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参加汉口“八七”会议后，直接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湘赣边，部署秋收起义。随后，他率部进军井冈山，创立了中国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离长沙后，杨开慧携三子留守，持续在长沙进行秘密斗争。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不久即壮烈牺牲，终年29岁。

杨开慧逝世后，毛岸英与弟岸青、岸龙由舅父杨开智接至板仓，与外祖母及舅父共同生活。

1931年1月初，杨开智收到陌生人送来的毛泽民亲笔信。信中，毛泽民告知杨开慧遇难，担心三子留长沙遇险，请杨开智速将岸英三兄弟送往上海。

杨开智收到毛泽民来信后欣喜不已，经家人商定，由毛岸英舅妈李崇德负责，将三个孩子护送至上海。

李崇德为确保安全，将岸英、岸青、岸龙分别改名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谎称亲子，离开长沙乘火车赴汉口，再转乘轮船前往上海。

轮船抵岸后，李崇德携三子，依毛泽民信指引，至辣斐德路洋行会面。遵周恩来命，三子被送往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时毛岸英9岁，岸青8岁，岸龙不足5岁。

大同幼稚园由中央设立，专收上海的革命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负责人董健吾，表面为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实为中央特科人员。曾收留彭湃、恽代英等烈士后人。

董健吾出身青浦县世族，幼时受基督教洗礼。1928年入党，后在陈赓及潘汉年领导的中央特科二科任职。

遵陈赓之命，董健吾把圣彼得教堂设为秘密据点，并在霞飞路与嵩山路交汇处开设“松柏斋古玩店”，此店兼作情报与联络之用。

董健吾与宋子文为同窗挚友，基于此，宋母倪珪贞常邀董健吾主持祈祷。董健吾因此成为宋府常客。

1929年，董健吾遵周恩来指示，于上海戈登路441号创办大同幼稚园。为安全起见，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园名，并邀宋庆龄题写牌匾，以此双重招牌作为掩护。

董健吾创办大同幼稚园后，培养女儿董惠芳为党的小交通员，让她常给宋庆龄送信。他叮嘱，宋庆龄是孙中山的秘书及夫人，身份尊贵，送信之事要保密，只许他知。

董惠芳成为宋庆龄与地下党间的信件传递员，被宋庆龄称为“小萝茜”，要求称呼她为“二阿姨”。为便于联系，二阿姨赠小萝茜自行车，并教授其英语。

1931年夏，大同幼稚园遭敌破坏，人员被捕或隐蔽，孩童流落街头。毛岸英兄弟亦受影响，曾睡马路、拖地板、拾破烂，如《三毛流浪记》所述。

一天，毛岸英与毛岸青外出乞讨，归来时毛岸龙失踪。兄弟俩竭力四处搜寻，却始终未能找到他的踪迹。

半年后，董健吾寻回岸英、岸青并安置于家中。其妻因知二人身份惊恐，且家境拮据，对兄弟俩态度刻薄，常加责骂。尽管如此，兄弟俩仍在白色恐怖中幸存下来。

1936上半年，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送斯诺与马海德至陕北苏区。经西安时，张学良因董与宋的深厚关系宴请了他，此举为日后毛岸英兄弟赴苏提供了契机。

酒过数盏，董健吾向张学良提出：“我家有三子女，欲送其往苏联求学，以期将来报效国家，副总司令能否相助？”

张学良对董健吾的要求迅速答应：“此事交由我处理！”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果断与自信，明确表达了自己将承担这一任务的决心。

不久后，张学良派老部下李杜至上海，接董健吾三子女赴苏联，并告之已备十元银元供其留学。董健吾随即向党组织汇报，党中央研究后，决定送毛岸英兄弟前往苏联。

为保护孩子安全，党组织增派杨承芳同志与李杜同行至苏联，负责孩子们在苏的生活管理，确保他们得到妥善照顾。

李杜迅速完成出国手续，携三子经香港抵达巴黎。因签证尚未办妥，一行人决定在巴黎暂住。

滞留巴黎时，岸英兄弟与房东家三子迅速熟络。这三子年龄相当，却常在他们面前显傲慢，颇有轻视中国人之态。

一次，几个孩子在楼下玩时，房东儿子挑衅嘲笑中国人，岸英、岸青愤怒反驳。法国孩子挥拳欲打，兄弟俩毫不退缩，虽人少却勇猛，未让法国孩子占便宜。

未占便宜后，次日法国小孩诱骗岸英、岸青至栗子园。他们投栗攻击，欲突袭。岸英、岸青早有准备，以藤椅护体反击，法国小孩最终抱头鼠窜。

奇怪的是，两仗之后，孩子们对岸英和岸青变得客气，不再说他们坏话，还分享玩具。离法时，孩子们赠礼并列队欢送岸英和岸青兄弟俩。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努力下，苏联驻法领事馆发放签证，仅许三子及杨承芳入境，拒董寿祺、李杜等。恰逢西安事变，李杜等人遂返上海。

抵达苏联，14岁毛岸英用名“塞尔盖伊”，12岁毛岸青用名“亚力山大”，两人进入国际儿童院，开启苏联留学之旅。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五年期间，毛岸英因聪明好学、勇敢坚忍且热衷军事、政治及时事，成为小领袖，历任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及列宁团区委员，常受邀作报告。

毛岸英的苏联老师屡劝其入籍苏联，他坚定拒绝道：“我是中国人，深爱祖国。祖国召唤，我必归。加入苏联国籍，将不便响应祖国。”

毛泽东忙中念及苏联的岸英与岸青。得岸英照片后，他细看良久，随即致信两兄弟，勉其趁年轻多学自然科学，因科学乃真学问，未来大有可为。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快速逼近莫斯科。伊万诺沃市为防德军坦克，着手挖掘反坦克壕，国际儿童院学生亦参与此艰巨工程。

反坦克壕深挖宽各3米，日挖定额1立方米，对儿童院孩子是重体力挑战。他们虎口震裂、手心磨泡仍坚持。中国孩子虽瘦弱却肯吃苦，毛岸英以身作则，受众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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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毛岸英向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提出上前线要求。曼努意尔斯基拒绝，称他未加入苏联国籍，无权参与战斗。

毛岸英反问曼努意尔斯基：“中苏虽不同国，但共击法西斯。我爸抗日，斯大林抗德，目标一致。我虽为中国籍，仍愿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曼努埃尔斯基笑道：“很好，小伙子，你的斗志打动了我，我批准你上前线。”

1945年5月，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于莫斯科赠手枪给毛岸英，以纪念其参战。同年12月，毛岸英离苏返延安。

毛岸英归延安时，张学良已被蒋介石软禁九年，致使其无法向曾出资十万助其与弟赴苏联的张学良致谢。

1991年，吕正操将军受中央派遣访美探望张学良。交谈间，提及毛岸英兄弟，张学良感慨道：“昔日送毛泽东二子赴苏留学，实为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