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人们对宋朝的评价发生了180度大翻转。之前很多人一提起宋朝，都是积贫积弱、武力不振、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等等，耻辱啊、窝囊啊，反正不是啥好词，恨不得中国就没有这样一个朝代才好。

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人虽然还有不少，可是称赞宋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随着这些年来，一些讲述宋朝历史文化的通俗书籍的畅销、《知否》《清平乐》《梦华录》等以宋代为背景的影视剧的热播，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巡演等，还掀起了一股“宋朝热”。

人们评价宋朝政治开明宽松、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数高。更有甚者，称其是中国古代的巅峰、近代化的前夜。各种好词，不吝赞美。

对宋朝评价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公众舆论里，在国内学术界也是如此。宋史研究学者张邦炜老师提到，他在1961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学界的气氛是：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很多人都不愿意学宋史。

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研究的拓展深入，学界对宋朝开始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公众的看法。

张邦炜

为啥会发生这种变化？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时代变了。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希望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是公众还是史学界，其中很多人都受到了这种心态的影响，体现在对历史朝代的评价上就是：人们怀念汉唐盛世，而对宋朝这种未完成大一统、武力不振、对外屈辱求和的朝代，自然很难有好感。

但是后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自信了，对一个朝代的评价也更能采取客观的态度。评价的角度除了疆域、军事、外交外，也更加注重经济、文化、艺术、民生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宋朝的表现无疑是比汉唐要强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国外学术界的影响，欧美和日本的历史学者作为外人，是没有中国学者的那种内心感受的，他们从一种外在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历史，对宋朝的评价一直都很高。他们从城市、市镇、经济、交通、印刷、社会结构等方面，去研究论证宋朝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像大家熟知的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唐宋变革论，就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后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完善的。

对于公众而言，人们的观察视角也不再仅仅以国家为主体，还加入了个人主体。国家强盛自然重要，但同时自己也要过得好才行。宋代城市的繁华、经济的繁荣、人民物质生活与自由度的提高，还有宋代的文化艺术所体现出的雅致气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这背后反映的是现在的人对个体生命的再发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改变了对宋朝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能够对宋朝进行更加全面的认识，这是好事。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对宋朝的评价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味美化宋朝，把宋代描述成至善至美的理想世界。

说宋代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时代；政治宽容开明、言论自由，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了近代西方分权制衡的雏形，甚至有可能会发展出君主立宪；读书人受到优待、士大夫高风亮节；商品经济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近代的前夜；城市富庶繁荣，国家福利制度好，是老百姓生活的黄金时代等等。

说得我都想穿越回去了。这些说法并不全是公众的发明，有些是有专业学者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的。但是来自学界的这些观点，有的并不是定论，即使在学界也有很大的争议；有的是公众对学者研究成果的误读、曲解；有的只是拿史料上一些个别的例子来论证整体，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还有些事物只存在于宋代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有人传播的时候却把学者研究中的限制、条件等省略，直接推广至整个宋代时期和全国各地。

宋朝确实不错，对于其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是不必过分美化、过度吹捧，还是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

接下来，我就挑几个方面具体来讲讲。

比如，说宋代是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皇帝比较开明，实行宽容政治，士大夫享有更多的自由与权力、拥有高尚的气节。士大夫通过“祖宗之法”，限制君权，君臣合作，开启了一种新的更为理性的儒家施政方式。

这些对宋朝在政治上的高度评价并不是错的，也是很多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宋朝的一段时间内，最典型的就是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统治时期，不能把它无限制地推广到宋朝300多年的历史之中去。

宋仁宗

学者在论述上述观点的时候，往往是会有限定词的，但是一些人在传播或理解的时候就把限定词丢了。比如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宋史研究学者赵冬梅老师说得很清楚，“11世纪中期，北宋东京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11世纪中期、帝制时期，这都有是限制范围的，但是有些人往往会忽视这些限定词，以为整个宋朝的政治一直都这么好。

这是不对的。你看宋朝的其他很多时期，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北宋后期，变法派与保守派轮番上台，党同伐异，变法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口号，哪里还有半点宽容政治的影子。宋徽宗统治时期，政治上的黑暗，想必不少人也很清楚。

