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不光在把握大局上高人一等，就连处理细节也是相当出色。下面，咱们就聊聊主席是怎么调解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矛盾的几个小事儿，简单分析分析。

一、谁去延安，谁就得留下来负责工作。

陈和饶之间有了矛盾，俩人现在谁也不让谁，主席想了个好办法，就是先放一放，冷处理。

由于两边都在死磕，单靠远在西北的外界力量，很难真正平息这场冲突。既然这样，那不如把两边先分开，这也不失为一个实用的解决办法。

接下来，得挑个人留下来负责工作，再选个人去延安，这事儿又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我们之前提到过，主席和陈毅同志早就认识了。在井冈山会师那会儿，陈毅同志能算是除了朱德和毛泽东之外的第三号人物。再加上经历了“九月来信”那档子事后，他们俩对彼此都了如指掌。

主席和饶之前并不熟。饶一开始是在白区干活，跟少奇同志关系挺好。后来他长期在国外负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咱们争取国际上的理解和帮忙。皖南事变那会儿，饶漱石通过收买一个敌军连长逃了出来，结果被查了。但因为证据难找，事情就一直拖着。最后是主席和少奇同志站出来给他做了担保。

这主要有两个缘由：一方面，少奇同志对饶颇为赞赏；另一方面，饶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出的那种敢于负责的勇气，给主席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好印象。

所以，不管是谁留下来，还是谁离开，其实都行得通，两边应该都能同意这个安排。

从干活的匹配度上讲，饶留守显然是更合适的人选。你看，赖传珠刚当上政治部主任，他能不能扛起新四军全部的政治工作，这还真不好说。但陈老总一走，军事上有张云逸、粟裕在呢，还有叶飞、张爱萍这些大佬，他们那个时候军事能力已经显现得明明白白了！

主席并没有下死命令，他在电报里是用商量的方式说的：“……我们挺希望陈能来延安，参加‘七大’。之前你们来电说只想派一个人来，那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你们内部有矛盾。现在知道了，这矛盾主要就是因为党内好多事儿没说清楚。要是陈能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在这儿待上半年左右……”

接到中央的通知后，两边都没有啥不同意见：陈要前往延安，饶就留在原地。

二、为啥主席当时没直接听陈毅当面说呢

陈毅心里憋屈得很，一回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琢磨着得赶紧找主席当面把事儿说清楚。

但是，主席并没急着见陈毅，更别说聊起黄花塘那事儿了。原因嘛，挺直接的：一方面，主席心里明白，陈毅刚到家，还带着黄花塘那事儿的气呢，连凳子都还没捂热乎，这时候去跟他说事儿，能不能客观公正，真不好说。另一方面，要是主席立马就找陈毅谈，那不就先入为主了嘛，对远在华中的饶漱石来说，也不公平啊。

所以，主席跟陈毅讲：老陈啊，要是你想聊聊在南方打三年游击战的经验，或者新四军抗日那会儿的事儿，我可以组织个会，让你痛痛快快讲上三天三夜。但要是想说跟小饶的那些纠葛，那就别提了，一句都别多讲。

在延安待的那几个月，陈毅的心情其实一直忽上忽下的。说起来，这心情的变动，一部分是因为主席，另一部分嘛，跟远在华中的饶漱石也有关系。

经过好几个月的冷静期，陈毅的看法一点点地在转变，他对待和饶之间的不同意见也越来越能沉得住气了。说真的，多亏了主席给他做思想工作，再加上他自己也好好想了想，到最后，陈毅是彻底想通了，也不再纠结那些事儿了。

三、找挂铃的人把铃铛摘了遇到问题时，咱们得找个办法解决，就像是谁挂的铃铛，那就得找谁来把它摘掉。这事儿挺简单的，谁惹出的事儿，谁就得负责收尾。别找别人，也别拖着，直接找那个系铃的人，让他自己动手把铃铛解开，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嘛。这样处理，既公平又高效，大家都能省心。

主席觉得两边都冷静下来了，现在处理问题的时机也挺合适了。

1944年3月15号，主席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委发了封电报，里面说了这么些事：“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那点小分歧啊，其实就是工作上有不同看法，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内战时候他们在闽西那点争论，也就是个别事情上有出入，根本扯不到总路线上。再说到抗战时候，陈毅同志在皖南、苏南那可是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跟项英同志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不管内战还是抗战，陈毅同志都是立了功的，没有走过歪路。要是有人对这两点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让漱石同志去给他们讲讲清楚。”

说到陈毅同志早期的革命经历，主席是很有发言权的。因此，在这份电报中，主席对陈毅同志给出了评价。不过，让人意外的是，最后一句竟然是让“漱石同志来解释说明一下”。

这事儿挺有意思，饶和陈一起工作的时间其实很短，对陈的了解并不多。那为啥主席还要让漱石同志来解释这事儿呢？

说白了，新四军里头传的那些话，比如陈毅老跟主席唱反调，陈毅不瞧政委顺眼，还有陈毅跟政治工作制度过不去，这些全都是饶那家伙搞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让漱石同志来解释清楚”，这挺对的。谣言啊，光靠明白人不理它可不行，得让造谣的人自己去摆平，这才是最有效的招数。

饶漱石发了封电报，里头说了：“陈同志啊，他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有些小问题。对于统一战线、文化干部还有一些偏右的看法，对某些组织原则也是。他对过去的一些事情，心里还有疙瘩，有时候还会用那套老掉牙、不好的做法。这些呢，他在电报里头稍微提了一下，我也回了电表示欢迎他提出来。不过感觉他还是没说明白，所以我再详细跟你说说，好让你帮他一把。”

主席这时候显得特别能忍，既然是为了能帮他一把，那我就再去劝劝陈毅同志。主席还是没选择直接找陈毅当面谈，而是继续写信：“……遇到事情得忍着点，多找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得顾全大局。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就多担待点别人……”

写信表达心意还不够，第二天，主席硬是从繁忙的日程中挤出时间，亲自去看望生病的陈毅。陈毅心里头那个暖啊，当下就说：“我本来心里头挺不满的，现在啊，我啥怨言都没了。”

到现在这地步，两边都把自己的想法说透了，也聊得很详细。主席呢，他在中间起到了大作用，把两边的要求都给考虑进去了，让大家都满意。

1945年8月25号，主席给华中局和饶发了电报：说陈毅同志昨天已经飞到太行山，接着又要赶去华中。陈毅表现得很不错，所有事情都沟通顺畅了。他们这样分工：饶担任书记和政委，陈毅当军长和副书记，其他职位保持不变。

到现在为止，两边儿的争执其实早该有个结果了，也确实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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