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年，汉桓帝刘志下达了一道命令，那便是将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以及五大夫等各类官爵，分别按照不同的价钱进行售卖。

后世将这样的行为称作“卖官鬻爵”。

自汉桓帝那道圣旨颁布起，打这一日始，汉桓帝便在史书上落下了难以洗刷的骂名。就因如此，后来诸葛亮所说的“未尝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这句话，一直被众人牢牢铭记至今，汉桓帝也只能背负着这骂名在历史中留痕了。

其实，单就汉桓帝在位期间的执政作为来考量的话，便会发觉，历史上的汉桓帝，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昏君，起码不是那种十足的昏君。在其当政之时，他成功铲除掉了外戚势力，对士族予以压制，同时也制裁了宦官群体，进而使得权力再度达成平衡状态。

在对外战争这件事上，困扰东汉许久的羌族问题被汉桓帝成功解决了。彼时刚刚在北方兴起的鲜卑势力，同样也被汉桓帝给狠狠地打压下去，毫无还手之力。再看西边的西域地区，更是在汉桓帝的治理下被牢牢掌控住，由此国家主权得以稳定下来。

仅从政绩方面考量，历史上真实的汉桓帝，说起来着实不算差劲，乃至能够被视作一位不错的皇帝。然而最终，只因他有卖官鬻爵这一行为，其全部的功绩与成果，差不多都被一笔勾销了。毕竟在后世之人看来，卖官鬻爵这种行径，实在是恶劣至极，这几乎就是政治极度腐败的典型标志！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汉桓帝究竟为何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呢？身为皇帝，整个东汉的财富皆归其所有，那他又为何要拿国家的官职、爵位去换取钱财呢？难道他真的是出于一己之私，从而对东汉的国家体制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吗？

实际上，答案并非是肯定的，而是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答案是予以否定的。

事实上，汉桓帝进行官职买卖之举，并非是为了一己之享乐。彼时东汉的财政体系已然陷入难以为续的困境，整个国家都濒临崩溃边缘。可当时东汉的统治高层，寻觅遍了也没能找到其他任何行之有效的筹集资金的办法，来填补这巨大的财政亏空。

因此，汉桓帝实在是出于给国家填补亏空的无奈之举，才迫不得已地去进行买卖官职爵位的行为，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筹措钱财呢！

若要真真正正把汉桓帝买卖官职爵位这件事说明白，那实际上得从东汉经济走向崩溃的情况说起才行。

由于历史方面的缘故，东汉自开国起，便大体上承袭了西汉的整套经济制度。在东汉前期，这一制度着实挺管用。历经刘秀、刘庄、刘炟这三位皇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后，东汉的国力于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在位之时，攀升至了顶峰。

然而，恰恰是在汉和帝所处的那个时代，当东汉王朝已然攀升至历史的巅峰之际，一个此前隐匿着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开始慢慢地浮出了水面，逐渐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有这样一个问题，它被称作“庄园经济”。

东汉时期的庄园经济，与欧洲的庄园经济全然是两个不同概念。通俗来讲，东汉如同西汉一般，是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并且由于汉朝所处时代相对较早，人们对于土地兼并的认知还不够深刻，故而国家在当时基本上缺乏抑制土地兼并的有效举措。

于是在后来，便出现了一种极为奇葩的状况：发展到后期阶段，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一个县当中的绝大部分土地，往往仅为少数几个家族所占有。就拿西汉末年的新野县来讲，该县内相当大比例的耕地，皆是邓家与阴家的。

而刘秀后来之所以能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得益于这两个家族所给予的支持。

西汉末年之时，那种土地极为集中的状况就曾出现过一回。只是后续经历了两汉之交的乱战，四处战火纷飞。在这些战争的影响下，诸多土地沦为无主荒地，且被打乱重新分配，如此一来，这一问题才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然而在东汉开国之后，历经近百年的和平发展阶段，不少地方的大族富户便又开始不断购置当地的土地。最终，一个县的大部分土地都被他们重新掌控了。并且，这些大族富户在购置土地期间，还能够与其他豪强进行土地置换，以此来将自家的土地集中起来。

