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几乎是每个学子的印记。

紧张、忐忑、挣扎，那是一场与命运的较量。

安永全或许比大多数人经历了更多的波折。

他曾在煤矿里挑过担、运过货，直到二十几岁才第一次走进考场。

他埋头苦读，终在两次高考后，拿到了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入场券。

安永全在之后的岁月里，依旧没有忘记那段曾令他泪流满面的时光。

每年高考时，安永全的散文《我的高考》都如期而至，在无数学子中流传。

山西运城原市委副书记安永全的高考，看哭了无数人……

贫困与渴望

故事主人翁正是山西省运城市委原副书记安永全。

1958年，山西霍县，安永全在霍县中学度过了他的初中时代。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霍县的初中分为两类班级，其中一类班是二年制的速成班，安永全正是被分配到了这个班级。

速成班的课程紧凑，教学内容匆忙，来不及品味。

在这里，安永全的学业生涯也不过是短短一年多。

当时安永全的真正课堂，在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奔波中度过。

为了生计，他早早地下地翻土；有时，他又得前往钢铁厂，背着沉重的矿石，在寂静的夜色中一步步跋涉。

这样零星的“学习”，使得安永全对于课堂的渴望更加强烈。

安永全未曾上过高中。

1960年，霍县，安永全从初中毕业，成绩名列前茅，大约在前五名之内。

那年的升学由当地政府分配。

而安永全，按理说该进入高中继续求学。

可他心中明白，这条路，自己走不通。

家境，始终是他无法摆脱的枷锁。

那一年，他家住在霍县的破旧县城小屋里，家中共有八口人，其中有六个弟兄，他是长子。

父亲做的是售货员，月薪不过三十四元。

屋里狭小，十平米不到的空间里，兄弟们像是被挤进罐头盒的沙丁鱼，每晚，土炕上的空隙寥寥无几，兄弟们的头和脚交错叠成一团。

母亲早就对他说：上完初中就够了，别再上了。底下的孩子，连小学都上不了了，能认得钱就行。

那时候，安永全从不敢反驳，只是默默点头，心中却空洞无物。

在霍县中学的最后一天，安永全将自己的脸紧紧贴在那块匾牌上，泪水模糊了视线。

匾牌上那几个字，重若千斤，将他从曾经渴望的知识殿堂拖回那片贫瘠的土地。

他的心，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紧紧握住，无法挣脱。

毕业后，安永全没有选择继续求学，而是投身社会，做过小商贩，做过小工，也做过装卸工，什么能赚钱，便做什么。

无法反抗，难以逃避

十五岁那年，安永全放下了书包。

当他看到父亲一天天愁眉苦脸、步履蹒跚，看到母亲带着一盆辣椒面在街头叫卖时，他的心里便清楚了一个道理。

人生第一要紧的事，不是理想，不是未来，而是能不能吃得饱肚子。

他随母亲走上了街头，站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社会位置”，开始了贩卖瓜果蔬菜的生意。

安永全并未从父母那里学到过什么经商之道，只听得最多的便是些空洞的“和气生财”“买卖公道”之类的话。

事实上，生意的“道理”不止这些。

每逢中午，总有一些初中的同学经过，看到他的小摊，便是眼冒光、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筐子里的甜瓜与西红柿，抓得也毫不客气。

安永全站在一旁，心里充满了羞耻，却又无力制止。

他的秤盘总是空荡荡的，他甚至不敢要求他们付钱。

在他眼里，这些人成了远离他生活的“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白拿白吃，自己则眼睁睁地承受着这一份不敢言明的屈辱。

不久之后，安永全找到了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拉人力车。

他每日拉着货物，穿行在街头巷尾。

东大街，那条绵延的长坡，是他每天的战场。

地面上，砖石与碎石交织成一种奇怪的纹理，坑洼不平。

坡顶上，副食店是他的目的地，每日都要用力拉着沉重的货物，爬坡而上。

他低下头，弓起腰，像是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车辕上，两手死死抓住辕杆，拼命前进。

汗水浸湿了眼睛，模糊了视线，前方的路变得一片迷茫。

到了最陡的地方，安永全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拥有双腿。

每天，他都要在这条街上，展现自己最狼狈的一面。

1961年端午节，安永全一时贪心，额外拉了100斤货物。

那一天，他拼尽全力攀爬着东大街最陡的坡段。

肩上的拉绳突然裂开，失去控制的车子猛烈冲撞地面，安永全的脸猛地撞上了坚硬的土路，鲜血瞬间涌出。

车子横冲直撞，翻滚着撞过路旁的人群与摊子，酱油和醋洒了一地，街头瞬间乱成一团。

周围的惊叫声、责骂声如潮水般涌来。

安永全猛地清醒，意识到自己正被撞倒的行人愤怒地打骂着。

那时，他才终于察觉到围观的人群里，竟有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他初中的同学。

自尊心在这一刻被撕得粉碎，安永全躺在地上，眼泪与血水混杂，号啕大哭。

他低下头，心底的羞耻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贫穷，真是可怕。

你的一切努力，别人看不到，别人忽略；甚至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在无形中被践踏。

