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的表现简直差劲至极，完全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帝王风范与应对危机的能力，其种种行径着实令人失望，可谓是在这一重大事件中的表现糟糕到了让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在军事领域当中，他接连犯下了两次极为严重的错误。其一是将高仙芝与封常清杀害，其二则是强行命令哥舒翰出关去迎战敌军。恰恰是这两次的重大失误，使得原本能够轻而易举就被镇压下去的叛军，一下子就发展壮大起来，进而迅速蔓延至天下各地。
并且，当叛军攻进关中之时，唐玄宗立刻就携着杨贵妃往四川方向逃窜，压根就没打算留下来抗争到底。在离开京城后，才走到马嵬驿，便发生了马嵬驿兵变，结果就连他极为心爱的杨贵妃，最终也没能保住……
这般一连串的表现，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难免会给人一种窝囊之感。着实难以想象，能有如此行事表现的唐玄宗，在其早年时期，那可是名副其实的一代雄主。想当年，正是在他的治理掌控之下，大唐盛世方才攀升至那辉煌的顶点呢。
早年唐玄宗可谓雄才大略，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当安史之乱在晚年爆发之际，他怎么就表现得那般窝囊了呢？这究竟是何缘故？
事实上，这件事还真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唐玄宗身上。
倘若单单着眼于唐玄宗这一方面来看，或许我们会认为：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全然是唐玄宗到了晚年变得昏庸糊涂、毫无能力，且一味重用奸臣所导致的。然而事实上，当我们对彼时那段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后，看法很可能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
很大程度上，安史之乱的爆发近乎必然，不论谁当皇帝都难以避免。到了晚年，面对安史之乱，唐玄宗的应对举措每一步都相当稳健。在当时那种局势里，唐玄宗所做的每一次选择，从他自身角度来看，都是最为正确的抉择。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要是将历史上那些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和唐玄宗相同的年龄阶段，然后置换到唐玄宗所处的那个位置上，说实在的，还真不见得能比唐玄宗做得更为出色呢。
我们要谈论这件事，那就得从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源处开始讲起了。因为只有先弄清楚它爆发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去理解与之相关的诸多事宜，所以，还是得从安史之乱究竟为何爆发这儿说起呢。
从演义小说或是电视剧呈现的视角来看，安史之乱之所以会爆发，关键在于唐玄宗到了晚年变得昏庸且毫无作为，对奸臣安禄山予以重用。与此同时，在京城之中，他还对奸相李林甫与杨国忠加以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长期对安禄山进行压制，使得安禄山内心满是愤懑，最终便起兵发起叛乱。
确实，这一原因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缘由。不过要是从正史层面去考量的话，此原因顶多算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引火线罢了，并非其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若从唐朝整个历史进程去考量，安史之乱之所以会爆发，其根本缘由主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便是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化、军事制度所经历的改革，还有经济领域当中所存在的矛盾这三项。
首先来谈一谈土地兼并方面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的发展历程中，土地兼并始终是一道难以破解的谜题。毕竟只要土地私有制存在着，那么土地兼并这一现象就必然无法避免，它就如同一个顽固的痼疾，始终困扰着封建王朝的发展。
然而在唐朝前期阶段，唐朝土地兼并的实际状况，远没有达到我们所设想的那般严重程度。