最终呈现出来的局面是，在特定的某一个区域当中，差不多这里所有的土地，无一例外全都归属于这个家族，整个区域内的土地几乎都被该家族所掌控呢。

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东汉时期的庄园经济便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说，当特定的这个结果呈现出来的时候，东汉的庄园经济随之就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了。

在东汉时期，存在着这样一种庄园经济模式。当一个家族把某一区域内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据为己有时，当地的百姓便只有两种选择了。其一是离开这片区域，前往别处购置土地以维持生计；其二则是转变身份成为佃农，为这个家族劳作，进而沦为该家族的附属之人。

此后，在这个家族当中，便会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在庄园里面，最基本的生活依靠“男耕女织”的方式就能维持下去。若是规模稍大一些的庄园，其内部还会发展出其他的手工业或者制造业。庄园里能实现绝大多数生活产品的自给自足，无需与外界开展贸易往来。

从客观层面来讲，这种庄园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优点。就拿当地百姓来说，当他们进入庄园生活后，便形成了抱团之势。如此一来，抵御风险的能力便得以增强。一旦遭遇天灾或者疾病侵袭，众人能依靠庄园的土地，结成利益共同体，进而相互扶持。

然而就一个国家而言，在这种庄园形成并固定下来之后，随之产生的诸多问题便接踵而至了。其引发的各类状况，着实给整个国家带来了不少麻烦与困扰呢。

最初被曝光出来的隐患，当属货币以及商品的流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这个庄园内部能够产出绝大多数的商品，正因如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极为少数的特殊情形外，该家族鲜少与外界开展贸易活动。所产出的粮食，都是直接储存起来，基本上不会拿到市场上去售卖。

有时候会制作出一些物品，将其拿到外面售卖后，所换回的钱款，并不会用于消费支出，而是会被家族直接留存起来！

倘若仅有一两个家族如此行事，那问题或许还不至于太过严重。可要是所有家族都这般操作的话，最终将会致使市面上的商品整体数量急剧减少，同时流通于市面的货币总量也会猛然下降。

东汉时期所使用的货币为金属材质，其中大多是以铜来铸钱。自东汉中期起，逐渐地，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数量日益减少。即便国家全力投入去铸造钱币，其速度也远远比不上那些大家族囤积铜钱的速度。

这样的一种现象，径直引发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状况，此状况便是严重的“通货紧缩”！

上述所提及的内容包含了一些较为复杂的经济学概念。在现代，人们理解起来都存在一定难度，更不用说生活在东汉时期的普通百姓了。实际上，自东汉中期起，整体呈现出这样的大趋势：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以及各类商品的数量日益减少，并且各个农耕庄园的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

此后，东汉的国家层面便开始为此事而头疼不已了。那时候，相关的状况不断出现，使得东汉国家在面对这些情况时，满是困扰，陷入到了头疼的境地之中，不知该如何妥善地去处理应对才好。

东汉政府收入主要有两大重要来源。其一是田税，它是依据土地来计算的，只要土地在那儿，不论土地归谁所有，田主都需缴纳相应税款。其二是人头税，是按照人数来算的，每一位东汉的百姓，都要依照规定的时间上缴这笔税款。

然而在庄园模式诞生以后，上述提及的这两项收入均呈现出明显的下滑态势。毕竟那些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他们有的是手段来对土地数量进行瞒报，同时也能够做到对人口数量予以漏报。

在东汉前期，确切来讲直至汉和帝离世前，此问题都并非十分突出。一方面，那时东汉政府的管控力度颇大，每任皇帝都会开展大规模的土地及人口普查工作，要是有人敢瞒报，那便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东汉前期总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增多了，相应的人头税自然也会随之增加。