而到了南宋时期，宋高宗加紧了集权，形成了新的君主独裁体制，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老师在《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中称之为“绍兴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士大夫政治”被彻底打破了。此后南宋的政治生态就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的继续延长，到了南宋中后期，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轮番上台，权相政治出现，归根到底，这些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

作为限制君权的“祖宗之法”，到了南宋时期根本发挥不了啥实质作用，北大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老师在其所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有过精彩论述，我之前写过几篇文章详细介绍了“祖宗之法”，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下。

随着政治风气的变化，南宋时期的士风也明显衰退，官员和知识分子气节的养成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大的，毕竟头铁的人还是少数。南宋时期在官场上的很多士大夫得过且过、投机取巧、投靠奸臣、为非作歹。在朝堂上，拥有独立人格、高尚气节、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此时已经很少了。

你没发现，南宋的名臣很少吗？提起北宋，包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等诸多名臣，为世人所称道，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我问，南宋有谁？一般人能说出几个呢？不只是南宋，北宋后期的时候，士风就不行了。

至于说宋朝不杀上书言事者与士大夫、言论宽松、没有文字狱等，这只是相对于其他朝代要好些，而且即便是在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的时期。

宋朝不是没有文字狱，比如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江湖集》案等，也不是没有对士大夫的整肃，比如元祐党案、庆元党禁等，对政见不合的官员与士大夫，进行陷害、下狱、贬斥、连坐子孙等等，那也是下了狠手的。宋朝也存在杀上书言事者和士大夫的例子，陈东、欧阳澈不都是被宋高宗弄死的吗？

至于有人从宋朝在政治上的表现推断出，宋朝以后可能会发展成虚君共和、君主立宪，这个我不能说的太绝对，但是可能性极小，即使是在北宋政治表现最好的宋仁宗时期都够呛，更不要说其他时期了。

宋朝虽然在政治文明上有所进步，但是其根本体制仍然是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是国家最高的决策者，对一切军国大事均有最终决定权。无论是“祖宗之法”，还是官僚士大夫，还是以台谏为代表的监察体制等，他们对君权的制约都是软性的，不是刚性的，有的甚至都不是制度性的。他们当然可以给皇帝提意见，但是也只能是提意见，至于接不接受，皇帝说了算。

况且，宋朝的中央集权和皇权是在不断加强的，通过这个趋势，你基本上看不到向君主立宪转化的迹象与可能。

在宋代，以台谏为代表的监察体制对制约皇权起了很大作用，如果大家看过电视剧《清平乐》的话，对里面的台谏官应该有印象，很多时候，宋仁宗也是无可奈何。

台指的是御史台，谏指的是谏院，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谏官负责给皇帝提意见，合称“台谏”。之前朝代就有，到了宋朝，台谏合流，御史和谏官的职能合一，而且还给与了台谏官更高的地位与职权，使得台谏的力量更为集中和强大。宋朝可以说是历朝历代里最重视台谏的王朝。

在宋代，以台谏为代表的监察体制，在限制皇权、监察百官、维护士大夫政治上起了重大作用，从而出现了君权、相权与台谏监察权之间分权制衡的初步格局。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老师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这一监察制度对君权、相权的制约，几乎已达到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极致。

但是虞老师也说了，对其作用决不能过于夸大，更不能像有的人一样，据此得出结论：说宋代已经具有了与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一样的制度。这二者之间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首先，台谏虽然制约君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制约相权，为皇帝起到平衡官僚集团内部势力，从而加强皇权的需要。要不为啥宋朝皇帝会提高台谏的权力呢？要是只为了限制自己，那不是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其次，在这个三角制衡结构中，君权并非完全是其中的一角，而是高居于顶端，是这一制衡结构里唯一的主宰者和操控者，因此这个结构是不牢固的。

第三，宋代的这个分权制衡结构，要是想起作用，主要还是得靠君主的好谏纳言与个人品德。要是赶上个虚心纳谏、对自己有要求的好皇帝，那就容易起作用。可是要是皇帝不愿意自觉接受台谏官的监督，他就随时可以从权力制衡的顶端横加干预甚至破坏。

