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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封信源于对干部安置和教育走向问题的思考，其核心是各行各业都要办成“大学校”，涵盖学政治、军事、文化，从事农副业生产，办工厂，批判资产阶级等内容。当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公布其基本精神，“五七”干校也应运而生。

“五七”干校是干部再教育学校，人员多为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创办了最早的“五七”干校，组织省直属机关干部下放劳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经验材料并引用毛泽东相关批示，1969年4月“九大”后，全国干部下放达到高潮。

“五七”干校目的明确：让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参加劳动，去除官气和文气，改掉高高在上、轻视工农的毛病；使其接触草根民众，熟悉国情、了解社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实现自食其力，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

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地执行力度、方式和条件不同，结果千差万别。从积极方面看，它促进了干部思想改造，干部与工农群众共同劳动生活，了解基层实际，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作风，培养艰苦奋斗精神；推动了知识与实践结合，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农业生产等劳动实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缓解了就业压力，在当时背景下，大批干部和知识青年下放，减轻城市就业安置负担。

然而，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一刀切”的处理方式造成人才浪费，许多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干部、知识分子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无法发挥专业特长，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管理存在问题，一些干校管理简单粗暴，对学员思想和生活造成压抑和伤害，部分学员甚至因劳累致病或致死；教育功能受限，劳动强度大，学习时间和效果受影响，不利于干部和知识分子专业成长和知识更新 。

“五七”干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它的评价需客观辩证。它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存在，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思考，研究它能让我们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推动国家和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