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梦龄，抗战中首位牺牲的中国军长，但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他的女子生活得很不容易。
1937年，郝梦龄殉国后，他的妻子剧纫秋带着几个孩子由武汉辗转来到了重庆。其时，国民政府已移驻重庆，在重庆办公。最先的时候，剧纫秋和孩子们还能拿到抚恤金，但后来，不知为什么，抚恤金就莫名其妙地断了，剧纫秋和孩子们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郝梦龄的长女郝慧英不得不带着几个弟弟妹妹与母亲一起来到街头卖茶水。她说：“暑假时，我们为了赚学费，茶水、西瓜都卖过。”
郝梦龄牺牲时，郝慧英15岁，完全能记事了。
郝梦龄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部队途经武汉，他与家人告别时，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他还写好了一封信，封好后交给郝慧英，嘱咐她以后再拆开看。但郝慧英当时并不理解父亲的心情，硬要立即拆开来看，郝梦龄不允，从郝慧英的手中夺过信，把信撕成碎片丢进了痰盂里，便随队伍出发了。他走后，郝慧英把信从痰盂中捞出，拼凑起来一看，原来是父亲留给她和弟弟妹妹的遗嘱：
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
所谓遗族学校，即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有不少志士仁人洒血战场，为国捐躯，留下了许多未及成年的遗孤。如何告慰已死去的先烈，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材的问题，摆到了刚刚完成北伐革命的国民政府面前。1928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在首都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附近，创办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专门收容北伐大革命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先烈后代，由国家培养教育，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流落为卖茶水的小女孩，郝慧英一边叫卖，一边想着父亲，默默地泪流。她在心里说：“爸爸呀，你心好狠，从离开的时候就决心要丢下我们了！”
郝梦龄（1898年2月18日－1937年10月16日），字锡九， 河北藁城庄合村人，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陆军上将（阵亡后追授）。
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奉军第三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后投入冯玉祥的国民军。1926年升任旅长。1927年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由于作战英勇，被提升为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193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37年9月底，卫立煌任命郝梦龄为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
1937年10月16日，在山西大白水前线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1937年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山西运到武汉。武汉各界举行公祭，之后以国葬仪式安葬于武昌洪山卓刀泉。国民政府不久追赠他为陆军上将。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郝梦龄穷苦出身，兄弟姐妹共有6人，家里穷，从小，他便帮忙着给父亲种地，给别人当搬运工，好不容易上了三年私塾，最终却因家里穷困、供养不起被迫辍学。14岁时，到一个杂货店当学徒，说是学徒，但什么杂活都干，老板还动不动就打他、虐待他。忍无可忍，两年后，他逃了出来，投奔在东北军营的一位远房亲戚，为的是不至于饿死，通过当兵能讨一口饭吃。
没想到远房亲戚觉得郝梦龄可以教化，把他留在了自己的手下，让他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学习武艺。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十分难得，他刻苦上进，很快就脱颖而出，32岁就当上了军长。身处乱世，很多人一旦有权，就会贪婪金钱与美色，但他却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娼、不爱钱，并严禁纳妾。有句话说是无欲则刚，因此，在他的部队里，纪律十分严明，一不准纳妾狎妓，二不准吸毒赌博。
所有的事情并不是“不准”了，别人就不去做。尽管，郝梦龄从严治军，但还是有以身试法之人。这就要求郝梦龄“更严”，他的一位叔叔曾任师部军械处处长，偷偷地买了一个小老婆。他知道后，毫不留情地下令以军法治罪，开除军籍，永不录用。事后，叔叔来到他家苦苦求情，他的妻子和父亲看不过眼，都劝他看在亲戚的面上放叔叔一马，让叔叔保证永不再犯就行了，但他坚决不允，并对叔叔说：“在家里你是我的叔叔，我以长辈待您；但在军队，您是我的部下，如果我今天放过了您，那我以后还怎么管理我的军队呢？我不能徇私情啊！”就这样，他给了叔叔一些钱后将叔叔遣返回乡。
正因为如此，在郝梦龄的治下，第九军进入村庄宿营，“只准借用禾草席地而眠”，“次晨出发以前，必须检查百姓院内是否打扫干净，水缸是否挑满，而后方可出发”，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卖茶水的郝慧英记得，那天，她把父亲撕成碎片的信捞出来后，还能辨认的字迹让她大哭了一场，她偷偷地去了汉口火车站，在那里，她看到到处是黑压压的国军士兵，他们一个个整装待发，根本没有人在意她这个前来为父亲送行的女孩。“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在那里，她看到那些即将奔赴前线抗战的国军士兵，想到了她记事时，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作为军人，父亲总是郝梦龄东征西讨，与家人聚少离多。她三岁时，父亲有天回到了河北藁城庄合村老家，看到她长得挺可爱，就把她抱了起来，却问旁人：“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旁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看了看父亲，在父亲的怀里胆怯地叫了声“爸爸”。父亲听后脸色大变，一用力，抱得她生疼，眼泪忍不住喷了出来。
当然，卖茶水的郝慧英还记得，父亲把信撕成碎片后，脸色有些难看，分明有些悲伤，对她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火车“呜呜”地走了，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泪水放大了离去的车影，就像横亘在她心里的一道会移动的黑黑的墙，她说：“爸爸，您不会有事的，您会回来的……”然而，父亲却再也没有回来。
