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中午12点多，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上海回到人民手中，遂出动4批次17架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对全市重要的电力、供水、机电等生产企业进行轰炸，史称“二·六大轰炸”。

当时上海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挨了15枚炸弹，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另有13台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一台主发电机严重受损。

一时间，上海五分之四的发电能力瘫痪，全市大批企业被迫停产，市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在专门生产蛋粉、蛋白干的益民工业公司食品第一厂车间里，因为突然的停电导致机器设备全部停转，大量原料无法投产。

这可急坏了工人师傅：鸡蛋是极易腐败变质的东西，就算现在是冬天，已经打成蛋浆的鸡蛋放在高温的车间里也会迅速发臭产生毒素，导致生产的蛋粉无法食用。

并且此刻车间里还有用于生产冰激凌的牛奶，同样也是易腐产品。如果生产因为停电中断一天以上那造成的浪费可就大了！

在大轰炸中电厂遭到严重破坏

仅仅几分钟后，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年轻人赶到车间，在听完汇报后他冷静地说：“不要紧，厂里还有两台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呢！”

“发电机是有的没错。”工人又说“负责柴油发电机的林师傅偏巧又不在，这可怎么办！”

年轻人没有吭声，他娴熟地检查了柴油机的水箱，往里面加了点防冻液，很快就把发电机启动了。

因为担心一台发电机的电流不足以支撑车间主设备，他又改造了发电机的电路，把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很快设备又恢复了熟悉的，令人安心的轰鸣声，各种指示灯也渐次亮了起来。

这一次应急处理让老工人们对年轻人的能力心服口服，也为后来益民一厂承接政府交办的更多生产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这位年轻人便是时年才24岁，刚刚担任益民一厂生产厂长不久的江同志。

1955年在苏联学习时的江同志（右二）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益民工厂原来的熟练工人因为躲避空袭等种种原因有一部分流动到乡下去了，为了抓好生产，江同志想方设法招聘了300多打蛋工人，并亲自组织面试。

为什么打蛋也要面试呢？因为当时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鱼龙难辨，抓好面试关是必要的的，能够防止坏分子伺机混进来搞破坏。

包括后来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生产军用罐头、生产新中国自己的冰激凌、帮助“益民”自产的冰激凌打开销路等许多看起来十分艰巨的任务，都是江同志想方设法解决了一系列问题，确保益民厂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987年12月，朱镕基同志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位上“空降”上海，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次年4月下旬，在上海市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上海市市长。

大会投票选举市长之前，主持人提出请朱镕基发表一段“竞选演说”，时长以15分钟为限。

朱镕基同志发表“竞选演说”

穿着一件浅灰色西装，身形挺拔的朱镕基从容来到麦克风前：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朱镕基的演讲太精彩了，原定15分钟的发言一再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最后延长到了一个小时。

朱镕基的讲话感染力很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没有套路，也没有废话，所以听他讲话，能感到他是在向你交心，常常被他发自肺腑的语言打动。

在演讲的尾声，朱镕基坦率地“交代”了自己的几个不足和缺点：

“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

朱镕基在上海

朱镕基所提到的第一条缺点，是“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这是实实在在的，毫无掩饰之处。

从1951年参加革命到1987年底来到上海，朱镕基在计委系统、经委系统工作长达30多年，中间虽然在“五七”干校“锻炼”了几年，但那时候情况特殊，他并没有担任什么实质性的岗位。

从益民一厂到上海制皂厂，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上海再到长春，从长春又到武汉，在长达十五六年的各地基层工作生涯中，江同志养成了不急不躁、周密细致的办事作风，同时对基层的实际情况深有了解。

1954年底，江同志因为专业能力突出、政治素质过硬奉调到还在筹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

他来到长春的时候，正是东北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那时候的长春一汽还没有竣工，同志们从窗口往外望去，只见冰天雪地，人烟稀少。

那时候的条件颇为艰苦，即便是一汽的高级技术人员，有时候也要挨冻，有时候没东西吃，但江同志对人生却始终抱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江同志（右六）和同事们及苏联专家在长春一汽建设现场

1961年秋天，为了避免大伙在即将来临的寒冬挨冻，他还主动担任了一汽附属热电站“煤改油”工程的总指挥，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完成了改造工程，确保了一汽10万职工和家属温暖过冬。

江同志不厌其烦地向上级请示审批，最后居然想方设法搞来了一车鱼，给大部分是南方人、从大庆油田请来的专业施工队的同志们增加营养，以确保工程的进度。

善于抓细节的江同志还专门交代食堂：做的菜要尽量符合南方同志的口味，比如把红烧鸡块改成白斩鸡。

由于用人得宜，办事公道，江同志得到了厂内职工的一致尊重，有的老工人甚至动情地说：“江同志，你不应该在这里当厂长，你应该去当部长。”

