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站在老屋门前，身后的卫士持枪警戒，屋里的人看着他，眼神冷淡。
他张了张嘴，想喊“娘”，却没喊出来，她皱着眉问：“你是谁？”
那年，他是“陌生人”1949年春，李长如带队路过石陂镇。
他没穿军装，只留一身土布灰衣，领口汗渍斑斑，肩头落灰，他站在那家铺子门口，眼神死死盯着柜台后的老人。
李世福，六十多岁，瘦得只剩骨头，手里抹着算盘珠子。
“叔叔。”他低声喊了一句，沙哑，嗓子干。
李世福抬头看他一眼，眼神警惕，又瞥见门外那几个背枪的人。
他愣住，算盘掉了，“你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李长如站直身体，“我是长如。”
李世福的脸突然变了，“长如……你是……李长如？”
他点点头，李世福忽然扑过来抱住他，“你活着！”
他带李世福躲进铺子后间，“娘呢？”他问。
李世福低头，没出声，两秒后说了句：“还在，但……她怕你。”
李长如一愣，“怕我？”
李世福叹气，“她说你死了，你走那年才十二，她一直以为你饿死在江西的路上，十年没人信你还活着。”
“可我写信了。”
“没收到，邮差被抓，信扔沟里了，后来换了姓寄，也收不到。”
李长如脸色沉下来，他忽然问：“弟呢？”
李世福迟疑了下，“死了，十三岁，被地主抓去种地，活活累死。”
李长如没出声，他坐着，双手紧握，骨节发白，“我明天去见我娘。”他说。
李世福犹豫，“她可能不认得你。”
第二天清晨，李长如一身粗布衣，站在自家门口。
屋里有咳嗽声，他推门进去，木门“吱”一声响，屋里，一个老妇人蜷在床角，衣衫破旧，眼神浑浊。
他站在她面前，低声说：“娘，我是长如。”
老妇人盯着他看了三秒，猛地朝墙边缩去，“你是谁？”
李长如没动，他缓缓蹲下，伸手去握她的手，“我真的是长如。”
她的手猛地抽走，哭喊：“你走开！我儿子早死了！你不是他！”
外头的卫士冲进来，他摆手制止。
“出去。”
屋里只剩他和她。
“你不是长如。”她说。
“我是。”
他低声说出几个名字，提起小时候家里那口旧水缸，提起被蛇咬的那一夜，提起她熬的姜汤。
她的表情松动了，她盯着他看了很久，手在颤。
“你……真是……我儿？”他点头。
她忽然哇地一声哭出来，扑上来抱住他，一边打他一边骂他：“你为什么不回来……你让你弟一个人扛下所有苦……你还敢回来！”
李长如抱着她，什么话都没说。
他回来，却不是儿子，是“官兵”村里人围着看，没人敢靠近，他一回来，铺子前人就多了，有人小声问：“那是谁？”
“听说是李家的儿子。”
“哪个李家？”
“就是当年那个跑去打红军的——李长如。”
“啊，他还活着？”
“可他怎么身边跟着兵？”
李长如站在树下，听得清清楚楚，他没吭声。
有人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回来干嘛？吃饱了来认亲？”
他走过去，问：“你说什么？”
那人一看他靠近，往后退了几步，冷笑一声：“你走的时候你娘快疯了，天天给你做饭等你回来。你回来了呢？你弟活活饿死的时候你在哪？你凭什么回来？”
李长如没说话，他盯着那人的眼睛看了三秒。
“我弟的命，我会记住。”
“你记住有啥用？”那人声音哽住，最后说：“你走吧。这里不是你家了。”
他去了屋后，那个破水缸还在，长了青苔，下雨时会积水，他小时候就躲在水缸后面偷吃干粮。他弟会给他递一块红薯。
那天晚上他没睡，母亲坐在床边，点着一根蜡烛，问他一句：
“你是官？”
“不是。”
“那你有兵？”
他没说话。
她说：“你穿得干净。你有饭吃，可你弟死的时候，穿的是破裤子，没穿鞋。”
他眼眶发红。
她又说：“你信共产党？”
“信。”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家没一个活着？”