1937年10月11日，忻口战役打响，日军指挥官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集中日军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疯狂向忻口阵地猛攻。郝梦龄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部，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
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步炮兵主力在忻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易手13次。
13日凌晨5时，郝梦龄命令所部开始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三二二团在前，晋军在后，限三小时攻下。后因军队伤亡过重，两翼未动，还是停留在原阵地上。郝梦龄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6日凌晨，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和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将军亲自到前线督战，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连克日军几个山头。
到了早晨5点，天已微明，郝梦龄恐怕天明后我军阵地受敌炮火威胁，不能巩固，不如乘胜追击，迅速歼灭残敌，于是挥兵奋进，敌军混乱，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后退。郝、刘二将军已快到散兵线之前，距离日军只有200米。
时任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回忆，这时敌人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份，岂能畏缩不前？”
官兵们再三劝阻，郝梦龄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说完带头持枪，毅然向敌人的阵地冲过去。日军溃退，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郝梦龄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而后壮烈牺牲。
殉国后，士兵在郝梦龄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写给妻子剧纫秋的信：
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之教育当然不成问题。
……倘余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养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纫秋贤内助
拙夫龄留字
双十节于忻口
信写于1937年10月10日在忻口会战前线，距郝梦龄殉国不足一星期。
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于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遗体安葬在武昌，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汉口《大公报》报道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剧纫秋和孩子们哭成一片。
国民政府给了剧纫秋一笔抚恤金，连同武汉各界捐款共计6万元，同时承诺每年另给抚恤金3000元。但是抗战中，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抚恤金很快就用完了。此后，剧纫秋带着三男两女五个孩子艰难生活；郝梦龄去世时，最小的儿子才五个月大，由于兵荒马乱，家里穷困，又缺医少药，不到一岁就夭折了……
卖茶水的稚嫩的声音轻轻飘过，时间到了1939年，因为父亲的离去郝慧英的心里充满辛酸，但叫卖声却意外地遇到了冯玉祥。看着孩子们可怜，冯玉祥上前来问：“你们是哪里人呀！”郝慧英的两个弟弟回答：“河北藁城！”
“河北藁城？”冯玉祥说，“那里出了个大将军，叫郝梦龄，你们知道吗？”郝慧英的两个弟弟说：“他是我爹！”
冯玉祥说：“不会吧？你们怎么在这里卖茶水！”接着让郝慧英的两个弟弟带着来到了他们的住处，看到租住的房子中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以及郝梦龄的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非常震撼。于是，蒋介石反映，并亲自出面向国民政府打个报告，申请了2万元补助给剧纫秋和4个子女，这使得郝梦龄的4个孩子有学可上。
抗战胜利后，郝慧英高兴极了，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家人一起武汉啦。但仔细一想，却发现有些不对劲儿，原因是武汉并没有他们的“家”。原来，郝梦龄生前对家人的要求尤为严格，妻子剧纫秋多年来都带着孩子跟他辗转各地，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居住时，剧纫秋曾看中一幢两层小洋房，房东开价要一万块大洋，她向郝梦龄开口要钱，却遭到郝梦龄的强烈反对。郝梦龄说：“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如此，郝梦龄抗日牺牲后，并没有留下任何私产。
武汉那么大，哪有我们的家？尽管如此，郝慧英和家人们还是离开重庆，回到了武汉生活。解放后，郝梦龄的4个孩子成了医师、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均成了对国家有用之人。
郝荫楠，郝梦龄的二儿子，1955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为了支援国家三线建设，1965年，36岁的他报名参加武汉医学院郧阳分院建设。他带着孩子，来到当时还很贫困的郧阳地区，一直珍藏着父亲的当时写给母亲的那封信和父亲的一张照片。到了七十年代，为了保险起见，他将父亲的照片和遗书转头保管于当地公安局、郧阳军分区和郧阳地区档案馆，才使得将军的遗物得以完整保存。
1984年，经领导批准同意，郝荫楠将父亲的遗书和照片原件取走。取走之前，十堰市档案馆依据原件制作了复制件。后来，郝荫楠取走的这些珍贵资料，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抗日名将郝梦龄遗书曾藏于十堰》十堰晚报，2022-11-27）。对此，郝梦龄的4个子女说，父亲生前在物质上没有留给我们什么，但父亲留下来的遗书和照片却成了我们最大的财富。
1984年，郝梦龄的妻子剧纫秋女士逝世，终年85岁。1988年，武汉市政府将汉口北小路恢复旧名为“郝梦龄路”。其时，郝慧英已经退休，生活在武汉的她常到“郝梦龄路”上去走走，想想父亲，也会被邀请至当地学校讲述父亲精忠报国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