比如对于台谏官提的建议，皇帝可以不接受，甚至不理睬；或者把台谏官调离岗位；他还会告诉台谏官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甚至把监察权力收回去等等，这些在宋朝的历史上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如此一来，宋代台谏制度的最佳运作必须有三个要件：明君、贤相、真台谏。宋朝能够真正满足这些条件的就是在宋仁宗时期，事实上，此时台谏制度的运作也确实最成功。其他时期有的还行，但是更多的时期表现就不怎么样了。有谁会愿意接受别人的制约呀，谁不想完全自己说了算呀。

无论是台谏官，还是其他的官僚士大夫，他们的权力都是皇帝赋予的，皇帝可以随时收回，他们没有有效的反制措施。他们对于君权的制约，都是软性约束，不是刚性约束，你给皇帝提意见，皇帝就是不听，你能把皇帝怎么样呢？

一个真正能对各方进行有效制衡的权力结构，必定是各方都得有势均力敌的实力才行。没有自身的实力作为后盾，所谓的制约，就是一句空话。

下面我们说宋朝的经济，宋朝的经济当然是很发达的了，尤其是宋朝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特点，比如对商业的重视，商品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展，城市的富庶与繁华，城市人口的增加，还出现了“交子”这种最早的纸币等等，整个经济显得很有活力和开放性。

交子

这些都非常值得人们称道。有人据此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的前夜、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观点流传很广，甚至有人直接说宋朝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学界基本上没有人认为宋朝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多就是说宋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已。但是，别说宋朝了，就是明朝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学界都是争议很大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定论，学界还为此出现过多年的论战。

中国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何时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去研究中国历史才出现的，这是当初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

历史五阶段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必须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这其实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是苏联的斯大林在马克思原本的“五种生产方式”上创造出来的。

这套理论后来传入了中国，国内学者在用这套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缺了一环，怎么办？那就得去找。最后认为中国虽然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最终没有从萌芽发展壮大，是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过程。这其实也是想证明，中国不比西方落后，哪怕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也能自发地步入资本主义社会。

那这个萌芽到底啥时候出现的呢？国内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与讨论，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是在明朝中后期，还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是在宋朝，甚至还有人认为出现在战国时期。

不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就讨论得很少了，现在基本沉寂了。只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长期存在，大部分人最早听到这个说法，也是因为中学学历史的时候知道的。不过，在最新的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里，已经在正文里把它删了，只是在附注中提了一下。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历史五阶段论是一种线性进步史观，诸多史观中的一种而已，它是总结欧洲的历史得出来的，不一定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拿这种理论硬套中国历史，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体现。后来很多国内学者觉得中国与欧洲不同，不是说一定要有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的，那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没有了。

另外，哪怕以资本主义产生的视角来看，在不少经济史学者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还要有相应配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不是说出现手工作坊、雇佣制、商品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而且，虽然宋代的商品经济相比于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广大农村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还是农业经济。

至于像在欧洲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自治经济城市、商人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宋朝也没有。宋朝的城市无论多大多繁荣，本质上仍然是行政中心，政治、军事是其主要功能。商人也没有成为独立的阶层与力量的迹象，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就会自己或让后人从政，把身份转变为官员、士大夫。别管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有多突出，其中大部分人最后都逃脱不了“考公”的命运。

很多人认为宋代是老百姓生活的黄金时代，城市繁荣富庶，商业、娱乐业蓬勃发展，人们行动较为自由，有外卖、美食、夜市，还有社会福利制度，简直是太美好了。在很多人眼里，宋代成为了穿越回去的首选朝代。

可是，我要提醒你的是，与其关心穿越到哪个朝代，不如关心回到那个朝代后自己是哪个阶层更重要。

宋朝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比于前代，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也有限，如果认为当时人人都能享受到前面说的那样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宋代美好生活的记录，大部分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留下的，这部分人在整个社会中占比很小。因此，现在很多人所代入、向往的只是宋代少数社会上层的生活，并不是绝大多数一般人的生活。

