要让他们了解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便对孩子们说：

“爸爸这辈子就是做对了一件事：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举国哀悼。得知消息后，罗瑞卿非常悲痛，在双拐的支撑下，挪到毛主席像前，站在那里，久久未动，泪水不住地流出，看得儿女们十分心疼。

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毛主席的追悼会，整个会场，参加的群众有百万之多，不管男女老幼，一个个都痛哭流涕，有些人甚至哭得晕了过去。

这一天，罗瑞卿在家里一直等车来接他，却是没有等到。罗瑞卿主动去问，被告知他和谭政、陈再道三人只能派一辆汽车。陈再道表示罗瑞卿腿不好，坐着轮椅一个人就得一辆车。谭政也气愤地表示没有车，他就不去了。但罗瑞卿却坚定地说：“没有车，我爬也爬到天安门去！”

最后，有关部门只得为罗瑞卿派了一辆专车。到了天安门后，罗瑞卿咬着牙，强忍着双腿的疼痛，吃力地站了起来，用双拐支撑着身体，向毛主席的遗像默立致哀。

那一天，罗瑞卿在天安门广场上，流着眼泪站了一个多小时，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他双腿能承受的负荷。

一次次的超负荷使用双腿，一次次地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导致罗瑞卿的腿病越来越难以康复。对此，罗瑞卿感到十分难过。由于担心过度，罗瑞卿逐渐地变得不自信起来。

在罗瑞卿的话里，一旁的张爱萍听出了罗瑞卿这位老战友的不自信，便坚定地说：“能干！罗斯福两条腿都不行了，还坐着轮椅当总统呢！当秘书长又不要你往下边跑，有车有电话，再找两个能干的秘书就行了，你要相信自己！”

在张爱萍的劝说下，罗瑞卿恢复了往日的自信，眼睛里闪着光芒。看到罗瑞卿这样，张爱萍感到十分欣慰，便笑着与他告别。临别的时候，罗瑞卿握着张爱萍的手，谦虚地说：“爱萍，以后，你还要帮我多出主意啊！”

1978年7月15日清晨，罗瑞卿将军便踏上了前往联邦德国的飞机，对于这趟出国治疗罗瑞卿内心是充满期待的，他已经想好腿伤治好后，自己该如何更好地去工作。

在抵达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医院后，罗瑞卿将军便接受了详细地检查，情况良好，医院经过商讨后，决定在8月2日动手术。

在手术的前一天，郝治平还带着鲜花到医院看望了罗瑞卿，并合影一张。在分别的时候，罗瑞卿看出了妻子的不舍，为此说道：“没事不用担心我，我已经服了睡前药，明天还要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从手术里出来后，罗瑞卿将军的状态还是好的，为了避免伤口感染，为此郝治平等人未被允许前去探望。然而令人没有想到是，罗瑞卿手术后因突发疾病而逝世，享年72岁。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接回罗瑞卿的灵柩。8月12日，罗瑞卿将军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

在追悼会结束后，罗瑞卿将军的夫人郝治平遇到徐帅时，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道：“要是听徐帅的，就好了……”

徐帅听后安慰道：“节哀顺变，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郝治平听后点了点头，在之后的岁月中，她始终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自己最后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