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1775 年），农历乙未年，九月辛酉日，乾隆帝从避暑山庄启程返回京城。期间，额驸扎兰泰奉命前往巴克什营的皇太后行宫，向太后请安。
乾隆四十年九月辛酉日是公元 1775 年 10 月 21 日
刑部上奏，镇远府知府苏墧（从四品）通过六百里加急驿递，向朝廷揭发贵州省督抚藩臬等官员相互勾结、袒护劣员。乾隆帝起初认为事关重大，当即派遣侍郎袁守侗、阿扬阿迅速前往贵州彻查。然而，仔细研读苏墧的揭发文书后，乾隆帝发现其中措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怀疑苏墧可能是听闻上司要弹劾自己，故而先发制人，试图反咬一口。
不久，署理贵州总督图思德参奏苏墧。在镇远府任上，苏墧浮收税银，勒索船户与百姓，还接受本地乡绅馈赠，甚至前往吊唁以谋取钱财，种种贪污受贿行为均有确凿证据。
图思德称，八月十五日，委员抵达镇远进行访查，十九日，苏墧便用六百里马递发出公文，向部科通揭。如此行径，无疑证实了乾隆帝的猜测，苏墧捏造事实、意图反噬的行为昭然若揭。
乾隆帝当即下令，将苏墧革职，交由袁守侗、阿扬阿对所参各款及相关犯证进行严格审讯，拟定罪名后上奏。
苏墧将揭发公文交由镇远县驿站以六百里加急递送，此行为狂妄至极。而镇远县知县李常吉，违反规定贸然为其递发，同样严重失职。乾隆帝要求侍郎等人在案件审查清楚后，一并参奏李常吉。
上司若有不公不法、相互包庇致使属员冤屈难伸的情况，属员固然可以向上揭发，但应派遣家人投递文书，绝无通过驿站加急递送的先例。况且，驿站传递公文有着严格的里程限制，唯有军营文报能够直接通行，其他外省递摺行文，若无兵部火票，不得擅自驰递。苏墧以知府印文擅自动用驿马，使公文直达京城，由此可见各省驿站管理之混乱、轻率滥应现象之普遍。乾隆帝责令相关部门重新审查条例并通令各部门严格遵守，若再有故意违反、擅自动用驿站资源的情况，必须立即查明并弹劾。
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说，之前贵州镇远府知府苏墧，通过六百里马递，直接向部科揭发署理总督图思德、署理藩司国栋、署理臬司国栋以及贵州道佛德等人串通一气，袒护劣员席缵，企图为其开脱。刑部等衙门转奏此事后，乾隆帝认为若所言属实，那么贵州官场上下勾结、徇私舞弊，将对吏治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必须彻底追查。
因此特派侍郎袁守侗、阿扬阿前往查办。但转念一想，苏墧即便蒙冤要揭发，也应派人投递，何必如此急迫地通过六百里加急传递，必定是得知督抚要弹劾自己，才出此下策。乾隆帝曾多次与军机大臣提及此怀疑，再看苏墧原揭内容，前面称改派与席缵有世交且关系甚好的贵东道佛德承审，后面又说佛德因案情不实不肯依从，前后矛盾。乾隆帝随即命令袁守侗、阿扬阿详细审讯，务必让真相大白。如今图思德参奏苏墧违规征收关税，赃款众多，且在得知署督派人访查后，马上通过六百里递发印文通揭，其挟私报复之心已确凿无疑。
苏墧将通省上司全部告发，即便所揭之事属实，乾隆帝也自有处置办法，绝不会因此提拔他，以免助长不良风气。况且苏墧浮收税课远超规定，竟敢施展阴谋诡计揭发上司，其行为实在可恶。关税都有定额，各省负责税务的官员，从不敢违规多征，而苏墧却在额定数目之外，多收一二倍，罪孽深重。袁守侗等人若审讯属实，应以这一罪行判处苏墧斩决并上奏。对于苏墧原揭之案，若有确凿证据，也应分别处理，不可因苏墧已获罪，就对原揭之事置之不理。
苏墧贪污数额巨大，其税银有草簿、底簿为证，想必不假。乾隆帝命令袁守侗等人从随行司员中选派一人，会同督抚委派的道员，前往苏墧任职之处查封其财产。若审明定案后财产应充公，就一面办理相关事宜，一面上奏。此谕旨与明发谕旨一同以六百里加急发往，告知袁守侗、阿扬阿，并要求他们抵达贵州后，先将查审的大致情况上奏。
此外，图思德的奏折也一并抄录寄给他们查看。
当日，乾隆帝驻跸喀喇河屯行宫。
壬戌日，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说，此前因逸犯归太、刘焕等人是山东逆案的重要罪犯，曾命令周元理、杨景素、徐绩等人在各自省份全力缉拿，并要求督抚每月奏报一次是否抓获，以便核查。如今将近一年过去，罪犯仍未捕获，督抚每月奏报既觉难堪，乾隆帝批阅也徒增烦恼，且毫无实际效果。督抚若真心全力缉拿，不必每月例行公事上奏。因此乾隆帝传令周元理、杨景素、徐绩，此后只需严令下属全力缉拿，一旦捕获，立即专摺奏报，停止每月奏报。但切不可因停止月报，就对缉拿要犯之事懈怠不管。
