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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连友可能都注意到，四十开本的连环画《鲁迅和青年的故事》，除少数未被处理的，绝大多数封底版权页第一行原著栏目，都被墨笔涂抹。显然，这是一种被动的补救手段。仔细辨认，被涂掉的是“原著：石一歌”，在当时，封底内容被刻意抹去，意味着相关人员出了问题。通常，著作者问题严重的书籍会被全部收回销毁，而《鲁迅和青年的故事》的作者“石一歌”，应该属于“问题不大，但确实有问题”的情况。

《鲁迅和青年的故事》的绘图者都是当时极为出色的高手，丁荣魁、黄英浩、陈逸飞等，个个都是大师级人物。一本连环画能聚集10人集体创作，想必是组成了特别创作组集中创作，可见组织者对这本书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是将其视为政治任务。

那么，编写脚本的“石一歌”究竟是谁？1972年，上海为落实周恩来大学文科复课指示，成立以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为基础的复课教材编写组，该组织隶属于上海写作组。而上海写作组是直属张春桥、姚文元的“御用”写作班子，由徐景贤代管，主要负责人朱永嘉，他们用众多笔名撰写文章，成为“四人帮”主要舆论工具。随着形势变化，隶属于它的教材编写组自然也受到影响 。

教材编写组工作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组长陈孝全，副组长吴欢章，成员有余秋雨、高义龙等人。当时正值鲁迅诞辰九十周年、去世三十五周年，编写组编写教材之余，编写了《鲁迅小说选》等，署名“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1973年2月，教材编写组的工农兵学员编写适合少儿阅读的《鲁迅的故事》，署名“石一歌”，这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余秋雨曾建议为“石一戈”，未被采纳）。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人员，根据“石一歌”编写的故事编创了《鲁迅和青年的故事》。

1973年底，吴欢章、余秋雨等人离开小组，仅剩四人，小组搬出复旦，迁至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又增添三人，并正式更名为“石一歌” 。“四人帮”倒台后，“石一歌”11个成员都受到审查，审查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问题最严重时期的言行，结果未发现他们写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文章。但此时《鲁迅和青年的故事》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减少损失、避嫌，连夜紧急将版权页上“原著：石一歌”涂去，这才有了原著名字被涂的《鲁迅和青年的故事》在新华书店售卖的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