在东汉前期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整体收入情况呈现出一种态势，那就是一直在稳步地往上增长着，即便增长幅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能够保证收入不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然而，在东汉历经极盛阶段过后，情形便有所不同了。

接下来，当我们看清东汉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漏洞后，便能够理解后续出现的那些问题了。也就是说，在明晰了东汉经济运作方面的缺陷所在后，与之相关的后续一系列隐患，也就可以被我们所理解把握了。

庄园经济具有自给自足的特性，这使得市面上的商品以及货币的数量日益减少。如此一来，国家在收税方面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而到了汉桓帝所处的时代，这种趋势愈发显著起来，情况已十分突出了。

第二种雷，属于天灾雷。

自汉和帝离世起，往后将近二十年的光阴当中，东汉频繁遭遇天灾，地震更是几乎年年都有发生！而在这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大部分时间皆是由女君邓绥把控着朝政大权。

不得不承认，那位被武则天当作偶像的东汉太后着实厉害非凡。在她掌控大权期间，即便天灾屡屡发生，可她却将安抚民众以及开展赈灾等工作完成得极为出色，成功避免了东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情况。

即便如此，那场长达二十年的天灾，还是将东汉此前上百年积攒的家底消耗殆尽。待到邓绥执政后期，东汉的国库差不多已被完全掏空，所有的钱财以及各类资源，都已悉数用于赈灾之事了。

除此之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天灾影响下，东汉政府手中所掌控的土地也被其无情地带走了。这场天灾持续时间很长，使得东汉政府原本拥有的土地不再为其所有，可谓是让东汉政府在土地方面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东汉在制度方面承继了西汉，其中有一项“假民公田”的福利举措。简单来讲，就是国家掌控着一部分公田，这些公田可供失去土地的百姓去租赁耕种。如此这般，那些因土地被兼并而没了土地的百姓，便不至于因没了生计活路就起来造反啦。

然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邓绥主政期间，为了对灾民予以赈济，她把诸多的国家公田都悉数租给了丧失土地的百姓。并且，那时的东汉为了让百姓日子能好过些，还推行了一系列税收优惠举措。可等到天灾过去之后，后续即位的汉安帝却没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隐患，未将这些土地收回。

因而到了后面，像汉顺帝在位期间等情况。想要把那些公田重新收回，几乎是办不到的事了。毕竟彼时百姓耕种这些土地，都已经有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之久，这片土地已然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所在。要是强行去收回，必然会催生出大批流民，说不定随后他们便会起来造反了。

正是由于这场天灾的缘故，东汉前期所积攒起来的国库财富以及手中所拥有的公田全部丧失殆尽。在此之后，东汉便再也无法凭借公田去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加以平衡了。如此一来，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推行的“假民公田”这一政策，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施行下去了。

第三个存在的雷区，当属编制方面的问题所形成的雷了。在诸多情况当中，编制相关事宜犹如一颗隐藏着的雷，其一旦触发，便可能引发一系列后续的状况，给相关方面带来不小的影响和困扰，它所蕴含的潜在风险是不容忽视的。

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每当不少人指责汉桓帝为昏君之时，常常会拿出这样一个例证：汉桓帝当政期间，宫廷里任用了众多的宫女。而关于宫女的具体数量，人们的看法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有人声称当时宫女数量有一两千，也有人坚称彼时宫女多达六千多。

接着，不少人都讲，这可是汉桓帝荒淫无度的体现！汉桓帝一人就霸占了如此多的女子，分明就是为了一己私欲的满足。甚至有部分野史还觉得，汉桓帝在宫中养了这么多宫女，其目的就是要天天举办“无遮大会”呢。

并且，有人竟将汉桓帝时期的宫女数量与西汉初年作比较。在西汉初期，吕后主政之时，宫中仅有一百来个宫女罢了。可到了汉桓帝这儿，宫中却要供养六千多宫女。这不是荒淫无度又能算是什么呢？

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也唯有无奈地表示，这无疑就是典型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答案的状况，完全就是一种呈现出历史无解特征的情形呢，确实也只能作此感慨了。