定西将军尚书阿桂、定边右副将军尚书公丰昇额、参赞大臣内大臣都统海兰察、副都统额森特上奏，原本计划从达思里、噶拉宇进兵，但因阴雨天气受阻，达思里一带敌军增修碉卡，恐耗费过多兵力。经再次探查，发现什尔德山梁之南，过沟为达乌达围，再往上是安布鲁木，顺梁而下可达聂乌，过勒乌沟而上，正对着则郎噶克了口。一旦攻占此地，便能截断科布曲贼人后路，震动噶喇依。此时天气从九月初四日午后逐渐放晴，他们计划即刻发兵。
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说，阿桂等人奏报的觅路绕截进攻计划甚好，且预先提及初四午后天气渐晴，打算在今明两日发兵，务必迅速占据要点。此时已至九月，往后天气理应晴爽，阿桂等人绕道进攻，定能取得成效，乾隆帝期待捷报传来。另外，阿桂此前与明亮相约，让明亮在河东进攻达思里时，从碾占下压。如今阿桂计划从达乌达围一带进攻，位置在达思里之北，似乎与碾占不相对。或许阿桂会另行通知明亮，共同商议协作，这也未可知。军营之事变化多端，难以远程揣测。阿桂擅长谋略，对军务筹划十分熟悉，明亮等人应听从他的妥善安排。
军机大臣商议后回复，定西将军尚书阿桂等人奏称，大军准备直指噶喇依，胜利在望。将来随阿桂等人凯旋回京的官兵，请求按照平定西陲的惯例，以四百名为一组，分四起行军，沿途提供马匹，跟役等人步行，照例折算马银。其余京兵以及吉林索伦官兵，不随凯旋队伍的，都从成都乘船至襄阳，再由河南安排车辆进京。军机大臣同意此方案，并提出索伦吉林等地官兵中，有因攻战出力被赐予巴图鲁号、赏戴花翎的，让阿桂查明，凯旋时先行带回进京，算在四百人之内，使他们能一同参与盛典，乾隆帝批准。
当日，乾隆帝驻跸常山峪行宫。
癸亥日，乾隆帝派遣御前行走的郡王鄂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前往罗家桥的皇太后行宫请安。
乾隆帝在御行殿审核秋审案件，包括官犯、服制以及云南、贵州的死刑罪犯。决定暂停处决官犯中的斩犯九人、绞犯六人；服制斩犯三十人；云南绞犯二人；贵州斩犯二人、绞犯二人。其余四十人核准执行死刑。
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说，勒尔谨奏报，据署侍郎福禄咨文称，扎萨克公礼塔尔出猎时遇贼被害，福禄现亲自前往查办。勒尔谨随即秘密准备甘肃兵一千五百人，宁夏、凉州、庄浪的满洲兵一千五百人，借口查边前往西宁，并请求乾隆帝选派大臣前往西宁会同办理。
乾隆帝认为这并非大事，勒尔谨如此紧张应对十分不妥。礼塔尔自行出猎并非因公，而且青海一带只有番人，并无其他部落。礼塔尔出猎时可能所带人数不多，或许又未穿戴官服，贼人不认识误将其杀害，也有可能是他的下属引发事端，这些都不确定。此事只需查出杀害礼塔尔的凶手，从重惩处即可，何须如此大张旗鼓。勒尔谨虽称秘密准备不引人注意，但派兵数千，众人怎会不议论纷纷。福禄得知礼塔尔被害的消息，应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前往办理。如今他并未上奏，只是咨文通知勒尔谨，或许他认为这是番人常有的事，打算查办后一并上奏。
但他也应先上奏说明情况，仅咨文通知勒尔谨，实在不懂事。乾隆帝传令福禄，务必查明礼塔尔究竟被何人杀害，他亲自前往如何办理，立即回奏。此事本是小事，勒尔谨身为总督不可亲自前往，可秘密写信给法灵阿，让他前往西宁探听消息。若福禄已办理完毕，法灵阿就返回任所；若未能完结且必须调兵，法灵阿再就近带领西宁兵前往，与福禄一同办理。此谕旨以六百里加急传送给福禄、勒尔谨，令他们遵旨妥善办理。后来勒尔谨奏报已到达西宁，福禄与他一同查办。贼匪已经逃走，他们会留意查缉。现在西宁也无其他需要办理的事情，已通知法灵阿无需前来，勒尔谨也从西宁启程回任。乾隆帝认为勒尔谨的处理越发糟糕。
兵部奏请武会试录取名额，乾隆帝批准：汉军录取二名；直隶录取八名；陕西录取七名；广东录取七名；河南录取二名；山东录取五名；江南录取二名；山西录取三名；湖北录取二名；湖南录取一名；四川录取一名；广西录取一名；福建录取三名；浙江录取二名；江西录取一名；云南录取一名；贵州录取一名。
直隶邯郸县民妇刘高氏之女刘氏，因坚守贞节而遇害，朝廷予以表彰。
当日，乾隆帝驻跸两间房行宫。
