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磨擦斗争中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调我到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这时，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顶点。留守兵团司令部临时抽调我和从总参谋部作战部等单位抽调的3位参谋人员，组成检查组，到警备五团防区检查河防防御工事情况。我们一行4人沿着黄河西岸，翻山越岭，进行实地勘察，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检查完，写出了一份包括"河防工事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内容的书面报告，送留守兵团司令部，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1年夏天，我从军政研究班结业。萧劲光司令员找我谈话，说派我到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当团长。两三天后，分区派了一个班来接我，班长叫王聚全，是王四海同志的侄子。我们在山里抄小路步行四五天，途经甘泉、富县北、黄陵县北，翻山越岭到达新正县境内的关中保安区司令部驻地杨坡头（现属旬邑县）。到关中后，我先是当关中保安司令部保一团团长。8月，关中保安司令部同警一旅合编并兼关中警备区，我团又改为关中警备区第一团（简称关警一团）。这个团是刚由关中3个独立营整编组建的，都是红军的老底子。政委叫杨中行，安徽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从神府调延安后和我一起调来，参谋长是李启贤，政治处主任是我的老战友王四海，后勤处长是冯茂青。
1943年1月，贯彻执行"精兵简政"政策，关警一团奉命与关警三团一部合编为警一旅第三团，团部仍驻阳坡头。
关中分区俗称"小关中"，位于陕甘两省交界的桥山山脉南段子午岭两侧，包括陕西的淳化县北部、耀县北部、宜君西部、黄陵县西北、旬邑东部和甘肃宁县东部、正宁等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南北长约300里，东西宽约200里，最窄处（西坡店子至双柳树）只有80里，呈一种狭长的"囊形地带"。它东临咸（阳）榆（林）公路，西临西（安）兰（州）公路，面向关中大平原，最南端离西安不足200里，东、南、西三面受国民党军队包围，处于反封锁、反磨擦的最前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我们三团担负分区西线和南线的防务。西线在甘肃宁县、正宁境内；南线西边自西坡店子（今属正宁县）起，南到淳化十里塬止，1943年1月起，三团又接收了原关警三团一营防守的关中分区最南端之爷台山一线的防务，总长400余里。由于防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使人感到任务繁重，压力很大。而兄弟部队只防守东部防线，长度仅相当于我们团的二分之一，相对来说，我们的担子要重一些。
1941年夏至1943年初，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结束，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酝酿的间歇期。这一年多时间内国共之间在关中边界上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但小的磨擦一直不断。到1943年5月，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包括河防部队在内的数十万大军，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击。
1943年6月30日，敌一六七师五 O 三团向西坡店子我警三团一连进攻。一连在连长呼升荣、代理指导员张午指挥下，依托有利地形和突击加修的工事，顶着敌人炮火顽强反击，打退敌多次进攻，毙伤敌30余人。7月5日，该团再次进攻西坡店子，被我警三团副团长孙光指挥一连击退。7月8日凌晨，敌一六七师四九九团二营向新正县下墙村和神崖沟进犯，我警三团一营三连英勇阻击。正在20里外生产劳动的二连跑步赶回参战，歼敌一部，将敌击退。
党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边区军民，运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动员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进攻边区。边区军民6月中旬即进入了紧急战备行动。7月7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通电全国，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在关中、陇东等地几次击退敌进攻之后，7月12日，毛主席发表了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深刻、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进攻边区，掀起内战的阴谋，发动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谴责和抗议的浪潮。