要是在汉桓帝那个时代之前，宫里向来也就只有几百个宫女罢了。然而等汉桓帝登上皇位之后，宫女数量一下子就扩编到了几千人，这般情形，乍一看确实好像是他荒淫无度所致。可关键在于，这多达六千的宫女编制，难道全都是由他一手扩张起来的吗？

很明显，答案并非如此！

汉初之时，宫女仅有几十人而已。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到了汉桓帝那个时代，宫女数量已然达到几千人。在这期间，特别是东汉时期，由于多次出现太后执掌朝政的情况，而太后处理政务时更偏爱任用宫女来办事，觉得这样更为便捷。于是乎，东汉后宫的宫女编制便逐渐扩张，最终达到了数千人之多。

从汉桓帝所处的情况来看，要供养那数千名宫女的话，无疑是会产生一笔极为庞大的开支。既然已经是这样的状况了，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裁减掉一部分宫女呢？为何不把宫女的编制给缩减一下呢？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汉桓帝在最初得以掌权之际，内心也是这般所想！

汉桓帝在刚铲除梁冀之后，也曾动过心思，想着通过各种途径去缩减人员编制，以此来削减政府的财政开支。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察觉到裁员这事根本没法落实。毕竟每一位宫女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都承担着相应的工作任务，一旦将其裁撤，那些工作便无人承担了。

事实上，后世历代王朝都难逃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编制这回事儿啊，增加起来那是较为轻松的，可一旦要削减下来，基本就没什么可能性了。要知道，每一个编制的背后，都牵涉着诸多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呢，哪怕是贵为皇帝，也没法随意进行裁员。

就拿这些宫女来说吧，其中有些宫女在往昔可是邓太后或者梁太后身旁极为亲近的心腹之人，知晓诸多隐秘之事。要是冒冒失失地将她们裁减掉，那等她们离开皇宫后，是根本没法生存下去的。如此一来，一旦遭遇裁员而踏出皇宫，谁又能料得到她们会怎样去诋毁皇宫呢？

就连向来最好欺负的宫女，裁起员来都如此困难！如此情形之下，其他岗位裁员的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那必定是难上加难，根本无需多言。

由此可见，在汉桓帝所处的时代，财政供养人员过多这一状况堪称是一个巨大隐患。彼时东汉政府背负了超量的编制负担，想要裁减却无法实现，就当时而言，这个棘手的难题根本没办法在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

而边疆战事，便如同那第四个雷一般。其状况复杂且严峻，就像潜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的雷区，随时可能因各种突发情况而引发较大影响，成为局势发展中令人格外担忧、需高度重视的关键所在。

东汉处于极盛之时，北匈奴被其彻底击垮，最终只能无奈投降。并且，除了匈奴外，像羌族、鲜卑、乌桓等周边的几个邻居，也都一一被东汉给打服帖了，全都老老实实的，甘愿在东汉面前当个听话的小弟。

然而，当东汉度过其极盛阶段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那场长达二十年的天灾以后，原先依附于汉朝的那些小弟，差不多全都按捺不住，纷纷开始有所行动，不断地对汉朝的边境进行骚扰。

在这之中，闹得最为厉害的，当属西边的西羌了。

史书记载显示，自东汉中期起，西羌年年都会对东汉边疆展开大规模的侵扰行动。面对西羌的这般袭扰，东汉无奈之下只能在西线保持众多的常备军队以作抵御。并且，每一年为了同西羌作战，东汉在军费方面的支出数额更是极其庞大。

《后汉书段颎传》能为我们揭晓当时东汉所消耗的军费情况。段颎在给汉桓帝的上书中清晰指出，汉安帝在位时，为镇压西羌，东汉耗费了多达两百四十亿的军费。而到了汉顺帝在位期间，同样在相关事务上支出了八十亿的军费。

