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蛇剑、传国玺、孔子屐、王莽头，我称之为“汉朝四大镇国神器”。这四件器物经过政治符号化运作，成为了汉朝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象征之物、物质载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一、斩蛇剑斩蛇剑是汉高祖刘邦斩杀白蛇而举行反秦起义时所用的剑，也称之为汉高斩蛇剑。
示意图，非斩蛇剑原件
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大意是说刘邦身为亭长在为县里送役徒去骊山的途中，将这些役徒全放了，自己也准备逃亡，其中有十几个役徒愿意跟随他。他们晚上抄小路通过一片沼泽时，遇到了一条大蛇横在路当中，刘邦只身前去，拔出宝剑将大蛇斩为两段，通过了这段道路。走了几里地后，由于此前喝酒了，现在酒劲儿上来了，刘邦躺下睡觉。
落在后面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看见有一个老太太在哭泣。人们询问原因，老太太说：“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变成了蛇，横在路当中，现在被赤帝的儿子斩杀了，所以我才哭。”之后这个老太太就消失了。这些人到了刘邦休息的地方时，刘邦已经醒了。他们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刘邦，刘邦听了暗自高兴，自以为了不起。那些跟随他的人对他日益敬畏。
从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中的有些情节是超现实、超自然的，不可信。《史记·高祖本纪》中还记载了类似的故事，比如刘邦是他母亲和蛟龙交配而生的、刘邦身上有天子之气等等。这些不过是统治者营造的政治神话、神道设教的手段而已，后世很多皇帝也这样，出生时必定天降异象、不同寻常，目的是以此来获得政治合法性、皇权权威性。
尤其是在秦汉时期，由于去古未远，当时人对天命、鬼神等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封建迷信的东西，相比于后世王朝的人更加深信不疑。因此，刘邦斩白蛇的故事是有人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按照当时的习俗、文化观念建构出来的。
不过，这个故事并不能肯定说全部都是虚构的，刘邦在途中遇到大蛇而斩杀，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不可能发生，所以这部分内容可能是真的。只是当时人或后人在这个真实的故事基础上进行了人为地加工和神话渲染，也就是涉及到白帝子、赤帝子的部分。
这部分虚构的内容所隐含的思想观念，无论是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还是从五方色帝的角度来解读，一般都是认为预示着刘邦将成功推翻秦朝暴政，创建大汉王朝。
刘邦后来正式起兵反秦时，还继续利用了这个故事，他在沛县官府下令用牲畜的血涂满战鼓和旌旗，旗帜都是红色的。因为他杀的蛇是白帝的儿子，他是赤帝的儿子，所以他尊崇红色。
斩蛇的事迹在刘邦建国历程中的意义，也为后来汉朝人所看重，因为它被看成是上天赐予本朝的易姓受命之符，是推翻暴秦的标志性举动，强调它有利于强化本朝政权的正统性、神圣性。东汉初年的班固在其所撰写的《高祖泗水亭碑》中有这样一句：“皇皇炎汉，兆自沛丰。乾降著符，精感赤龙。……建号宣基，维以沛公。扬威斩蛇，金精摧伤。”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评论到：“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
而作为刘邦斩蛇的宝剑，自然也就成为了拥有神异特征的政治文物，成为了刘邦斩蛇事迹的物质载体，在汉朝建立后，成为了镇国神器。汉代皇帝要佩戴斩蛇剑，汉宣帝在未央宫中曾为其建祠祭祀。东汉皇帝出行时，要有专人拿着斩蛇剑。东汉皇太子即皇帝位的仪式中，斩蛇剑也要在场。
当然，汉朝时的斩蛇剑还是不是秦朝末年时刘邦斩蛇的原件，已经不清楚了，很有可能就不是了。早先本身就是一把普通的剑，不是啥宝物，此后又历经秦末战乱、楚汉之争，能不能留到汉朝时都不好说，也许早就丢了。到了汉朝建立时，刘邦下令又重新打造了一把作为官方指定的斩蛇剑，也未可知。
不过，对汉朝统治集团而言，斩蛇剑是不是原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身上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与政治价值，它见证了汉朝开国之君推翻秦朝暴政、创建大汉王朝的历程，它代表的是上天对汉朝的认可，它是汉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二、传国玺传国玺是和斩蛇剑地位相等的汉朝的另一件镇国神器，它更为大众所熟知的称呼是传国玉玺。
秦朝末年，刘邦率军攻入关中，秦王子婴奉上传国玉玺投降，传国玉玺就落入了刘邦手中。在这里，传国玉玺象征国家政权，子婴主动把它交给刘邦，意味着秦朝将统治天下的权力交接给了刘邦。
刘邦获得传国玉玺后没多久，项羽也率军进入了咸阳。不过，刘邦并没有将传国玉玺交给项羽，而是自己留着。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后，刘邦最终击败项羽，称帝，建立汉朝，刘邦佩戴着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正式成为了汉朝的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的名字也是汉朝给它命名的，《汉书》记载：“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汉传国玺”。
通过这条史料，大家可以看到，它最初的得名是因为汉朝皇帝代代传受而得名“传国”的，这里指的是在汉朝内部的传承，此时它并没有后世那些不同王朝之间更替时天命传承的内涵。因此，汉朝拿到秦朝的这方玉玺并不意味着汉朝以秦朝的继承者自居，汉朝在很长时间里都宣称自己继承自周朝，秦朝是直接被它略过去的。
示意图，非传国玺原件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传国玉玺从西汉转移到了新朝。王莽的新朝持续了十几年，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经过一番周折，传国玉玺落入了更始帝刘玄的手中。刘玄是汉室宗亲，他称帝时沿用了汉朝的国号，史称“玄汉”，这意味着传国玉玺又重新回到了汉朝手中。
