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啊，你这成都第一任父母官当得可够呛！”1950年早春的某个清晨，西南军区司令部里，贺龙拍着周士第的肩膀笑道。彼时成都街头还散落着未清理的弹壳，周士第正伏案批阅堆积如山的公文，闻言抬头应道：”仗打完了，这才算刚起头呢。”这段鲜为人知的对话，恰如其分地勾勒出这位传奇将领从战场到市政厅的转变。

时间倒溯至1955年9月27日的中南海，彭富九接过少将军衔证书时，邓颖超那句”快看彭富九这个小鬼也当上将军了”引得满堂会心一笑。这位无线电侦察专家出身的将军，正是周士第女婿。此时距周家双上将授衔不过旬日——9月3日的授衔仪式上，周士第与亲家肖华并肩而立，两颗金星在将帅服上熠熠生辉。这般”两代三将”的殊荣，在我军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要说周士第的军旅生涯，得从1924年说起。这个海南文昌走出的汉子，在黄埔军校就敢当面顶撞蒋介石的”训导”。南昌起义时，他带领的25师不仅是主力，更在危局中作出关键抉择：当起义部队行将溃散，是他力主由朱德收拢余部。这个决定的分量，后来朱毛会师井冈山的史实已给出答案。但命运总爱开玩笑，当周士第远赴南洋寻找党组织时，绝不会想到这趟旅程竟会让他背负数年”叛党”嫌疑。

1931年的南京老虎桥监狱，见证了这位铁汉的傲骨。面对劝降的国民党特派员，他掷地有声：”要杀便杀，何必啰嗦！”狱中十八个月的酷刑，把这位身高一米八的汉子折磨得不足百斤。宋庆龄的斡旋固然重要，但真正震慑敌人的，是那份连死亡都无法动摇的信念。出狱时他连站立都困难，却坚持要自己走出牢门——这个细节被当时看守记录在案，成为后来党史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黄土高原的风沙磨砺出周士第的军事智慧。1935年直罗镇战役，他率部夜袭时被流弹击穿钢盔，血染征衣仍指挥若定。此役后每逢阴雨便头痛欲裂的后遗症，被他戏称为”老天爷发的免费天气预报”。抗战期间担任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时，他首创的”弹性防御”战术，把雁门关变成了日寇的绞肉机。有意思的是，这位以刚烈著称的将军，竟能写出让毛主席赞不绝口的军事论文，其中《论平原游击战》的手稿至今保存在军博。

1949年冬的成都解放，堪称周士第军政才能的集中展现。作为首任市长，他既要整编二十万国民党溃兵，又要对付潜伏的三千余特务。有次巡查春熙路，他当场识破伪装成乞丐的敌特——只因对方脚上穿着美制军袜。这种洞察力，与他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练就的”火眼金睛”一脉相承。至1950年夏，成都不仅治安好转，更创造出”百日复市”的奇迹，两千余家商铺在战火余烬中重新开张。

说到家庭，周士第的”将军之家”着实耐人寻味。女婿彭富九的无线电侦察本领，某种程度上传承自岳父的谍战经验。而亲家肖华将军的”娃娃司令”之名，又与周士第的”铁血参谋长”形成奇妙呼应。更难得的是，这个将星云集的家庭从未向国家要过特殊待遇。三年困难时期，周家子女的饭盒里装的都是棒子面窝头，有次学校老师发现孩子饿晕在课堂，这才知道将军家的”特殊家风”。

不得不提的是1952年的那个秋夜。时任防空司令的周士第在勘察上海防空布局时，突然问随行参谋：”知道为什么要把雷达站建在崇明岛吗？”见众人摇头，他指着长江口说：”这里既是眼睛，也是拳头。”这种形象比喻，恰是他能将战略思维深入浅出的秘诀。后来苏军顾问看到这份布防图，连说三个”哈拉少”，这份图纸至今仍是防空学院的经典教案。

周士第晚年有件趣事。某次老部下送来进口止痛药治他的偏头痛，他却转手捐给了军区医院：”我这点老毛病算什么？留给重伤员用。”这种近乎执拗的廉洁，与他书房里那幅自书的”功成不必在我”相映成趣。1989年将军辞世时，遗物中最值钱的竟是一块戴了三十年的上海牌手表。

从南昌城头的青年军官，到成都首任父母官，周士第用六十五年光阴诠释了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