他没回。
她盯着他看了很久，说：“你不是我儿子，你是官兵。”
她转过头，背对着他睡了。
他走了，乡亲没送他一眼第三天清早，天还没亮，他离开了老家。
没人送，母亲没出门，邻居关着门，只有狗叫，隔着一堵墙，他没回头。
路过石陂镇口的时候，几个老乡拦住了他。
“李长如，我们想问一句，你到底是哪边的？”
他盯着那人看，那人是村口木匠，姓蓝，三十多岁，腿瘸，三年前老婆被土匪掳走，他一直说是“共产党没保护百姓”。
“你说你是红军，可你穿得像国军。”
“你带兵，不像回乡认亲的样子。”
“你回来，没人信你，也没人认你。”
李长如没吭声，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纸，那是旧报纸，已经皱成一团，他摊开，上面写着：
“李长如，中央红军第三纵队军需副营长。”
那几人互相看了一眼，没人说话，蓝木匠脸发白，低头避开他的目光。
“我回来，是为了看一眼我娘。”李长如说。
“我不是来做官的。”
“我没兵，我只带了几个人，是警卫，我们明天就走。”
他顿了顿：“你们怕的不是我，是我活着。”
没人说话，他走了，脚步稳，一步也没回头。
那天下午，母亲一个人去了田边，坐在田埂上抽泣。
李世福后来讲：“她手里攥着的是你小时候写的第一封信，‘娘，我吃得饱，别担心。’”
她说她没信过那是真的。
她说：“长如是死了，我只认得那个饿着肚子在水缸后头找红薯吃的孩子。”
她不认得眼前这个人了。
两年后，李长如在贵州病逝，肝病，拖了太久，没抢救过来。
他临死前说：“不要送我回家，家不认我。”
遗体就地火化，他的遗物只有一块布包，里面是三封回乡未投出的信和一张泛黄的家中照片。
照片上是他、弟弟和母亲，他才十岁，站在树下笑，脚上穿的是两只不一样的草鞋。
他不是个例，那一代人都没被认回李长如的故事，在部队里传开了，后来，有人说那不是他的错，是这个时代的错，也有人说，像他这样的人太多了。
1947年，陈再道回乡。
他进门，他舅母端着饭坐在炕上，一看见他，吓得把碗摔了，转身贴墙，喊：“你是哪路的？”
他没说话，舅母说他不是自己人，直到他说了句：“我是燕儿。”那是他的小名。
他舅母才扑上来抱住他，哭了。
但一小时后，整个村子都知道他回来，没人敢靠近，有人悄悄说：“他成官了，怕我们问他要粮。”
那一晚，他没留宿，天还没黑，就走了。
还有郑国仲。
1950年初春，他回老家福建，他进村，站在堂屋前，他父亲坐在堂屋中，穿着补了三层的衣服，手里还攥着锄头。
“爹，我回来了。”
他父亲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冷冷一句：“我没你这号儿子。”
郑国仲笑了一下，坐下，跟他说了很多往事，说他小时候偷了爹的烟叶藏在屋后，说他爹小时候给他剥红薯干吃。
说到一半，他父亲落泪了，“你……怎么变成这样子，我以为你会回来穿草鞋的。”
郑国仲抬起脚，脱下皮靴，赤脚走出门口，说：“我还是你儿。”
第二天，他离开，再没回来过。
他们回乡，都没被认下，不是脸不对，不是声音变了，是身份换了。
他们不再是“自家孩子”，他们是“兵”、“官”、“外人”。
乡亲怕他们，亲人疑他们，旧的关系被新身份冲掉，有的母亲认了孩子，也只认那一晚，有的父亲，从头到尾都没点头。
他们说：“你活着，我高兴，但你不是我儿。”
李长如走了，没人给他立碑，也没人请人烧纸，直到很多年后，当地编写红军口述史，才在一份战地文书上看到这个名字：
“李长如，江西人，十二岁入伍，曾任第三纵队副营长，1949年归乡探亲，次年病殁。”
再往下，没人记录他母亲有没有再认他，也没人知道他那三封信后来有没有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