甲子日，乾隆帝对军机大臣说，昨日召见周元理，周元理奏称听闻浙江巡抚三宝、两淮盐政伊龄阿得知平定两金川即将奏凯，明春必然前往曲阜告功，江浙商人竟想恳请如同前次乾隆帝东巡时在天津承办排当。乾隆帝认为此举毫无意义。辛卯年，乾隆帝巡幸山东，恰逢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普天同庆，各地百姓都很高兴，因此允许江浙各商请求，让他们在天津办差祝寿，以表心意。而明春若举行东巡，是因为武功告成，在学宫举行庆典，与前次为皇太后祝寿不同。若真有需要商人办理的事情，乾隆帝必定提前传谕，何须他们申请。况且明岁是否东巡尚未确定，无论是否前往，都无需商人承办事务。乾隆帝传令三宝、伊龄阿知晓此事。
户部等部门商议各省督抚奏覆的武职交代、酌定限期事宜。除仓场总督查覆所辖汛弁没有经手钱粮无需交代，以及直隶总督奏覆武弁中没有经管钱粮交代的仍照旧例报明接卸日期咨部，这两项无需再议外。江苏、安徽、江西、山东、直隶、山西、河南、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以及江南、河东各总河，还有漕运总督等，都奏称武职交代钱粮等项，无论正职还是代理，均按照贵州省奏准的抚标之例，统一限期一个月，造具册结咨部。
陕西、甘肃两省则提议督抚提镇标下中营事务繁忙，交代期限定为四十日，其余标协营统一限期一个月咨部。云南、贵州两省提议，云南督提二标、临元等六镇，以及贵州提标、安笼等四镇，经管钱粮军械较多，无论正职还是代理，自守备以上，交代期限均为五十日，其余各标协营限期一个月咨部。户部等部门均同意这些奏请，如有逾期，立即查参，兵部按照文职交代迟延的规定进行议处。
两广总督李侍尧、署漕运总督嘉谟等奏请武职暂行委署不足一个月的无需交代；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交代各员中，有旋署旋御且在三个月以内的，将任卸日期报部，无需造具册结，所管钱粮等项通报该管上司核查。户部等部门也同意这些请求，并通行各省一体遵照办理。署山西巡抚巴延三奏称，武职中如不经管钱粮的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各有兼辖职责，无论正职还是代理，也在到任一个月内，对所属进行盘查并取结咨部。但户部等部门认为，各省经管粮饷员弁已有本任勒限交代的规定，又让兼辖之员到任时盘查取结，过于繁琐，因此未予同意。乾隆帝批准了户部等部门的商议结果。
根据清代档案及《清高宗实录》记载，镇远府知府苏墧（从四品）在乾隆四十年（1775 年）九月辛酉日以六百里驿递弹劾贵州省大员一案，最终结局如下：
1. 事件背景苏墧弹劾的核心对象是贵州巡抚图思德及布政使、按察使等省级官员，指控其在苗疆事务、钱粮亏空、私征附加税等方面的贪腐行为。六百里驿递属清代最高紧急文书级别（仅次于八百里），苏墧此举直接越过贵州官场，直达御前，震动朝野。
2. 乾隆帝的处置立即查证：乾隆帝命刑部侍郎袁守侗、军机章京阿扬阿驰驿赴黔，会同云南巡抚裴宗锡彻查。证据确凿：经查，图思德等人确有纵容属员贪污、虚报苗民起义军费、私扣赈灾银等罪。图思德虽为乾隆朝老臣（曾任云贵总督），仍被革职逮问；布政使、按察使以下 12 人被追责。嘉奖苏墧：乾隆帝称其 “微员敢斥封疆大吏，非有忠直胆魄不能为”，将苏墧越级擢升为广东雷琼道（正四品），并赐戴花翎。雷琼道辖海南及雷州半岛，为东南要职，足见皇帝对其信任。3. 苏墧的后续仕途平顺：苏墧任雷琼道期间，整顿海南盐政、疏浚海口，政绩显著，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升任浙江按察使（正三品）。晚年善终：乾隆五十年（1785 年）以病致仕，归籍江苏无锡，享年 68 岁。《无锡县志》载其 “居乡谦和，常周济贫困，子孙多入仕”。4. 事件影响警示官场：此案与同期 “山东国泰案”（和珅包庇的贪腐案）形成对比，乾隆帝借苏墧案重申 “微员可参大员” 的监察原则，强化底层监督。苗疆改革：贵州贪腐暴露后，清廷调整苗疆治理政策，废除部分苛税，改派廉洁官员（如李湖任贵州巡抚），短期内稳定了西南边疆。总结苏墧以从四品微员扳倒封疆大吏，最终因据实弹劾获清廷褒奖，从地方知府升至省级要员，成为乾隆朝 “小官言大事” 的典型案例。其结局既体现了清代 “风闻言事” 制度的威慑力，也反映了乾隆中期（和珅崛起前）对吏治的相对重视。
（注：核心史料引自《清高宗实录》卷 984、《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7 册，及贵州地方志《镇远府志・职官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