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父亲情谊深厚，却鲜少在人前提及。晚年时，他才偶尔与家人分享父亲的故事，表示同情父亲：忠厚老实，月薪从未超30元，却主见坚定，不惧危险，曾危难中保护他。遗憾的是，父亲临终他未能相见。
1942年7月，周恩来正在住院恢复手术，同期他的父亲也因病入院。邓颖超出于对周恩来术后静养的考虑，同时也为避免给周父带来情绪波动，未将两边情况互告。周父在临终前向儿媳询问：“为何儿子未前来探望？”
邓颖超为避免打扰，说周恩来不在，可未曾料到，这出于好意的谎言，成了周恩来长久的心结。7月10日，周父不幸离世，而次日恰是他68岁的寿辰，7月11日。
【周恩来父亲周劭纲】
周劭纲于1874年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日渐衰败的官宦家庭中诞生。幼时，他随家族迁往淮安，彼时其父已失官职，转而在淮安为人充当师爷，以此维持家庭生计。
在十七岁那年，周劭纲怀揣着对功名的渴望，期望能有个光明的未来，于是参加了县里的科举考试。然而，结果并不如人意，他未能成功上榜，遗憾地经历了这次考试的失利。
周劭纲因性格实诚，不擅长师爷的职事，所以父亲原本希望他从事师爷这一行业的打算，最终只能作罢。父亲认识到这一点后，便放弃了让周劭纲未来走师爷这条路的想法。
周老爷子并未放弃为儿子寻找新出路的念头，为了让周劭纲未来有更好的前程，他决定斥资为儿子铺设道路。先是为周劭纲捐得“国学生”的身份，接着又花钱为他谋得“主事”的虚职，仅供门面之用，并无实际俸禄可享。
周老爷子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为儿子周劭纲促成了一桩美满姻缘。女方来自同样为官宦世家的万家，父亲是同知大人。这位万家小姐，人称十二姑，本名万冬儿，因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二而得名。
冬儿因聪明伶俐深受父亲万同知的喜爱，对于她不愿缠足的请求，父亲也予以了支持。此外，父亲还让她读书识字。到了十几岁，在父亲的认可下，冬儿接替母亲管理万公馆，且将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
1898年，周劭纲与万冬儿结为夫妻，不久他们的长子便诞生了。周老爷子对此欣喜不已，给长孙取名为恩来。此外，周劭纲还依据妻子的梦境，给儿子取了个昵称“大鸾”。
当时，周劭纲家中幼弟身患重病，出于兄弟情深，他毅然决定将长子周恩来过继，以期能为弟弟“冲喜”。然而，这并未能挽回弟弟的生命，他不久后离世。这一打击让年迈的周老爷子深陷悲痛，随后也追随小儿子而去。
周劭纲在周老爷子去世后，肩负起了更加沉重的家庭负担。本就拮据的生活因此雪上加霜，而他的俸禄微薄，难以支撑起这个家，这时，他已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
经过深思熟虑，周劭纲与妻子商议决定，由他自己前往外地寻找工作机会，而妻子则留在家里，负责照料家庭与孩子的日常起居。
周劭纲在外能稍感安心，多亏妻子万冬儿极为能干，她深知节俭持家之道，将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周劭纲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专注于外头的事务。
然而，周劭纲外出务工的收入微薄，难以自给自足，更无法接济家用。万冬儿只能竭力支撑全家的生计，但因过度劳累，于1907年不幸去世，年仅30岁，那时周恩来仅九岁。
【为厚葬亡妻而辛劳】
听闻妻子逝世的噩耗，周劭纲沉浸在极度的哀伤中，随即他毅然决定辞去手头的工作，火速返回故乡。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亲自为挚爱的妻子料理丧事。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妻子的母亲所提条件极为严苛，致使他无力为妻安排葬礼。她坚持说，身为官宦世家之女，葬礼需体面，棺木必用楠木，且要精雕十二朵正花，否则绝不允许下葬。
周劭纲先是变卖了自家房产，购置了一副楠木棺材，对于其他丧葬事宜则力不从心。因岳母反对即刻下葬，他便将妻子的灵柩暂存于庙宇之中，打算日后筹足资金，再回来给予妻子风光大葬。
为了让妻子早日安息，周劭纲安排好孩子，将他们托付给亲人照顾，随后，他再次踏上了远离家乡的务工旅程，决心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这一心愿。