人们通过《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画或著作，看到了宋朝百姓的富庶生活，但是在史料中，也能看到大量宋朝饥荒、贫困、流民的记载，那些是底层百姓艰难求生的记录，这些都不能选择性无视。

而且上面的那些书和画，记录的是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的市井繁华景象，这两个城市可是宋朝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属于一线城市，当时有多少人能生活在那里呢？浙江大学教授包伟民老师在《宋代城市研究》一书中提到，宋代不同城市之间差别特别大，大部分的中小城市，还有更广大的农村，以今天的角度看，是非常普通的。就像现在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吗？

像宋代的夜市，很多人感兴趣，但是你以为哪个城市都有吗？那只是在少数几个地方才有的。至于宋代那些雅致的文化艺术等，更是极少数上层的玩意儿，普通人为了养家糊口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哪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追求这些东西。

还有即使是在宋代的大城市，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还隐藏着不少生活上的问题。

比如包老师在书中提到的宋代税收过高，城区脏乱、拥挤，宋代的城市还没有覆盖相对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统，因此生活污水淤积会带来瘟疫等问题。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居民建筑及商铺会侵占公共区域，官府往往会罔顾民众死活，直接采取强拆强赶措施。由于城市建筑多且拆除了坊墙，导致宋代的火灾比前代多发且更为惨烈等等。

至于说宋代的福利制度好，宋朝设立的社会福利机构确实不少，比如收容穷苦百姓的居养院、为资助贫穷人家生儿育女而设立的举子仓、举子田、慈幼庄，为平民提供低价药品而设立的和剂局、惠民局，为收治患病囚犯而设立的病囚院等等。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官府的财力有限，加上吏治腐败，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有的实行时间短，有的只有在个别地方才有，有的沦为形式、名不副实，绝大部分人是无法较好地享受到这些福利的。

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宋朝人的生存状况，无论是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还是自由度等各个方面，肯定是无法和现在媲美的。

之前有宋史学者讲过，大众对宋朝的误解很深，他们了解的宋朝历史、对宋朝的评价，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差很大。其实，岂止是宋朝呢，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如此，学界的研究与大众的了解完全就是在两条彼此不相交的路上，各说各的，彼此关心的点也不同。

之前很多人对宋朝的误解，是只停留在积贫积弱、屈辱求和的刻板印象上了，一提起宋朝就批判，对于其成就视而不见。而近些年来风向有所变化，赞美声音越来越多，很多人更是以“宋粉”自称，可是有的人却对其一味美化、过度夸大，这其实也是另一种误解。

从我前面举的那几个例子，大家也能看出来。我还是那句话：宋朝确实不错，对于其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应该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是不必过分美化、过度吹捧，还是要保持客观理性平和的态度，一切从史料出发。不要只看一个侧面，只取一个片段，就做出全局判断，不分时期、不分地域地说整个宋朝什么什么样，“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喜欢宋史无可厚非，自封宋粉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用追星的思路去读史，用饭圈式的方法来评价一个王朝或一个历史人物，就容易陷入偏颇，结果往往离历史事实更远了。

不单单是宋朝，这种情况适用于任何一个朝代或人物。比如近期在网络上流行的一些关于秦始皇的饭圈化现象，经常能看到一些评论：什么阿政、政哥哥，我那迷人的老祖宗，还有什么他不就是想要一颗长生不老药吗，给他给他。尊重女性、主张男女平等。

我的天呀，你这是研究历史，还是弄霸道总裁呀。

喜爱任何一个王朝都没啥问题，但是这种喜爱应该是相对而言比较理性的、有节制的，既不仰视，也不俯瞰。对于一个朝代真正的喜爱，是要了解它的一切，赞扬它的优点，但同时也会正视它的缺点。

对于他人批评这个朝代的意见，能就事论事地与人交流，拿出史料证据，而不是动不动上来就给他人扣帽子、进行人身攻击、质疑他人的动机，因为动机什么样与要讨论的问题无关且难以证实，这些也是学界默认的基本讨论规则。如果大家都不遵守或者有一方不遵守这样的规则，那双方其实根本没有沟通与交流的必要，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各忙各的更实在一些。

参考资料：

张邦炜《宋代顶峰论献疑》

虞云国《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