在唐朝那个时期，存在着一样堪称法宝的制度，那便是均田制。
均田制是怎么回事呢？简单来讲，在南北朝时期，天下战乱频繁，种地的人少之又少。彼时的北魏政权便想出一个法子，把那些无主的荒地全都收归国有，之后再统一将其分配给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这就是所谓的均田制啦。
然而，此次的分配并非是永久性的。当被分配到土地的农民离世后，其分得的土地需归还国家。待国家收回这些土地后，便能够接着将它们重新分配给其他人员。如此操作，国家始终掌握着土地资源，可分配给那些尚无土地之人，如此老百姓也就不会产生事端了。
自北魏起直至唐朝前期，均田制一直发挥着良好的效用。然而进入唐朝以后，特别是在唐朝开国历经了数十年之后，该制度便开始出现弊病了。简而言之，随着唐朝开国时长的增加，国家此前分出去的那些土地，已然无法再收回了。
因而，待到唐玄宗所处的时代，唐朝可收回的土地已然所剩无几了。能够拿来再次进行分配的土地，那更是极为稀少。这般情况下，那些由于土地被兼并，进而失去了自家土地的底层民众，自然也就没办法获取到新的土地了。
而后，均田制便失去了效用，在此情形之下，大批的底层佃农随之产生了。
那些佃农由于自身没有土地，于是面临两种境遇。其一，他们会被迫成为流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别处讨生活；其二，便是留在当地给地主做工当佃农，进而遭受地主的无情压榨。总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便无可避免地沦落到社会底层，成为被狠狠压榨的群体。
倘若此类人数量相对不多的话，那所产生的问题还不算太过严重。可要是这一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那他们所具备的反抗之力便会越发强劲。就像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在叛军当中，其内部的士兵，绝大多数便都是这类人。
土地兼并问题不断加剧，由此导致社会整体层面的经济状况愈发严峻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下，大诗人杜甫所写的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恰好能够极为贴切地对该问题予以形容。
在大唐盛世之时，对于拥有土地的地主阶层而言，那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阶段。彼时的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尽享高品质生活，甚至可以整日醉生梦死。然而要知道，他们这般高质量的生活，全然是建立在对底层百姓进行剥削的根基之上的。
在唐玄宗在位后期阶段，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高层的生活愈发奢华，文化也愈加灿烂，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百姓却越发愤怒。究其缘由，是双方的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并且统治阶层毫无节制地肆意挥霍，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底层百姓的负担。如此一来，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这两大问题相互叠加后，出现了极为奇特的状况。安史之乱爆发后，不少叛军士兵压根不觉得自己是在叛乱，也不认为安禄山是奸臣。他们当中许多人反倒觉得自己更像是起义军呢。在河北一带，甚至有很多人将安禄山视作拯救他们的圣人。
从很大程度来讲，历史上的安史之乱颇似一场农民起义。只是安禄山起兵造反，使得这场本可能的农民起义演变成了大唐的内战。要是没有安禄山的反叛之举，在唐玄宗离世后，估计至多过个二三十年，唐朝大概率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了。
除了土地兼并以及经济方面存在的矛盾会引发问题外，军事制度进行的改革，这同样属于安史之乱得以爆发的根本性缘由。
简而言之，在先前的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事连年不断，且那些割据一方的政权所占据的地盘规模都不算大，于是便创设出了一种名为“府兵制”的制度。所谓府兵制呢，就是由高层将领来统领一部分百姓。这些百姓平常不打仗时就回家去耕种田地，一旦有战事便即刻参军入伍。