九岁的周恩来已十分懂事，他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毅然挑起了这份家庭的重担，尽显其小小年纪下的成熟与担当。
周劭纲得知东北就业机会多，便前往铁岭寻找工作。凭借他过往担任师爷和文书的经历，不久便顺利在一家企业中获得了一个文书岗位。
周劭纲尽管月薪微薄，仅十余元，却依旧勤勉尽责地工作。然而，因其性格耿直，无法容忍上司恃强凌弱的行为，不久他便毅然决定离职，结束了那份短暂的工作。
经历了一番外出的劳碌，周劭纲心怀对三个儿子的深切想念，决定返回家乡淮安。他带着手头仅有的微薄积蓄，踏上了归途。
此时，周劭纲的堂兄周济渠与其大哥周贻赓在东北均有所成就，尤其是周济渠，得益于妻兄的协助，成功谋得了一个颇为优渥的职位。
得知周济渠将公差路过淮安的消息后，周贻赓安排堂兄带上十二岁的侄子周恩来及其父周劭纲前往东北。此举意在助周劭纲在东北求职，同时也为周恩来能继续学业创造条件，因他收到侄儿的信，信中表达了家中困难导致辍学，但渴望读书的意愿。
周贻赓因没有子嗣，对侄儿们都十分亲近，他尤其疼爱周恩来。出于这份深厚的喜爱，他请堂兄协助，将周恩来父子接来身边，以便能更多地照顾和培养他们。
周劭纲在铁岭得到堂兄周济渠的帮助，谋得文书职位。同时，周济渠为周恩来安排了铁岭知名书院的入学机会。尽管周劭纲薪资微薄，但食宿由堂兄负责，节省了不少开销。即便周济渠后来调往奉天，也时常资助堂弟与侄子。
是周恩来两位伯父的善行，深刻影响了他在东北的生活轨迹与思想认知，促使他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重大的转变。
东北曾是多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竞相角逐之地，周恩来目睹当地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外国人欺凌，这让他深切认识到国家贫弱导致的国民受辱现状，从而深刻领悟了伯父所言“中华不振”背后所承载的沉痛意义。
在一次课堂上，周恩来深刻阐述了他的志向，他的话语掷地有声：读书，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这番话，让人深受触动，内心激荡不已。
1913年，周恩来凭借出色的成绩顺利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这促使他更加勤奋地学习。入学之后，他不得不与父亲周劭纲分别，踏上了独自求学的道路。
为了筹集亡妻的下葬费用，已近半百之年的周劭纲，依然不辞辛劳地在各地奔波，寻找能够维持生计的契机，以期能够妥善安置逝去的爱人。
1922年，得益于大哥周贻赓的帮助，周劭纲终于在齐齐尔找到了工作，担任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在此之前，他一直未能稳定就业，此次得以安身立命，全仗兄长援手。
尽管薪资仍未达到30元，但他的工作已趋稳定，确保了生活的安定。这样一来，为亡妻办理下葬事宜，似乎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周恩来一生之痛】
周恩来前往天津求学后，他与父亲相聚的时光变得稀少。由于学业繁忙，两人难以频繁见面，这样的生活状态成为了常态。
在四伯父的照料下，周恩来生活无忧，但他心中常挂念着远居东北的父亲。那段时日，他习惯性地记录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与父亲周劭纲的联系日渐稀少。反倒是周劭纲，常能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儿子的讯息，但这些消息多是悬赏通告，每次都让他心里十分难过。
周劭纲对报纸提及的共产党详情并不清楚，但他坚信儿子所选之路必有其正确性。见官府因极力追捕儿子而显得慌乱，他明白儿子所为之事，定是触动了腐败统治者的利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共产党面临严峻挑战，工作举步维艰。周劭纲从报纸上获知共产党员遭受围捕、杀害和清剿的消息后，决定前往儿子身边，为他提供支持和陪伴。
这位老人决定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儿子所在之处，协助他进行秘密的联络事务，以自己的行动给予儿子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导致党组织在上海难以维系。为确保安全，党组织作出了撤离的决定，并秘密实施了这一行动。