需明确的是，在东汉那个时期，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几十个亿罢了。据相关史书记载，汉桓帝把梁冀诛杀后，对其家底进行抄没，从中抄出的财富大概有三十亿左右。然而即便抄没了这三十亿，汉桓帝也顶多只能给百姓减免一半的赋税而已。

如此计算一番的话，在当时那个时期，汉朝所拥有的国家财政收入数额，大致是处于五十亿到六十亿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

西羌那边的战事开销可不得了，竟然花掉了汉朝长达六七年的全国财政收入！这意味着啥呢？就是说那时候全天下的老百姓，就算都不吃不喝，一门心思拼命劳作七年所上缴的税款，也才刚好能补上在西羌战事上耗费的军费这个大窟窿呢。

这还尚未将抵御匈奴、鲜卑以及乌桓等其他游牧民族的相关花费计算在内呢。要是把整个汉朝用于边防的各项费用全都累加起来的话，那数额之高简直是令人咋舌。

总而言之，东汉当时面临着诸多难题，通货紧缩的状况持续，税收不断减少，财政编制又过于臃肿，庞大的军费开支更是雪上加霜，再算上此前接连多年的天灾侵袭。就这几方面的问题，已然将东汉的财政消耗得一干二净了。汉桓帝在诛杀梁冀之后，所面对的恰恰就是这般艰难困境。

接下来，在把这些矛盾都梳理清晰之后，我们便能站在汉桓帝的角度去考量了，接着就可以试着去解决那些存在的问题啦，往直白了说呢，也就是能够试着开启搞钱的行动咯。

若想实现搞钱的目标，主要途径无外乎开源与节流这两方面，在此先来讲讲节流的相关内容。

这四个口子当中，哪一个是最易于解决的呢？

通货紧缩的状况是没法单纯依靠一种方式就解决掉的。就像东汉时期面临的通货紧缩，并非仅仅由于货币数量不足而引发，所以仅仅去大量制造钱币并不能起到作用。若要切实解决这一难题，首要的是得破除地方豪强过于独立自治的情况，以此促使商品市场变得更为繁荣。

汉桓帝是决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只要他有所行动，那势必就会触及到那些地方世家豪强的根本利益，如此一来，东汉各个地方可就要掀起造反的风波啦。

税收有所减少这一问题是需要去设法解决一下的。而解决之道呢，便是增加税收。可关键在于，加税可不能随意而为。要知道，不管何种形式的加税举措，最终承担的必然是老百姓。要是加税幅度过大，致使老百姓被逼得毫无出路，那他们可就只能奋起反抗了。

财政编制数量过多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要知道，汉桓帝那个时候是没办法进行大规模裁员，也没法去裁撤政府编制的。一旦这么做了，必然会致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极有可能出现类似“裁员裁到关键要害部位”的糟糕情况呢。

如此一来，最为容易解决的，竟然是西边的西羌了。

就这样，基于这样的缘由，便出现了我们于史书当中所见到的那一段历史情况：在公元159年之时，汉桓帝对梁冀予以诛杀，还把梁冀家族进行了抄家处理。并且，汉桓帝为能争取到民心，进而稳固国家统治，他宣告在接下来的一年期间，全国百姓的税赋都减免一半！

至于免税所产生的亏空，那就得拿梁冀的家产来填补了。

就在诛杀梁冀的那一年，汉桓帝将段颎提拔为护羌校尉，由此正式拉开了针对西羌的战事帷幕。在随后的两年时光中，段颎在西线那可是毫不留情，一路杀进羌族的腹地，大肆杀戮起来。

这一结果无疑是从根基处触怒了西羌。于是接下来，即便段颎在正面将西羌主力击败，可剩余的西羌部族依旧开始大肆侵扰汉朝边境。彼时，羌族大规模涌入武威、张掖、酒泉等多地，整个凉州境内处处战火纷飞。而这些战火，最终竟还蔓延到了关中地区！