然而，这一制度在唐朝开国之后，也渐渐出现了问题。自唐朝建立起，该制度便不再如以往那般顺畅运行，而是开始暴露出诸多弊病，在实际施行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使其无法良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一，唐朝实现全国统一后，若依旧推行府兵制，达到全民皆兵的程度，那唐朝将会组建起一支规模达上千万人的庞大军队。但很明显，如此规模的军队，唐朝是无力供养的。其二，随着唐朝的疆域不断拓展，在边疆遭遇战事时，已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从中原腹地临时拼凑军队了。
就好比在西域那边，要是有某个小国发生反叛之事。依着府兵制的话，唐朝就得先从关中地区召集那些正在家中从事农耕的农民，将他们组建成一支军队。接着还得让这些农民军带着所需的补给以及武器装备，一步一步地从关中长途跋涉前往西域，进而去参与平定叛乱的战争。
这样的情形，显然是效率极其低下的，并且毫无意义可言。
后来，唐朝的疆域不断拓展，地盘愈发广大。于是，唐朝便着手在边境地区安排起了“常驻军队”。这些军队里的士兵们，此后不必再像以往那样返回家乡了，而是直接就在当地生活下来，如此一来，也就省却了往返奔波的麻烦事儿。
然而，如此一来，怎样才能长时间维持这支军队的生计，便成了一个极为棘手的大难题。于是在这之后，又有相关人士提议，不妨让这支军队就在当地开展种地屯田的事宜，从而实现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持生存的目的。
然而，如此一来，在士兵开展屯田事宜后，究竟该安排谁去负责管理他们屯田的相关工作呢？起初，朝廷会专门委派屯田官员，让其指挥士兵从事种地屯田之事。但到了后来，人们渐渐察觉到，屯田官员常常会与领兵的将军发生矛盾冲突，这对边疆作战是极为不利的。
因而到了最后，屯田管理以及后勤方面的各项权力，无一例外地全都被收拢并集中起来，而掌握这些权力的，正是那些领兵作战的将军们。
如此一来，待至唐玄宗刚刚即位的时候，那些身处边疆且手握重兵的将领们，他们所掌控的可不止是常年驻扎当地的军队，同时还拥有着大片的土地，就连军队的补给事宜以及财政大权也都一并在握。发展到这般地步，这些军队的将领，实际上与古代裂土封王的诸侯已然毫无差别了。
最终在唐玄宗登基后，其对诸多问题加以总结梳理。顺着相关思路，唐玄宗于全国范围径直设立了十个大军区，由十大节度使分别掌控。这十大节度使的职责可不单是长期领兵作战，还得组织麾下士兵开展屯田以维持生活，军权、财权以及人事权皆由其一手统管。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玄宗改革军制”便是如此。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重要意义，唐玄宗通过一系列举措对军制进行革新，这一改革举措在唐朝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后世所熟知且常被提及。
唐玄宗推行那番改革后，几大节度使的权势一下子就扩张开来，并且渐渐发展到能够割据一方的程度。也正因如此，后来身兼三大节度使要职的安禄山，麾下才会聚集起众多的军队，进而具备了直接发动叛乱的条件。
总而言之，底层民众有着极为强烈的反抗情绪，同时地方节度使手中握有的权力也太过庞大。而这两种状况，恰恰构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缘由。倘若这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即便没有安禄山挑起事端，也必然会有张禄山、李禄山之流站出来。如此一来，大规模叛乱的爆发便只是早晚的事儿罢了。
那么接下来，当我们弄清楚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缘由后，便能够试着去理解唐玄宗彼时所做出的一系列反应了。
唐玄宗在年轻时进行军制改革，并非未曾考虑到节度使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状况。事实上，为了有效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唐玄宗特意设置了四道防范举措，以此来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加以遏制。
用人，这堪称是第一道防火墙。也就是说，在诸多保障、防护举措之中，把用人环节把控好、安排妥当，就如同构筑起了首要的一道能够起到抵御、防护作用的壁垒呢，它在整个防护体系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起始位置。
十大军镇的节度使，其地位之高、权力之重超乎想象。也正因如此，唐玄宗在对每一位节度使进行任命时，态度极为审慎，务必做到慎之又慎。他深知此事干系重大，所以一定要挑选自己极为信任之人来担当这一要职。