25年，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投降，传国玉玺就归了赤眉军，赤眉军拥立的皇帝是另一位汉室宗亲——刘盆子。
27年，汉光武帝刘秀率军击败了赤眉军，赤眉军投降，献出了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就到了刘秀手中。刘秀得到后，还特意在高庙举行了祭祀典礼，正式接受传国玉玺。
在东汉时，传国玉玺得到了统治者的进一步重视。皇帝出行时，要有专人拿着传国玉玺。在皇太子即位为皇帝的典礼上，也要被正式授予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上刻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在天命论盛行的汉朝，对统治者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在汉朝是象征君权神授、正统合法的标志性凭证，而它在汉朝皇帝内部之间的传承则意味着先帝与新帝之间最高权威的有序传承。
不过，有一点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传国玉玺在汉朝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并不如在后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传国玉玺的政治地位是一步步提高的，并不是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从诞生那一刻起就站在了巅峰。
三、孔子屐孔子屐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汉朝的第三件镇国神器，有的史料称之为孔子履，这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穿过的鞋。关于它的来历，就不如其他三件神器那么清楚了。
示意图，非孔子屐原件
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将其生前所居住的房屋改为了祭祀孔子的庙，这是后面遍布天下的文庙（孔庙）的前身，里面收藏有孔子生前用过的衣服、帽子、琴、车、书，直到西汉时两百多年没有断绝。既然如此，那么这里面收藏有孔子生前穿过的鞋也就是有可能的了。后来的东汉明帝给他弟弟东平王刘苍、琅邪王刘京写信，提到：“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也能侧面证明这一点。
刘邦建立汉朝后，路过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诸侯、官员一到任，常常先去拜谒孔子庙，然后才去处理政务。司马迁游历天下时，在鲁地也参观了孔子庙，见到了孔子生前使用过的车辆、服装、礼乐器物。
曲阜孔庙大成殿
孔子屐是何时以及为什么从孔庙之中转移到了汉朝中央朝廷手中的，史料上没有任何相关记载。不过，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此进行一个合理的推测。
汉朝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尊崇儒术（现在一般不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是尊崇不是独尊，现在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也修改了原有的说法），儒家思想开始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地位大为提升。
而在汉元帝之后，汉朝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又上了一个台阶，儒家思想对汉朝政治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因此，为了体现朝廷对儒家的重视，在汉武帝时期或之后，朝廷从孔子后人或其弟子后人处征得了孔子屐，作为宝物，将其放入中央朝廷的府库之中来收藏。
由孔子生前穿过的鞋，来代表汉朝政权运行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表达汉朝要对天下臣民实行礼乐教化的政治理念。
那为啥要选择鞋，而不是孔子用过的其他物品呢？《荀子》：“礼者，人之所履也”，西汉大儒公孙弘：“礼者所履也”，东汉大儒郑玄：“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可见，儒家学者将礼与履联系起来，二者在字义上产生了文化关联。而孔子政治思想核心就是“仁”与“礼”，主张实行礼治。
在当时，履与冠（帽子）一样，并不是只具有物质属性，还有文化属性，它们身上承载了礼乐文明。中原王朝对边远民众实行礼乐教化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传播中原的“冠履”。例如汉光武帝时，锡光被任命为交阯太守，任延被任命为九真太守，这两个地方大概是今天的越南北部，他们到任之后教当地人民“制为冠履”。
因此，孔子屐（履）是一个能代表孔子核心思想的文化象征符号。
四、王莽头与斩蛇剑、传国玺、孔子屐不同，王莽头是一件具有惩治与警告意味的汉朝神器。
示意图，非王莽头原件
西汉末年，王莽一步步掌握了朝政大权，最终于公元9年代汉建新，西汉灭亡，新朝建立。此后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但是因为措施不当而搞得民怨沸腾，上至贵族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得罪了个干干净净，各地爆发了大量反对新朝统治的起义。
23年，绿林军攻入关中，长安周围的一些武装势力也起兵响应，王莽被迫退守渐台（汉武帝时建造的建章宫太液池里的建筑物，高二十多丈），不久渐台被攻破，商人杜吴杀死了王莽，校尉公宾就砍下了王莽的脑袋。后来，王莽的首级被送往更始帝刘玄所在的宛城（今河南南阳），悬挂在集市上示众。
24年，更始帝进入了长安，王莽的头此时可能已经通过一些防腐措施保存好，被带往了长安。第二年，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投降，王莽头归了赤眉军。27年，汉光武帝刘秀率军击败了赤眉军，赤眉军投降，王莽头归了刘秀。由于东汉定都洛阳，因此，王莽头此后应是被带往了洛阳，收藏在洛阳府库之中。