国民党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非常被动。加之经过西坡店子、下墙等几次进攻失利，他们发现我方已有充分准备，防卫力量已经加强，"闪击"之企图实难实现。这时，陇南又民变蜂起，胡宗南不得不从准备进攻边区的部队中抽调5个师去镇压民变，被迫改变了进攻边区的计划。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关中及边区周围又逐步平静下来了。
1944年4月，反共专家、国民党彬洛区民众组训指挥部指挥梁干乔率领淳化通润镇4个保安中队，趁警三团主力在山里开荒生产之机，偷袭我驻地十里塬。当时十里塬只留守一个警卫班，十来个战士面对近200个敌人，毫不畏惧，顽强抗击，使其偷袭未能得逞。当夜我团采取反击行动，派三、八、九3个连对驻寨里村的一个保安中队发动夜袭，先摸掉敌人哨兵，再生俘其在麦场宿营的一个班。发起攻击后，将敌中队大部分压到一个地坑院子中，投下两颗手榴弹，毙伤敌人一部，其余全部缴械投降。1944年8月，敌五十二师一个营向赤水县范家塬进犯，企图切断赤水和新正的联系。七连在孙光副团长和石中玉连长率领下，与四连（连长郑锡银）一起对敌夜袭，用手榴弹、长矛、刺刀歼敌一个连，刺死敌营长，将敌一个营击溃。
在大小几十次反磨擦战斗中，我们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敢于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而我们自己却极少伤亡。
参加大生产运动
国民党视陕甘宁边区为眼中钉，心腹之患，除不断制造磨擦，不时发动反共高潮外，还对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1940年10月，蒋介石全部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切经费。同年9月起，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了八九个月，在边区的边界上修筑了封锁沟。封锁沟东起黄河边上的宜川，经黄龙、洛川、宜君、黄陵、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到西边的陇东分区，贯穿三省，绵延千余里。关中分区南线的封锁沟有六七米宽、十几米深，沟那边碉堡密布，互相能够火力支援。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各个村镇都设立了检查处和侦察岗，严禁棉花、布匹、药品、火柴及所有日用品输入边区，对边区输出的食盐和土特产实行苛刻的检查。蒋介石经济封锁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困死、饿死边区军民，拖垮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一度非常困难，正像毛主席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地步。"
毛主席对此早有预见，1939年年初，他就号召"自己动手","进行生产运动"。边区全体军民一致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克服困难，打破封锁。1941年年初，三五九旅按照朱总司令的部署，开进南泥湾屯垦，几年就把这个荒山沟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我们警三团在1942年以前，只小规模地搞了点儿生产，主要是种菜供自己吃。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后，关中分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们团以1个营主要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抽空也搞点儿生产，以种菜为主。另两个营进山建农场，以开荒、生产为主，有战斗任务时参加战斗，主要种植谷子、糜子和玉米。到1944年，部队就做到了粮食自给。后来，关中分区发展成边区的粮食生产基地、储存基地之一。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首先占领了关中分区，放火烧掉了我们的粮仓，被烧的粮食有三四千万斤。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吹嘘，攻克"共军盘踞十六七年之子午岭。该处匪军粮仓特多，为匪军陕甘唯一之粮食供给地"。我后来还回去看过被胡宗南烧掉的粮仓，一片灰烬，非常可惜。
毛主席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使我们做到了"丰衣足食"，粉碎了蒋介石饿死、困死共产党的阴谋，保证了抗战胜利。但是，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在大生产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有的部队为增加收入，减小经费不足的困难，除生产外，还开展了些贸易活动。少数干部利用这种活动，捎带着给自己做生意，谋私利。事实证明，这种事情对部队腐蚀作用极大。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兄弟部队开赴前线，过了黄河，有些做过生意的干部就开了小差。为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谭政同志对这些人作了严肃处理。