因为穷，你只能忍受所有的屈辱与辛酸；因为穷，别人可以在阳光下读书，而你却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推车、搬运，汗水与疲惫成了你唯一的标志。

你不敢反抗，也无法逃避。

然而就在那一瞬，安永全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杀出一条血路，打破这层无法跨越的贫困藩篱。

名为希望的花

1961年秋天，安永全偶然得知，社会青年只要具有同等学力，也能报名参加高考。

即便没上过高中，照样可以考大学。

文科考试，竟然没有数学与理化，只有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和俄语。

这一发现让他忽然看见了不远处的希望。

安永全立刻奔赴县城的旧书店，翻箱倒柜，找来高中三个年级的文科课本。

那些发黄的书页，见证了他渴望知识的焦虑与决心。

他把所有能找到的复习资料都搜罗回来，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1963年夏天，安永全已深知自己自学的时间短，内容不够扎实，知识体系混乱，漏洞百出，常常读得头晕眼花。

按计划，他本该再学一年，理清思路，但他心里也清楚，时间不允许他再拖延。

他只能匆忙上阵，怀抱一丝微弱的希望——也许，或许，命运会眷顾他一次。

然而，考试那天，意外还是来了。

安永全自认为最拿手的语文，竟然把作文题目看错了。

对于自己费尽心力攻克的俄语，他对完答案后才发现，最多也不过五分。

第一次高考，就这样草草结束，带着失败的阴影和深深的懊悔。

安永全并未因此气馁，反而愈发坚定。

他重新制订了学习计划，几乎不留一丝空隙。

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只学初中的外语，放弃高中外语。

他定下40分为目标，集中攻克其他四门课程，力争每科均分达到85分以上，在强项上做足文章，补足自己的弱点。

光有记忆是不够的，必须要用方法来加深记忆，才能使学习变得更加扎实。

历史，六本教材放在一旁，他用两本稿纸，分朝代、分世纪，逐一写出每个重大事件、人物和时间。

古文，他要求自己做到标点无一差错，若一时写不下去，便查书再写。

每次写完，都会重新默记，做到能脱口而出。

为了锻炼应变能力，安永全又另辟蹊径。

他将每科的试题分别写在纸条上，卷成捻子，放入五个小盆中。

大题是长捻子，小题则是短捻子，每次定好闹钟，抽取五道大题，十二道小题，限定两个小时内完成，做完后再对照课本阅卷评分。

他甚至为作文定下了严格的时间限制，自己设计了50道各类作文题，随时抽出一道，要求在50分钟内完成。

这一切的反复训练，几乎成了他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命运总是难以预测。

1964年，距离高考仅剩二十七天，安永全接到了通知，九月将上山下乡。

此时，怎能再等？高考的钟声近在眼前。

他急忙拿起报名通知单，心急如焚。

一番折腾后，他急奔县教育局，却被告知霍中的集体报名早已提交，体检也已结束。个人报名？只得赶去临汾的招生办。

明日即是最后一天，错过便无望。

安永全回家，拿出所有积蓄，跑去居委会开证明。随即，飞奔至车站，争取赶上三点半的车。

然而，售票口贴出了公告：铁路因水灾被冲断，预计恢复需两日。

安永全怒火中烧。

无铁路？那便走！

一百五十里，步行开始。

从介休到临汾，他的步伐越来越沉重，疲惫已透入骨髓。到达临汾时，天已亮，已是第二天上午十点。

办理完报名和体检，又匆匆折返。

一天一夜的奔波，终于回到霍县，天色已明。

他敲响家门，虚弱至极，只低声道：“妈，快开门。”

说完，便再无力言语。

一觉沉沉，醒来时，双腿肿胀如桶，脚底疼痛难忍。

但他没有喘息片刻。书本和试卷已占据了他的全部，他脑中只有一个个密密麻麻的题目。

自那时起，安永全便以一种近乎拼命的姿态开始了逐梦的征程。

头悬梁，锥刺股，他甚至恳求母亲用大钳子夹着他，用力拧醒那片顽固的瞌睡。

他如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活在那无尽的课本与试卷之间。

终于，高考落下了帷幕，漫长的等待将人的意志一寸寸剥离。

有一日中午，太阳无情地烤着大地，安永全依旧在家门口的小店里，忙着卸货。

汗水浸透了他的背脊，汗珠在脸上沿着脖子滑下，瞬间被灰尘吞没。

忽然，视线一转，邮递员手捧一封信，正朝他走来。

那一刻，安永全几乎是飞奔过去的。

手接过信封时，指尖微微颤抖。

那一纸薄薄的信封，沉重得让人几乎无法喘息。

他撕开信封，看到的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来自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站在门口，他久久未曾动弹。

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空气也似乎停滞了。

站在炽烈的阳光下，他终于明白，那段被生活狠狠折磨的岁月，终将开出一朵名为“希望”的花。

曾有多少人批判高考，批评它过于功利，批评它给大学生带来了无尽的困惑。

可一个有知识、有能力、有素养的人，终究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收获属于自己的阳光。

参考资料：

安永全著.《我的高考》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