东汉朝廷收藏王莽头，意图在于警告所有妄图篡夺大汉江山的人，看见了吧，这就是下场，朝廷会对敢于觊觎皇权的人施加最严厉的惩罚。这种警告的对象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还有朝廷的中央官员，在西汉时王莽就是朝廷的中央官员，本应该对朝廷忠贞不二，然而他却一步步篡夺了汉朝江山。
这让东汉皇帝特别警惕，对东汉的皇帝来说，王莽的警示意味就很浓厚。在恢复了汉室天下的刘秀及其后世子孙看来，王莽就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正是要通过王莽头，来教育世人一定要安分守己，不要生出篡逆之心、不要觊觎汉朝的江山。所以，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威慑作用。
在汉朝统治者的眼中，王莽就是一个篡逆者的典型，以至于后来身为汉室宗亲的刘备在即位诏书中也提到了他：“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隳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
这就是在说呀，当初王莽篡夺了汉室天下，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将其诛灭，恢复了汉室天下。如今曹操曹丕父子又篡夺了汉室天下，我刘备也将效仿光武皇帝诛灭曹丕，再次恢复汉室天下。曹丕就是第二个王莽，我刘备就是第二个刘秀，我必将让大汉再次中兴，让大汉再次伟大。
五、总结汉朝拥有的斩蛇剑、传国玺、孔子屐、王莽头这四大镇国神器，各自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以器物来表达政治思想，斩蛇剑代表汉朝建立者刘邦拥有上天赋予的异能，传国玺代表汉朝建立源于天意，孔子屐代表汉朝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王莽头则代表着一切敢于觊觎汉室江山的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
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示范效应，支撑着汉朝国家的意识形态，使汉朝政权具有了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汉朝统治者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反映。
然而天下哪有不灭的王朝呢？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曹魏，汉朝四大镇国神器作为政权交接的附属品都归了曹魏。266年，西晋取代曹魏，又转而归属了西晋。原本是汉朝用来镇国的神器，最终还是随着王朝更替归属了别人。
一个王朝的稳定与延续，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器物虽然可以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却无法绝对保证王朝的永世长存。
四大镇国神器中传国玺最受重视，被曹魏、西晋的皇帝收藏在宫中，作为权力传承正当性的证明。至于其他三件神器则是被保存在其他地方，西晋的时候，是保存在洛阳武库里的。
295年，洛阳武库发生了一场大火，斩蛇剑、孔子屐、王莽头全部被烧毁，同时烧毁的，还有历朝历代积累的其他宝物以及大量军用器械，损失极其惨重。在相关史料中，斩蛇剑、孔子屐、王莽头是单独列出来的，其他的只用了一个等字，也可见时人及后人对这三件宝物的重视。
至此，汉朝四大镇国神器只剩下了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不仅幸免于难，还在此后政权更替的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象征意义，具有持久的政治功能，受到了诸多统治者的争夺和追捧。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及此后的南北朝时期，传国玉玺的地位得到了巨大提升，被进一步塑造为各个王朝之间流转传承的传国重器，人们逐渐形成了“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的思想观念。
虽然在这段时期里，传国玉玺的传承混乱、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但是在当时人的观念里，传国玉玺仍然具有比较清晰的来龙去脉，其真实性、神圣性不容置疑，人们普遍认可它的政治价值。
到了隋唐时期，传国玉玺的地位有所下降，一般认为，传国玉玺在五代后唐灭亡时就失踪了，此后各朝会选择制造属于本朝的受命宝。之后又经过宋儒对“得传国玉玺者为正统”的观念的批评后，传国玉玺的政治影响与地位逐渐衰退，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它身上的传国重器、正统象征的内涵最终消失。这其实也反映了通过器物来论证政权合法性的方式到了后来就不灵了。
通过我讲述传国玉玺的流传过程和汉朝四大镇国神器，大家可能能感受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化与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不太一样，从秦朝到唐朝与从宋朝到清朝，彼此之间的政治文化也不相同。
因此，不要拿某朝某代、某个特定时期的情况，去无限推广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去，这是思想懒惰的体现，会让你离着真实的历史情况越走越远。这点是我们在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时必须要注意的，不要用片面、孤立、静止的观点去看问题，要看懂事物内部的发展变迁。
参考文献：
付开镜《传国玺、斩蛇剑、孔子屐、王莽头与汉朝的政治思想》
王子今《“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
王子今《履与礼：汉晋等级秩序的立足点》
吕宗力《汉代开国之君神话的建构与语境》
陈晔《“刘邦斩蛇”与“斩蛇剑”的文化史考察》
蒋晓光《立极庙与斩白蛇：秦之正统的树立及接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