历史上真实的唐玄宗颇具人格魅力。在开元盛世时期，有不少将军都心甘情愿地效忠于他，且忠诚度极高。就拿安禄山来说，起初对唐玄宗也是极为忠诚的。如此一来，要从中挑选出十位相对忠诚的将军去掌控十大军镇，并非是一件难事。
节度使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而这一限制就如同第二道防火墙一般存在着，起到相应的约束作用，以避免因节度使权力无节制扩张等可能引发的诸多问题，确保各项事务能在一定的规范和制约下有序开展。
唐玄宗时期，一镇节度使所拥有的权力已然相当大了。鉴于此，唐玄宗是绝不容许某个节度使去获取更大权力的，并且让其同时掌控所在军镇之外的军队更是不可能之事。如此这般，一名节度使权力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便仅仅局限在其所在的这个军镇范围之内了。
节度使的升迁体系构成了第三道防火墙。也就是说，其存在起到了类似防火墙的作用，在相关层面形成了一种保障机制，从升迁这个角度出发，成为了一种对特定情况或相关体系起到防护、规范等作用的存在，可视为第三道“防护屏障”。
依据彼时的官员管理规定，对于地方将领而言，在军镇当中所能升迁达到的最高级别便是节度使了。要是某位将领晋升至节度使后，自身能力出众，还能于前线建立卓著功勋，那么其便有机会继续获得擢升，直接被调回京城出任宰相一职。
“出将入相”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含义。在唐朝人的观念里，能够出将入相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也正因如此，那时几乎所有的节度使将领们，内心都怀揣着一个期望，那就是好好去表现，盼着将来某一天能回到京城担任宰相一职呢。
而说到第四道防火墙，其呈现的状况是十大军镇的势力分布较为平均。十大军镇彼此间在势力方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强弱悬殊情况，整体上保持着一种相对较为均衡的态势，从而构成了这第四道防火墙所具有的独特情形。
唐玄宗安排之下，十大军镇各自皆拥有一支精锐力量。并且这十大军镇相互间的实力差距并非十分悬殊，尽管存在个别军镇实力稍强的情况，可从整体层面来讲，基本不会出现某一个军镇实力超强，以至于能够轻松压制另外两个军镇联合起来的状况。
这样一来，即便有哪个节度使胆敢谋反，可面对要以一人之力对抗其他九人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会被快速地镇压下去，根本不可能掀起什么风浪，只能是自寻死路罢了。
由于存在着这四道防火墙，晚年的唐玄宗才会在面对地方军镇时放松了警惕，掉以轻心起来。并且，仅从军事调动层面去考量的话，正因为有这四道防火墙的存在，唐朝的那些地方军镇想要造反几乎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事情。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使得后来安禄山居然能够发起叛乱起兵呢？
原因其实挺简单的，在唐玄宗步入晚年阶段之际，那原本起着重要防护作用的四道防火墙，竟然没有任何一道能够幸免，全部都被一一击穿了。
在用人这第一道防线上，唐玄宗时期的绝大多数节度使对他向来是忠心耿耿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看似稳固的情形下，却偏偏冒出了安禄山这个与众不同的异类，也正是他，挑起了造反的事端，开启了叛乱之举。
在军事防御体系中有第二道防火墙，正常来讲，一位节度使通常只负责管理一个军镇。然而到了唐玄宗执政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高原上的吐蕃以及东北的游牧民族快速崛起，使得边境战事的激烈程度急剧攀升。以前出动一个军镇便可解决的战事，之后却得好几个军镇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行。
如此情形下，要是有几个军镇一同展开作战行动，那就必然要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在中间发挥调节的作用，并且对这几个军镇的军队进行统一的指挥作战。
后来呢，唐玄宗为了应对北方游牧民族时不时的袭扰情况，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河东、范阳、平卢这三大十分重要的军镇，统统都交到了安禄山的手中，让安禄山肩负起了守卫相关地区、抵御袭扰的重任。
接下来要说的是，那第三条通往京城做宰相的路，也就是所谓的第三道防火墙，被李林甫与杨国忠这两位奸相给彻底堵死了。唐玄宗在位后期，李林甫和杨国忠长时间掌控着朝政大权。他们心里老是担忧，要是地方节度使来到京城担任宰相的话，势必会对他们自身的地位构成威胁。
