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足尖一落，全场鼓掌。
没人知道，这个在舞台上飞跃的人，后来亲手逼死了自己的同事，打倒了舞伴，霸占了女演员。
他是英雄，也是刽子手，这不是一句修辞，是真的。
舞台背后的男人：刘庆棠不只是跳舞的海南岛，1964年，烈日，红土，战士的舞台要在这里生长，剧团下去体验生活，刘庆棠也去了。
人不多，白淑湘、戴爱莲，还有几个编导，大多数人是抱着学习心态去的，刘庆棠不是。
他说：我要演洪常青，我得先活成他。
他真做到了，每天清晨六点，别人在练习，他在摸哨、负重、学投弹。
他在琼海的椰子林里滚泥巴，爬山沟，不跟人打招呼，他的理由简单：“革命战士不需要客套。”
跳投弹舞的时候，他的脚趾全是血泡，他不叫一声苦，只说：“这个动作不像，得再抬高10公分。”
导演说危险，他说：战士怕危险就不叫战士，那一年，他才二十六岁。
排练回到北京，他整整减重八斤，肌肉结实，动作硬朗，像真从连队里出来的。
“托举动作不能像外国芭蕾那样轻飘，”他对搭档说，“得像推战友上山头。”
编导被他震住了，说这人真疯，他只冷笑：“要疯，得疯到像样。”
那一年，《红色娘子军》正式搬上舞台，首演那天，文化部的人都来了，周恩来也在。
幕布拉开，洪常青第一个动作是正步跨出，全场安静，三秒后，掌声炸了。
“就是他。”周恩来转头说了一句，从那一刻起，刘庆棠知道，他不是个演员了，他成了“样板”。
掌声之后的刀子：刘庆棠的上位之路谁也没想到，这个跳舞的人会成了副部长。
1970年，文化部改组，江青钦点名单里，有一个让所有人愣住的名字：刘庆棠。
那年他才32岁，军籍还在，编制是中央芭蕾舞团演员，怎么一步就跳到了副部长？
答案很简单，他投了人。
1969年，《红色娘子军》被定为“样板戏”，江青点名要推广，她身边缺人，尤其是懂艺术、听话、够狠的，刘庆棠三样都有。
他先是出现在江青身边做“汇报表演”，不多说话，只点头，执行每个指示，不提意见。
江青说：“你是我喜欢的那种战士型演员。”他立刻回答：“为您服务，是我的光荣。”
很快，江青给他提了建议：“你得主动站出来，把旧人清理掉。”
第一个倒下的，是黎国荃。
黎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副院长，文艺老资格，人缘好，业务强。
刘庆棠刚上任几天，就递了份内部报告，列出黎国荃“反对样板戏”、“妄议中央政策”、“生活作风不正”的三条罪状。
批斗会那天，黎国荃不说话，只低头听，两个小时后回家，晚上服毒自杀。
传言说，那天晚上刘庆棠还在机关食堂吃了一碗牛肉面。
紧接着，他开始“清理剧团内部”，白淑湘成了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和他在海南岛练动作、在排练厅摸黑练舞的搭档。
他很清楚她是国家一级演员，是“红剧”的灵魂人物之一，但他更知道，江青不喜欢她，白淑湘太“旧”，太有主见，太不听话。
“她有资产阶级情调，”刘庆棠在汇报材料中写，“排练时曾用‘贵族美’形容舞姿，思想有问题。”
白淑湘因此被隔离检查半年，再回剧团时，连配角都演不上了。
有一次，两人在后台偶遇，她低声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因为你挡了路。”
秘密换角色的那晚1972年，中央芭蕾舞团准备对外巡演，名单上白淑湘名列前茅。
刘庆棠亲自过问，说：“出国不能带有问题的人。”换下她的是个没演过几场的年轻舞蹈演员，传说是他亲自挑的。
有人质疑，他冷冷回应：“江青不同意，我能怎么办？”
这不是理由，是伪装，那女孩后来成了他的情人之一。
团里早就传过他和女演员的关系，“老刘的办公室有暗门。”有人这么说，也有人亲眼见过他半夜叫排练时，几个年轻女演员从那门进进出出。
1980年，中纪委立案，查出他有多项严重“生活作风问题”，多名女演员出面指证他在“安排角色”和“出访名额”上索取性交易。
“他说我再不答应，就一辈子别想上台。”一名证人回忆。
这年他已从文化部调离，没人为他说话，当初跟着他一起喊口号的，一夜之间都失踪了。
1983年，刘庆棠被法院判刑17年，罪名包括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生活腐化等。
媒体没有报道详情，只有内参中写了一句：“曾任文化部副职的刘某，涉生活腐化问题，处理从重。”