我的婚恋
1941年秋，杜梨熟了的时候，我和关中地委书记去延安开会。我俩并马而行，边走边说话，警卫员骑马跟在后面。路上不时有过往人员，巧遇两个年轻女同志迎面而过未说话。
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大地，我们走到山上杜梨树下休息，半坐半卧，吃着杜梨说闲话。书记问我："懋功，那俩女同志你看清了没有？"我回答："我又不认识人家，没注意看。"他告诉我，边区妇联有信来介绍这两个人的情况，都未结婚。这两个女同志，一个叫余群，一个叫雪阳，都是延安女子大学刚毕业，分到关中分区来工作的。那个叫余群的到妇联当副主任，在他爱人的手下。信上说这女同志不错。
从年龄来讲，二十五六岁按农村的风俗习惯就算"大龄"了。但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已经把自己交给革命交给党，根本没考虑过结婚成家的事。
我常到旅部开会，几乎每次开会都去地委书记那里玩。地委和妇联住得很近，余群也经常出入。所以我们常在那里碰见。书记认为这个女同志工作不错，表现也好，他们夫妻俩就正儿八经地介绍我俩认识了。有一次书记妻子领我到妇联找余群，余群刚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外面就大声喊她去唱歌，我们连话还没说几句，她就跑了。看起来谈恋爱也不容易。到1942年，有一次书记说有希望，让我给她写个条子，可我没写。
那时候热心人真多，汪锋、赵伯平、张德生等地委首长也常给我出主意、鼓劲。有一次新正县妇联主任郝美英，是参谋长李启贤的夫人，硬逼着余群给我写信，然后兴冲冲地回来，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交给我一封信，告我是她写的。我打开一看，见是余群随便撕了一块三角形的纸，上面写了"懋功同志：你身体健康吧，工作忙吧？"等几句平常话。我又递给郝美英看，把她气得直跳脚，埋怨了一大通。
因为在地委书记家里常见面，慢慢就熟悉了。在一起说说话，至于什么"爱呀"、"想呀"的话，从来没说过。那时候谈恋爱就是谈思想、谈工作，同志就是"志同道合"嘛，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话可说呢？这不仅是我们，也是当时延安时期革命者"谈恋爱"的普遍现象。
这年冬天很冷。余群来新正县妇联检查工作。晚饭后来到李启贤的房子里闲谈，一盆炭火烧得很旺，房里很暖和，边烤火边闲谈。后来又到我的房间，谈得很晚了，余群着急回妇联。李启贤夫妇叫余群等一会儿，他们去拿东西给她带走。谁知一出门他们就把门反锁上了，怎么叫也不给开。我们知道上当了，我只好对余群同志说："咱俩就算结婚吧！"她也没办法，只有同意。
我们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解决了，有些同志对做法如此简单有些议论，地委书记主动出面解释说是他批准的。当时延安干部结婚大部分都是这样简单的。此后不久，余群的好友雪阳也和警一旅政治部副主任牛书申同志结了婚。
朱总司令送我战马
1941年10月下旬，我到延安参加会议。星期天抽空去中央党校看望从抗日前线回来学习的老首长韩先楚同志。说了一会儿话，先楚同志说："咱们一块儿去看看朱总司令吧！"我说好。
我们一起来到王家坪朱老总的住处。一进大门，就见朱老总正在办公室前面那一小块菜地里忙着。见我们来了，他拍拍手上的土招呼我们到办公室坐下。警卫员端来开水，总司令亲切和蔼地问我会议的情况，问韩先楚学习的情况，还不厌其烦地问一些细节。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告别的时候，韩先楚对朱老总说："那匹马你不愿骑，就给他吧。"朱总司令说好，就要给我。这匹马是韩先楚同志在太行山率部保卫八路军前方总部时，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韩先楚回到延安后作为朱总司令54岁的寿礼赠给了朱总司令。这么珍贵的礼物我怎么敢接受呢？朱总司令看出了我的心思，亲切地说："这么一匹好马在我这里无用武之地，可惜了。你在关中分区守护延安的南大门，正用得着它。"康克清大姐也劝说："朱老总年纪大了，骑不得烈马。你就收下吧！"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
这是一匹东北马和日本马杂交的良种马，身高5尺，体长9尺，枣红色的皮毛像一匹闪光的锦缎。这马走得特别快，听话，过黄河时，在惊涛骇浪的渡船上也不惊不乍。从马栏到延安5天的路程，骑它两天就能赶到。这匹马我骑了1年多时间，到1943年3月精兵简政时，个人的乘马一律改为公用。有的同志没经验加上不爱惜，把马喂饱后骑得飞快，伤了马。接着马又得了眼病。我赶快给驻在富县张村驿的骑兵旅长孔令甫同志写信，问他们那里能不能治？孔旅长回信说可以治。我就让警卫员把马送去。不知怎么搞的，到那里后，警卫员把马拴在崖边。马惊了，掉下悬崖摔死了！听警卫员回来说，我心疼得不得了。后来韩先楚得知了，也扼腕叹息不已。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