于是，在他们掌握权力之时，便极力对那些地方节度使进行打压，将其入京的途径全部堵死。如此一来，像安禄山这类地方节度使，在晋升到节度使这一职位后，便再也无法继续往上升迁了，只能留在地方军镇，做着独霸一方的诸侯。
此后，在这个军镇的内部，情况发生了迅速的转变。其内部结构很快就变得固定僵化起来，并且逐渐沦为了该节度使一人所独有的所属物，完全被其掌控在手中，成了其个人专享的势力范围。
说到第四道防火墙，这还真是由历史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
通常而言，十大军镇相互间的实力差距并非十分悬殊。这便意味着，即便安禄山率领三大军镇举兵叛乱，唐玄宗也能够即刻征调四五个军镇前去平定叛乱。并且，如此一来，国家依然还能留存两三个军镇当作预备力量，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
然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唐玄宗在位后期时，十大军镇里的剑南道军镇与南诏展开了战争，结果使得整个剑南道的精锐力量差不多全部丧失了。而北庭和安西这两大节度使，他们的根基主要在西域那边。所以当安史之乱刚刚爆发之际，他们手下的精锐军队没办法在第一时间从西域撤回。
另外，岭南五府经略史这一设置也值得一提。岭南这块区域呢，和中原战场之间的距离着实不算近。要是妄图从福建沿海一带，快速聚集起众多精锐兵力然后调回中原去参与战事，很明显，这是根本不具备可行性的。
就这样，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能够快速调集起来的军队，仅仅剩下了朔方、河西以及陇右这三大军镇所拥有的军队了，其他可迅速调用的兵力已寥寥无几。
以上所讲述的这些内容，便是安史之乱之所以会发生的种种缘由啦。
当我们弄清楚安史之乱发生的缘由后，接下来要理解唐玄宗那些曾让人觉得迷惑不解的种种操作，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了。
公元755年12月16日这一天，安禄山正式发起起兵之举。他统领着来自三镇的精锐兵力，其人数更是超过了十五万之众。随后，这支大军以迅猛之势，从河北之地朝着河南方向一路进发，来势汹汹。
当这一消息传至长安之际，唐玄宗起初的反应，实际上是心存疑虑，压根就不相信此事会是真的。在他看来，这样的消息太过突兀，似乎超出了他的预想范围，所以第一时间里，他内心对其真实性是持否定态度的。
站在后世的视角去看，我们自然会认为这是唐玄宗在识别人才方面存在失误。可要是从唐玄宗自身的角度出发呢，那十大节度使可都是他经过慎重挑选而确定的心腹之人哦。特别是安禄山，更是深得他的信任呢。因而，就安禄山造反这件事而言，唐玄宗从内心情感来讲，是着实不愿去相信的。
基于这样的缘由，在此后的六天当中，唐玄宗始终未作出任何回应。直至六天过后，伴随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唐玄宗这才慢慢察觉到，安禄山是实实在在地起兵反叛了。
唐玄宗的迟疑，使得安禄山在短短半个月内，近乎以横扫之势迅速掠过整个华北地区，期间竟然未遭遇丝毫的阻击。
接下来，待唐玄宗回过神来，着手准备反击自是必然之事。可麻烦的是，彼时唐朝的精锐力量几乎全都集中于十大军镇里面。而这十大军镇的精锐，一时半会儿根本调不过来，哪怕是距离相对较近的朔方、河西以及陇右这三大军镇，要完成调动也得花费些时间才行。
于是，唐玄宗当即下达命令，围绕长安这一中心，于关中地区着手招募军队。而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上，高仙芝与封常清这两位猛将就在京城之中。他们二人此前可都是安西军镇的统领者呢。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他们才刚刚被调回京城，进行岗位的调换。
恰好在京城的这两人，于是便被委以重任，获任命为大将之职，承担起带兵前去抵御安禄山叛军的重要任务。
唐玄宗下达任命后，这二人没有丝毫推辞之意，当即就领着那些新召集起来的士兵，奔向前线而去。要知道，他们身为军中经验丰富的老将，心里明镜儿似的，就凭眼下这些临时征来的军队，压根不是安禄山叛军的对手。所以，最佳策略便是牢牢守住潼关，借助潼关的地利来阻击叛军，等其他军镇的精锐部队一到，消灭叛军自是轻而易举之事。
于是，在他们二人抵达前线以后，便立刻着手进行扼守潼关的任务，坚决采取坚守的策略，始终不主动出击，一心只为牢牢守住潼关这一重要防线。
唐玄宗其实是理解这个作战方法的，也清楚扼守潼关等待援兵的战略并无差错。然而就在此时，宦官边令诚出于一己的私人恩怨，跳了出来，对相关的两人说起了坏话。
边令诚所说的坏话内容，并非是指这两人的战略方面存在问题，而是着重指出这两人身处前线之时，存在着贪污军饷的行径，并且在作战过程中表现出消极怠战的情况。