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段颎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对那些军功世家的利益造成了极大冲击。在过去将近百年的时间当中，东汉高层的军功世家向来都是靠着养寇自重的手段行事。然而段颎这般行事，无疑是把本属于他们的功劳给抢走了。所以没过多久，以凉州刺史郭闳为首的世家一派，就企图抢夺段颎的军功。为此，他们对段颎进行构陷，不断给他使绊子，最终致使段颎还曾一度被关进监狱接受问责。

汉桓帝身处如此这般的局面之中，已然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面对此情此景，他着实是进退两难，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好似骑在了凶猛的老虎背上，想下都下不来了，只能被困在这棘手的局势里犯难呢。

倘若他就此停止对羌族的进攻行动，那此前的所有付出便都付诸东流了。并且，要是他选择退让的话，这无疑是在向那些世家大族服软低头，这一点是他绝对无法容忍接受的。于是，最终汉桓帝下定决心死保段颎。而段颎也只是被关押了不长时间后，便又一次被派往前线，重新统领军队作战了。

汉桓帝在人事方面，能够坚决力保段颎，以持续施行其强硬的政策。可之后，打仗所需的经费要从哪儿来呢？那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又该怎么去安置呢？这一切可都是离不开钱的！

汉桓帝望着那国库，里面空空如也，啥都没剩下，这情况可让他极为头疼。要知道，国库本应充盈，有足够的钱粮物资来维持国家诸多事务的运转呢，可如今这般空空的模样，着实是给他出了个大难题，愁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啦。

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此一来，就只剩下借这一条路可走啦。

其一，汉桓帝颁布诏书，全方位削减官员们的俸禄，以此减少国家财政方面的支出，从中节省出一部分钱款供给段颎用于打仗之事。其二，汉桓帝亦下达命令，安排人员去各地向诸侯王以及贵族们筹措借款。汉桓帝所需借取的数额并不多，仅仅是借他们这一年一半的田亩租税罢了。

然而最终的情况是，各地的贵族们为了对抗汉桓帝所推行的政策，私下里纷纷开始使出各种手段来搞破坏，根本就不愿意出借钱财。要知道，若是彻底将西羌平定下去，那可是会损害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自然是不会给予支持的。

节流的法子都用上了，可还是省不出足够的钱来，想借钱吧，却四处借不到！而前线的战事那是一刻都不停歇，天天都在持续着。面对如此这般巨大的财政亏空，汉桓帝真的是满心无奈，想哭都哭不出来喽。

看到这儿的故事内容，以现代的眼光去看，不少人恐怕会下意识地认为：怎么可能没办法搞到钱？直接参照当年汉武帝的做法不就好了嘛。要知道汉武帝打匈奴，到了后期不也没钱了嘛，可他不也是运用了一连串手段，最终弄到了大量钱财。那么，汉桓帝照着汉武帝当年的做法来做不行吗？

答案是，这确实是不行的！根本就做不到嘛，确实没法达成这样的情况，确实是不行的，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确实无法行得通哦，反正就是确实不行呢。

汉桓帝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前，肯定琢磨过要像曾经的汉武帝那样去搞钱。可没多久他就察觉到，汉武帝当年搞钱的那些招数，到了他这儿，竟然一个都没法派上用场呢。

在汉武帝那个时代，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想出了不少搞钱的办法，其中第一招便是实行盐铁专营啦。要知道，盐和铁可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把这两个行业都垄断起来后，国家就能从中获取极为丰厚的利润了呢。

汉桓帝没办法施行这个办法。想当初东汉开国之时，刘秀为推动经济发展，曾短暂沿用西汉后期制度，准许盐铁自由交易。而到汉章帝在位期间，其原本是有收回盐铁经营权的想法的，只是刚有此打算后，汉章帝便离世了。

到了汉桓帝时期，像盐、铁、酒等能获取暴利的各类行业，差不多都被世家大族给牢牢垄断了。倘若汉桓帝贸然宣布实行盐铁国营政策，那可就触动到他们的根基利益了，这和触动他们手中所掌控的土地没什么两样。如此一来，他们便会寻衅闹事，甚至起兵造反。

