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对王洛宾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年份。这一年，新疆军区召开平反大会，为他恢复名誉和军籍，他终于重新穿上了军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其后，王洛宾的歌曲便一集集地出版，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而他本人则被人们敬称为“西北歌王”、“民歌之父”。

事实上，在这之前，王洛宾刑满出狱已经5年多时间，但在政治上继续被管制。在这5年多时间里，做了这样一些事情：

1975年，出狱不久的他在生活极度困难时改编《我愿变成一杯香茶》《西淋江》《你的热泪把我的手背烫伤》等数十首民歌。

1978年，为新疆工一师文艺宣传队创作歌剧《托木尔的百灵》。

1979年4月，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邀请前往兰州为战斗歌舞团创作歌剧《带血的项链》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获文化部颁发创作二等奖。11月29日，乌鲁木齐军区军事法院撤销了1961年对他的判决。次月，《新疆艺术》登出新华社记者赵全章的文章《便从今日谱新曲》。

1980年，为乌鲁木齐市文工团创作歌剧《奴隶的爱情》。

然而，王洛宾到底做了什么，让他从1960开始至1975年，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关押狱中的呢？罪名只有这样三个字——莫须有。莫须有就是也许有，一说不须有，一说恐怕有，一说难道没有。那么，王洛宾“也许有”的罪名到底是什么呢？答案也很简单：

1960年4月，王洛宾第二次被判入狱，刑期15年。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他曾在马步芳属下任过职，被指“历史反动”；同时，他曾导演排练的《大比武》舞剧，演员的枪口曾对着台下的军区首长，被指“用心险恶”。

“现行反革命罪”在长达15年的时光沉淀，可以说，当年排练演员枪口对着台下并没有什么“用心险恶”问题。但“历史反革命罪”似乎还在“有”与“没有”之间说不清，所以，1975年之后，王洛宾又苦等了5年，才被平反。主要原因是经历抹不去，而这抹不去的经历里，总有让一些人觉得难以说清的事情。

1941年，王洛宾去兰州，回青海的路上，以共党嫌疑犯的身份被抓进兰州的沙沟监狱。他虽与萧军、塞克走得很近，宣传抗日，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1944年5月，在马步芳的营救下，他才出狱了。据说，马步芳当时为了营救王洛宾想了多种办法，最后拍着桌子怒吼：王洛宾不是共产党的人，是我马步芳的人。而正是这句话，才有了王洛宾“历史反革命罪”。

这中间的经历是1941年至1943年，因“通共”坐牢的王洛宾写过一首歌——《蚕豆谣》——一个8个月大时就被带进监狱的小姑娘，有天神奇地把手伸到王洛宾面前：“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原来是监狱看守给小姑娘的一颗蚕豆。王洛宾的眼睛湿润了，就用牙膏皮为小姑娘写了这首歌。之前，王洛宾将牙膏皮卷起来做笔，写了第一首囚歌《炊烟》，草原上黄昏的炊烟是自由的。放风的时候，乐观开朗的他就给难友们唱歌，甚至跳新疆舞。也就是说在狱中的王洛宾两年时间写了两首歌。

被马步芳营救后，王洛宾被提携为国民党第四十集团军军官训练团音乐教官，后来又担任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公署政工处上校文化高参。在这段经历里，一些人也便牵强附会了一首歌，很多人都会唱的《花儿与少年》，说是1946年初，为了欢度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青海省主席、军阀马步芳下令“马家军”各师、旅、团长自掏腰包筹办“社火”（西北各地对民间各类文娱形式的总称）。马步芳用浓重的河州腔，给王洛宾哼唱了他少年时会唱的一首河州民歌“四季调”，请王洛宾按此调编排社火。王洛宾记录了马步芳新唱词曲，编排出名为“八大光棍”的节目，“四季调”由此传唱开来。后来就有人把马步芳与王洛宾合作的“四季调”，看作是《花儿与少年》的初始形态。说是王洛宾不但与马步芳一起合作歌曲，档案里有一张穿着马步芳军服的照片，手提小提琴，在草原上起舞。

事实是，《四季歌》的歌词和音乐发展的。《四季歌》原是流传在青海省的民间小调，名为《再等上一等我》。二十世纪40年代，由昆仑中学国文教师、湟源县人石蓉久(石殿峰)以时令季节变化为线索，重新改词配词，突出了高原文化特色，定名为《四季歌》(详见《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中《醉心于青海“花儿”的文化名人》，2016年6月青海人民出版社)。

1942年3月，音乐家王云阶与夫人李青蕙从重庆市来青海省从事音乐教育，王云阶被安排到昆仑中学教音乐，李青蕙在青海女子师范学校教音乐。在西宁市听到王洛宾努力发掘青海民歌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抓紧学习和记录青海民歌。王云阶并编辑《青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乐艺》，将广泛搜集的青海花儿和其他民歌，开辟“青海民歌专号”发表，主要有“尕马儿”“山丹花开”“白牡丹”“水红花”、《四季歌》《菜籽花儿黄》等。据王云阶在《生命狂想曲·乐章之一山丹花》中说，“《四季歌》原是青海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当时在昆仑中学教国文的老师石蓉久(石殿峰)先生配词的。” 王云阶在保持原调式、音调和青海地方风格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手法对音调、节奏加工改编，增强了律动性，欢快而抒情，于1943年在《乐艺》副刊发表，很快就流传了。自此，其曲调也基本定型。

《四季歌》流传开的当年，根据青海省原民国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安排，在西宁乐家湾兵营辅导春节社火演出节目的王洛宾、周宜逵等人，编排了一出社火歌舞节目，名叫《八大光棍》，其伴唱和音乐以《四季歌》为主，将这首歌作为基本的音乐素材。兵营社火到民间演出后，受到老百姓欢迎，遂广泛流传，至今成为青海社火的传统节目。《八大光棍》推动了《四季歌》的流传。二十世纪40年代，《八大光棍》的确已成为青海社火的保留节目，得到当时亲自参加过民间该节目排练的人们的确认(罗耀南《莫把“花儿与少年”歌舞剧当做青海民歌集》)。

1955年，作曲家唐其竞根据朱仲禄的演唱，记谱改编为钢琴伴奏并适于女高音独唱的《四季歌》。民歌先后收入《中国音乐词典》、《音乐欣赏手册》。也就是说，《花儿与少年》是在1956年冬天，为参加全国专业音乐舞蹈汇演，由朱仲禄作词、吕冰作曲与舞蹈编导章新民合作完成的。朱仲禄先生集词曲创作、策划、编曲、演唱、舞美设计策划于一身，是风靡全球的经典歌舞《花儿与少年》的创始人之一（罗成《“花儿与少年”的真相浅说》，海西都市报，2018-01-05）。而马步芳无论如何是没有这个机会的，同时说明王洛宾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是个误传（李桦《不要给王洛宾的桂冠添枝加叶》，光明网，2006-7-14）。

1949年9月，西宁解放，王洛宾作为起义人员在军管会登记，准备举家迁回北平。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解放军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却来到他的家里对他说：“人民的队伍同样需要音乐家，你愿不愿和我们一起同赴新疆？”王洛宾说：“我写了那么多的歌，却从来没到过新疆，我太想去新疆了！”

马寒冰向王震司令员做了报告。王震说：“他的歌写得很好，我在延安时就听过他写的歌曲，欢迎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其后，王洛宾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在酒泉，王洛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走向新疆，真正走上了自己的音乐之路。但他没想到的是，马步芳的那句“王洛宾是我马步芳的人”，会在后来的“莫须有”里辛苦他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