这下子，唐玄宗可没法容忍了。于是没过多久，唐玄宗便径直下达了命令，将这两个人给杀了。
后世之人往往会觉得唐玄宗临阵杀将这一做法极为愚蠢。可若我们试着站在唐玄宗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或许就能明白他当时的心思了。在唐玄宗眼中，那两人的作战方案他是认可的，然而，他们贪污受贿且消极怠工的行为，却是唐玄宗所无法容忍的。
唐玄宗认为，当下已然到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可那两人居然还胆敢去贪污军饷，这无疑是在狠狠地挖大唐的根基。唯有将他们处死，方可平息前线将士们心中的怒火，也才能促使前线将士们鼓足勇气奋勇杀敌，进而成功挡住安禄山所率领的叛军。
就这样，到了最后，高仙芝与封常清二人终究还是未能逃过厄运，他们被无情地杀害了。这一结局令人惋惜，毕竟二人也曾在过往的经历中有过诸多作为，然而最终却落得这般下场，实在是世事难料啊。
在那两人惨遭杀害之后，唐玄宗接下来就面临着一个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得寻觅一人来顶替他们，以便持续去抵御叛军。彼时在京城这一片区域当中，唯一有能力挑起这份重担、承担起这份责任的，就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哥舒翰了。
哥舒翰在被任命去抵御叛军之前，其实是正在家中养病的状态。此前，他饮酒过量，以至于中风了，就这样一直在京城养着病，到那时差不多已经养了近一年的时间啦。
然而，当国家陷入危难之际，老将哥舒翰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此项任命。随后，哥舒翰马不停蹄地赶赴潼关前线，抵达之后，他依照高仙芝与封常清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坚定地在潼关执行坚守任务。
接下来，哥舒翰到达潼关前线之后，便开启了近五个月的坚守之旅。在这漫长的坚守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玄宗对这位老将的坚守之举还是比较支持的，也认可他所制定的作战方案。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情形便发生了改变，不再和之前一样了。
在这数月期间，另外的三大军镇有了新动向，其军队陆续被调遣过来，投入到平叛战争之中。而陇右、河西这两大军镇的精锐部队呢，更是直接被调往了潼关，且归入哥舒翰麾下，听从其统一指挥调度。
因而在哥舒翰坚守了数月之后，局势已然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彼时的哥舒翰手中，既有潼关这一天险可作依靠，同时还握有二十万的精锐之师。就人数方面而言，哥舒翰这边，已然对安禄山的攻城叛军形成了绝对的压制之势。
就在同一时候，还有一支能够被调动的军事力量，那便是朔方军。这朔方军在那段期间，径直从山西那个方向开拔前行，而后朝着安禄山的老巢迅猛杀去。在朔方军如此强有力的进攻态势下，安禄山的后院在那时已然有一大半都被成功拿下了。
至此，唐朝中央已然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明眼人都能瞧出来，只需再拖延两个月的时间，朔方军便能将安禄山的老巢彻底捣毁。而后朔方军再引兵南下，与哥舒翰形成夹击之势对付叛军，如此一来，安禄山必定在劫难逃，绝无活路可言。
那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当时的唐玄宗非要强硬地颁布命令，要求哥舒翰出兵作战，而不肯再多等待几个月的时间呢？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彼时的唐玄宗察觉到了另外存在的一种风险。当时的他，就是留意到了那样一个潜藏着的风险情况呢，所以才有了后续与之相关的种种情形。
哥舒翰手中所掌握的兵权，便是此处所指的那个风险。
彼时的哥舒翰手中可是握有二十万的精锐兵力呢。要是在这个当口，他与安禄山把条件给谈拢了，接着双方一下子联合起来。如此一来，唐朝中央立马就会遭受来自五大军镇、几十万精锐兵力的突然袭击！
当这样的局面一旦呈现出来，唐朝便彻底丧失了扭转乾坤的能力，再也无法重回往昔的兴盛与辉煌，只能任由局势发展，再也拿不出足以改变这一切、让自身重振的有效举措了。
就在这关键时候，唐玄宗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琢磨着哥舒翰咋就不出战呢。在玄宗眼里，己方已然占据了绝对上风，照理说哥舒翰就该径直出城去迎敌才对。哪怕主动进攻会遭受不小的损失，可这损失总归是能承受得住的，起码比安禄山和哥舒翰勾结起来的危险要小得多。