他被捕那天，《红色娘子军》正在北京剧院复排，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
舞台上依然是那个正步跨出的洪常青，演员换了几代，但动作、神情都学他当年的样子。
没人教他们这样跳，他们只是在看旧录像的时候被震住了。
他们不知道，那个人后来戴着手铐走进了法庭。
《红色娘子军》：光环之下的政治剧本剧场里的掌声太响，盖住了耳边的命令，这是艺术，但首先是任务。
《红色娘子军》从不是普通的舞剧，它从第一天起，就是江青亲自抓的项目。
1970年，中央下发正式文件，八大样板戏成为政治宣传重点。
芭蕾作为“帝国主义文化”的代表，必须被改造，改得彻底，改得红。
问题来了：西方的足尖舞，怎么表达中国革命？
江青给出答案：“改编，剪裁，加钢加火。”刘庆棠明白她的意思，外形可以借，灵魂必须红。
不能跳爱情，不能跳贵族，不能跳忧郁，只能跳战斗、信仰、胜利。
当时的创作组是集体编舞，导演组8人，编导3人，演员中有两名党代表，排练中每天要做政治学习。
每一个动作都要解释政治含义，每一段旋转都要体现阶级立场。
编“投弹舞”的时候，有人提议模仿古典芭蕾“跳跃加旋转”，刘庆棠反对：“不行，像小天鹅了。”
他亲自演示：“投弹动作要重，手要有力，不是飘，是爆。”他还要求配乐加重打击乐，节奏必须像枪声一样密。
作曲吴祖强一开始不答应，“这不是作曲，是写军号。”刘庆棠跟江青通了气，两天后，吴祖强妥协，音乐变了风格，电子打击音混进交响乐。
后来那一段成了经典，观众说“像炸弹在耳边炸”。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演员、一个副部长、一个政治工具的三重身份共同打磨的产物。
《红色娘子军》成了样板，也是牢笼。
1976年，江青倒台，样板戏全面清查，《红色娘子军》也被列入审查名单。
刘庆棠那年还在上任，他知道风向不对，主动写了份“思想检查”，说“自己早年不够警惕，受了极左影响”。
没人相信他。
那几年，《红色娘子军》被封箱，录像被下架，舞台被改编，演员调走，那段时间，没人敢说这部剧“好”，因为它曾经“太红”。
真正的转机在2009年。
那年，巴黎歌剧院邀请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经典作品，剧团内部争议激烈，要不要带《红色娘子军》？
老演员提议复排：“这部戏技术含量高，不演是损失。”
有人反对：“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作品？”
最终剧团还是决定排，巴黎演出那天，舞台布景没改，枪声照旧响起，足尖飞起，全场起立鼓掌。
外国观众不知道江青，不知道刘庆棠，只看到了芭蕾和革命的结合。
那一刻，《红色娘子军》不再是“政治任务”，它重新成为“舞剧”。
2014年，北京国家大剧院复排《红剧》，年轻演员再学“投弹舞”。
录像带播放的是1965年版，刘庆棠在镜头里，一次次起跳、落地、转身，眼神坚决。
新演员看完，沉默，导演问他们学到什么，有人说：“他太像一个真的战士了。”
导演没说话，他知道，这句话的另一半是：“但我们不是。”
没人能超越它，也没人敢再复制后来很多剧团试过创新芭蕾，没一个能走得出《红》的影子。
《大红灯笼高高挂》，用的是张艺谋的剧本，结构上接近西方叙事。
演员身法漂亮，情节干净，但缺力量，观众说：“像是一群很努力的外国人，在学中国故事。”
《黄河》动作复杂，节奏强劲，但没有人物，编导说：“我们不想政治化。”可观众却说：“那不是芭蕾，只是舞。”
只有《红色娘子军》把角色、技术、政治、民族、战争、语言都搅在一起，它的诞生，是一次剧痛后的创造。
它成了不可复制的范式，也成了后人不愿再碰的禁区。
刘庆棠出狱后，有记者想采访他，他拒绝，说：“我没什么好说的。”
他住在北郊，没人再提起他的舞蹈，偶尔有老演员路过，说他在屋里还练动作，脚背压得很狠。
他死在2004年，悄无声息，骨灰盒里，家人塞了一张他当年演《洪常青》的剧照，照片发黄，背面写了一行字：
“我曾是英雄。”
现在剧团还在演这部剧，海口、广州、巴黎、纽约，每一场都有人起立鼓掌。
演员一代代换，但第一代洪常青，没人敢提，资料里写得很小：首演者刘庆棠。
有人说应该删掉他的名字，也有人说，不应该。
“不能因为他坏，就把他跳的那段舞也抹了。”
这是艺术最吊诡的地方：创造它的人，可能是恶人；但作品本身，可能是光。
那段投弹舞，还在教材里，还在芭蕾学校的镜子前，一遍遍地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