回想汉武帝时期的情况，那时从事诸多相关行业的多是普通商人。这些商人虽拥有财富，却并无权势。也正因如此，汉武帝才得以顺利地把这些行业统统收归国营，进而依靠这些行业所产生的巨额暴利来为战争提供有力支撑。

当年汉武帝所施行的第二招举措，便是那算缗告缗制度。

简而言之，便是针对商人去征收高额的财产税。要是这些商人胆敢进行抵抗的话，那么就会对其加倍收取该项税款，绝不姑息。

然而到了汉桓帝时期，此前的那种做法就行不通了。要知道在汉桓帝所处的时代，那些有钱人差不多就等同于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倘若对其征收高额的财产税，这些地方豪强极有可能会起来造反。

另外，汉武帝曾使出的第三招便是币制改革啦！那时汉武帝凭借铸造五铢钱之举，差不多把整个西汉国内的财富都进行了一番“搜刮”。不过采用这种方式，非得有顶尖的经济大才来操持才行。汉武帝时期有桑弘羊可用，可到了汉桓帝这儿，他身边压根就没这类懂经济的能人。

就算从最不利的情况来说，即便汉桓帝真有本事寻觅到能够推行币制改革的合适人才，可那些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又怎会甘心坐视不理呢？他们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汉桓帝去改革币制，从而洗劫走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

总而言之，汉桓帝在脑海里将各种办法寻思了个遍后，赫然发觉，自己已然陷入了绝境当中，完全找不到能搞到钱的途径了，真可谓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然别无他法，就只剩下出售国家的最后一项资产这一条路可走了。

公元161年的时候，汉桓帝一方面下达了借钱的指令，而与此同时，还正式颁布命令，要将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以及五大夫等这些官爵，按照各不相同的价钱进行售卖。

当这道圣旨传下之后，从此往后，汉桓帝于史书当中所呈现出的形象，便已然是彻底无可挽回了。

但必须得承认，这实际上并非是他内心真正所想啊。归根到底来讲，他不过是在为先前的东汉那段历史去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罢了，着实有些冤枉呢。

这里还得额外提一句，汉桓帝当初售卖那些官职与爵位之时，其实是留了心眼儿的。他心里明白，权力可不能靠金钱来交易，所以他所售卖的官职、爵位，大体上都属于荣誉性质的。就拿羽林郎和缇骑营士来讲，这二者不过是皇帝身旁的卫兵罢了。至于五大夫这个爵位，也不算高，压根没多少权力。

要知道，在当时，关中地区的土地已然全部分配完毕啦。那么汉桓帝所售卖的关内侯呢，实际上更近似于一种荣誉称号哦，仅仅是有个封号罢了，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封地。

诚然，即便如此，汉桓帝卖官鬻爵这一恶名也是无法更改的。并且，此先例一开，后续售卖拥有实权的官职便成了必然走向。虽说汉桓帝在世之际，所售一直是荣誉性质的头衔，可到了其子汉灵帝时期，售卖范围就涵盖了实权岗位，就连三公这样的高位，亦是能够拿来交易的！

汉桓帝卖官鬻爵一事，其真实情况便是如此这般。这就是其背后所隐藏的真实状况，关于汉桓帝进行卖官鬻爵的种种行径，实际的情形也就如所描述的这样了，此即为汉桓帝卖官鬻爵的真实面貌所在。

说到底，汉桓帝不过是个背锅的罢了。要是他能有其他弄钱的途径，断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而一旦出现了这种状况，那就表明东汉的国家机器已然腐朽到了极点，国家财政也差不多彻底崩溃了。

到了此刻，东汉的覆灭已然仅仅是个时间早晚的事儿罢了。其走向灭亡的结局，实际上已然注定，所差的无非就是还需经历多少时日，就如同那燃尽的蜡烛，虽尚未完全熄灭，但熄灭也只是迟早的情况，东汉的灭亡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