就在唐玄宗面临抉择、犹豫不决之时，其身旁的杨国忠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毫不犹豫地将其中存在的风险给挑明了。而杨国忠所言，恰恰促使唐玄宗最终彻底地拿定了主意。
于是在此之后，唐玄宗便采取了强行下达命令的举措，要求哥舒翰离开城池，前往城外与敌军展开迎战行动。
唐玄宗认为，哥舒翰要是出城迎战，即便战败，也能让叛军承受极大损失。哪怕哥舒翰折损部分军队，鉴于己方已占优势，也是能够承受得起的。并且，只要哥舒翰出兵交战，那么他和安禄山两方所拥有的军队都会有损耗，如此无疑会使风险大幅降低。
唐玄宗之所以让哥舒翰出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站在历史的维度审视，这堪称唐朝历史进程中极为重大的一处失误。然而要是从唐玄宗身处当时的视角去考量的话，会发现做出的这一决策，着实不存在任何不妥之处呢。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让唐玄宗失算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哥舒翰在出关之后，竟然会遭遇如此惨败的局面，这一点完全超出了唐玄宗原本的预料。
哥舒翰率部出关后，其麾下那二十万精锐之师，没过多久便被安禄山的叛军一举歼灭了。而反观安禄山一方，几乎没遭受什么损失。就因为这样，潼关旋即被攻破，叛军紧接着便如潮水般迅速杀进了关中地区。
唐玄宗原本有着诸多的算计，然而这一变化的出现，毫无疑义地将他所有的盘算彻彻底底地给打乱了，让他之前的那些谋划全都没了章法，陷入了一种全然未曾预想过的局面当中。
当叛军攻入关中之后，唐玄宗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究竟是选择迎战，还是选择逃跑呢？实际上，这个抉择并非难做决定。要知道，在之前的战争进程里，唐玄宗为了抵抗叛军，已然将关中地区能够调集起来的所有军队，全部都调派到前线去了。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唐玄宗仍旧留在长安，在短期内，他是没办法组建起一支能够作战的军队的，并且也全然没有阻挡叛军前来进攻的能力。
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那也就别无他法，唯有选择跑起来这一条路可走了。
可是，要是选择跑的话，究竟该朝着哪里去逃才好呢？
彼时的唐玄宗，势必要逃往一处既有着众多军队，又具备地理优势之地。毕竟唯有如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他才能够拥有进行反攻的契机呢。
在当时，关中周边存有大唐精锐军队的地方仅有两处。一处为西域，安西军与北庭军驻扎在此；另一处则是蜀地，那里有剑南军屯驻。这两处的军队，皆是当时大唐不可小觑的精锐力量所在。
相较而言，四川的距离会更近一些，并且其具备的地理优势也更为明显。
最终，就在安禄山马上要杀奔至长安之际，唐玄宗别无他法，只得慌乱地选择出逃，一路朝着四川的方向奔去。
自始至终，唐玄宗面对每一个选择之时，几乎都做出了在当时情境下最为正确的抉择。可以说，在一系列的选择关头，他所做出的决定，大体上都是契合当时情况、相对最为恰当的选择。
然而，恰恰是这一系列看似无比正确的抉择，当它们依次串联起来之后，最终竟将那曾经辉煌无比的盛唐，一步步、无可挽回地彻底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
唐玄宗接连出现诸多失误，彼时在其身旁的不少人，内心对此自是怀有怨愤之情。只是他们无法将这怨愤直接朝着唐玄宗发泄出来，于是到最后，便只能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杨贵妃与杨国忠，觉得是此二人迷惑、蛊惑了皇帝。
于是，在刚刚离开长安不多久的时候，唐玄宗便遭遇了那场著名的“马嵬驿兵变”。
仔细审视唐玄宗的这一系列反应，不难看出：就当时唐玄宗所处的立场而言，他所做的每一个决策，实际上都已然是他能做出的最优抉择了。可关键在于，即便如此，这些所谓的最优选择，却也无力化解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性矛盾。
倘若唐玄宗能想出法子来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又或者能让大唐的底层百姓都过上更为幸福的日子，那么叛乱必然会迅速被平息下去，压根就不会出现有人跟着安禄山去造反这种情况。
可问题在于，就当时唐朝所存在的那些底层方面的诸多问题，唐玄宗是一个都没办法予以解决的。
因而到了最后，在安史之乱爆发开来以后，唐玄宗所呈现出的样子，也就只能这般“窝囊”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