60年代初期，江同志在充分研究老系列仿制电机的基础上，领导同事们自行研发并生产了新中国第一代JO2小型三相异步电机。

这款电机问世后立即产生轰动：因为该电机系列从效率、材质、寿命到重量，都有了相当大的改进。

1963年3月，江同志（前排右五）同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研发团队成员合影

因为三相电机这种产品早在1900年就已经问世，属于成熟产品，再进一步提高效率已非常困难，但这款新电机竟实现了提效1.5%的惊人突破。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新电机还节约了14%的铜，10%的硅钢片，并且缩小了20%的体积，减轻了15%的重量，对于当时各种资源还比较稀缺的国家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正因如此，业界对这款产品的评价很高，1966年获一机部新产品设计一等奖，并一直在全国工厂生产到九十年代初。

江同志是一位充满乐观精神的实干家。60年代后期在武汉时，由于本职工作暂时无法开展，他自己读完了长达三百多页的核工业教程，还学会了游泳。

后来去北京出差时，他还利用时间间隙专门拜访了几位原子能方面的专家，又想方设法去房山参观了中国第一座核实验堆。

朱镕基所提到的第二条不足，是“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时留影

这话一点也不假：虽然朱镕基工作的岗位不少，但除了1951-1952年短暂地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过副主任外，其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北京。

特别是1979年开始在国家经委任职长达9年，一直在协助康世恩、袁宝华、张劲夫等领导同志统筹全局，安排全国的经济发展事宜。

然而和国家经委的“专业”相比，地方上的事情就是柴米油盐什么都要管，因此“初来乍到”的朱镕基不免是有些忐忑的。

他坦言“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

1985年夏天，江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这时他已阔别上海二十多年，要当好上海这个1100多万人口的“大家庭”的“家长”，要做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

尽管大家都认为江同志很有能力，但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大摊子，许多人依然对他能取得多大成功抱有疑虑。

1989年8月江同志在上海钢铁一厂

或许是理工科背景的关系，在展开每一项新工作时，江同志总是显得极有耐心且专注，尽管遭到一时的挫折，他并不气馁，也从不放弃。

出任市长之后不久，江同志即打破常规召开记者会，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我花了12天半的时间来听取汇报，并到很多地方实地考察。多年来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只能逐个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少说多干。”

江同志来到上海的第一年夏天，市区连降暴雨，十几万市民的家中成为一片汪洋，穿着高筒雨靴的江同志走遍了上海积水严重的受灾户，了解到当时人均住房面积只有4平方米，而且还有许多人住在这样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简陋房子里，心情十分沉重。

一定要解决市民住房小、条件差的问题！

江同志经过深度调研和多方论证，开创性地出台了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快速建房的新政策，成为后来“经济适用房”的雏形。

80年代的上海

在新政策的支持下，上海的新房建设、棚户区和危房拆建进度大大加快，与此同时，上海市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第一个提出通过国际融资方式改造市政设施的方案。

随后，上海市先后融资30多亿美元，新建地铁、桥梁，扩建飞机场，治理污水，提升公用电话系统，每一件都成了造福市民的大好事。

当年，上海还是个城市和乡村泾渭分明的地方，但在江同志领导的市政府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之后，郊区的配套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上海市区面积每年以3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

80年代初，上海市建成面积才只有230多平方公里，而到了1987年已达344平方公里，增长近一半。

江同志用自己在上海几年的工作经历说明：作为主持地方的领导同志，首先就要“接地气”，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

　　朱镕基所提到的自己第三条不足是“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

朱镕基同志雷厉风行，眼里不揉沙子

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贯穿于朱镕基一生事业的始终，这也是他广受人民群众所称道的优点。

在以改革求发展的时代浪潮中，朱镕基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然而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更是“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有了朱镕基的直率冷峻，江同志的亲和幽默同样不可或缺。

1992年1月，江同志回到上海考察，在展览中心会见了上海的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和各界人士。

时任《解放日报》记者的张蔚飞负责江同志相关活动的报道工作，他一开始站在江同志前方2米远的地方拍摄，但随着江同志转过身向后排拱手致意，他反而站在了江同志的后面。

张蔚飞心中一急，想要斜穿到人群侧前方的地方拍摄，可能是地板太滑，也可能是他有点慌张，刚一转身就觉得脚下一滑，天旋地转。

1988年3月，江同志与朱镕基同志在一起

众人只听得“咚”的一声闷响，原来是张蔚飞整个人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虽然多出了这么一个小插曲，会见的气氛却没有受到影响，依然愉快地结束了，只有张蔚飞懊恼惭愧，整个人垂头丧气的。

但没想到的是，2天后张蔚飞却收到了上海市委写来的慰问信，原来江同志在去机场的路上专门问起了张蔚飞摔倒的情况，并嘱咐市委同志转《解放日报》社予以关心。

多年后张蔚飞回忆起此时依然感动不已：“当我从丁锡满总编手里取过王秘书长（时任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力平）的信时，我的心被震动了，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

朱镕基同志对自己缺点的认知，也体现了他对江同志优点的认可，他的风光霁月，胸怀坦荡，成了令上海市委、市政府同志们倾心折服的重要因素。

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益的，就算承认自己不如别人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1988年10月，江同志与朱镕基同志上海庆贺老科学家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座谈会上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江同志与朱镕基同志能够达成默契合作，共同领导国家走过一段不平凡岁月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