周劭纲不愿给儿子增添压力，便前往天津投靠大哥。大哥随后帮他找了份收发员的工作。就这样，他再次踏上了为妻子筹集安葬费用的道路。
1935年，周劭纲终于积攒够了足够的资金，随即带着钱回到了淮安。他遵循岳母早年的意愿，将已故的妻子安葬于周家祖坟，此时距妻子离世已二十八年。完成厚葬承诺后，他的积蓄也所剩无几，生活再次陷入贫困。
周恩来在七七事变后，因担忧独自在淮安生活的六十多岁老父亲，决定将其接到身边。彼时，他正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职，便顺利地将父亲安顿到了武汉。
据悉，周恩来在武汉进行演讲时，得知父亲周劭纲即将抵达。他动情地中断了演讲，眼中含泪对听众说：“朋友们，我父亲就要到了，我必须先行一步，与大家暂别。”
周恩来的神情透露出他对老父亲深深的思念，这种情感显而易见，无需多言，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自然流露出对父亲的怀念，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真挚情感。
随后，周劭纲伴随着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的迁徙与撤离，历经辗转，他们最终在重庆的红岩村找到了稳定的居所，安顿了下来。
周劭纲与一些家属居住在红岩村期间，周恩来则位于曾家岩安身。这样的安排确保了双方各有适宜的住处，且各自的生活井然有序。
周劭纲年迈却不愿无所事事，遂向组织请缨，希望能分担些工作。在周恩来的许可下，组织安排他负责仓库的看守任务，让他能够继续发挥余热。
周劭纲工作十分投入，但他有个遗憾，那就是尽管与儿子距离不远，却鲜有机会见面。即便身处相近之地，要见上儿子一面也颇为不易。
周恩来极为繁忙，即便到红岩村处理公务，也常无暇与父亲交谈。父亲便远远望着他的车，从下车到上车，只要能看到儿子身影，心中便已满是欣慰。
周恩来察觉到父亲的孤独，却因忙碌难以陪伴。他便托付同事，在他们休息回红岩村时，多陪父亲谈天解闷。同事归来后，周恩来会细致询问父亲的身体状况等细节，以此关心父亲。
1942年7月，邓颖超在医院发现周劭纲突发高烧并紧急安排其住院。此时，周恩来正处于手术后的恢复期。为避免影响他的健康，邓颖超决定暂时不向他透露周父生病的消息。
周劭纲患上了疟疾，时而陷入昏迷，时而恢复清醒。清醒时，他对守在床边的儿媳说道：“小超，怎么好几天都没见到儿子了，他没来看我吗？”
邓颖超不忍告知病榻上的老人真相，便轻声说道：“恩来现在有任务外出了，不过很快就会归来，他一回来，我立马安排他来看望您。”
周恩来因一句出于善意的谎言，遗憾地未能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这一遗憾伴随了他的一生，成为他心中难以释怀的痛楚。
1942年7月10日，周恩来刚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本是打算为父亲庆祝7月11日的68岁生日，不料前一天即7月9日，邓颖超已写信告知此事，而周劭纲却在那封信送达后的次日病情急剧恶化，不幸离世。
考虑到周恩来正在恢复中，组织担忧这一消息会给他带来沉重打击，故决定暂不向他透露其父亲已经过世的消息，以免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影响康复进程。
然而，父子情深，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经他追问，工作人员坦白了其父逝世的消息。得知真相后，他竟对邓颖超发了少有的脾气，这在他而言是极为罕见的。
他深知众人皆出于善意，然而父亲辛劳一生，他却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令他心痛无比，那份痛楚，直击心灵深处，难以言表。
在父亲去世后，尽管身体抱恙，周恩来仍坚持守候在灵旁，并主持了一场朴素而庄重的追悼仪式，以此表达对父亲的缅怀与尊敬。
父亲离世后，被安葬于办事处的公墓。周恩来不仅为父亲发布了讣告，还在自己的皮夹内珍藏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背面，是他亲手题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他直到去世都贴身携带着这张“爹爹遗像”，这份纯粹而深沉的孝心，实在令人感动且钦佩。它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深切怀念与无尽敬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