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解放前铸造的银币数量虽少，却各具特色，尤以著名的“贵州竹子银币”为典型。该币正面中心展现贵阳市标志性建筑“甲秀楼”，外圈上缘镌刻“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缘则为“贵州省造”，均为楷书，以梅花为分隔；背面则饰以“三株金竹”图，两侧配以楷书大写“壹元”。其各项规格、重量及成色，均严格遵循南京民国政府既定标准，与“帆船银币”保持高度一致。
此币深具贵州银币之传统韵味。其正面甲秀楼图案中，楼门隐含“谷”字暗记，象征时任省主席谷正伦，楼底则镌有英文“TLK”，据传为厂长谢杰民之缩写，沿袭了周西成“汽车币”上的姓名暗记遗风。尽管泉界常讥谷、谢二人之名利心不输周西成，但这种直观解读或许过于片面。
此币工艺略显粗犷，甲秀楼图像略显模糊，币模雕刻与机压均非上乘，连珠圈及纹饰亦欠规整。然而，这些瑕疵无损其魅力，乱世之中更显其独特价值。不仅图案铸造别具一格，更因承载深厚历史底蕴，而备受人们青睐。
追溯至该币铸造的历史渊源，1948年初，蒋介石为应对“戡乱”军事挫败，缓和内部矛盾并强化对西南的掌控，于“黔人治黔”呼声下，派遣贵州安顺籍的谷正伦返黔担任省主席，并兼任绥靖公署主任，旨在扩军备战，服务于全面内战大局。
谷正伦深感责任重大，立志将贵州打造为“戡乱救国”的堡垒，提出“崇法务实、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针。他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在蒋的指示下组建十九兵团，下辖49和89两军，并扩编保安团队；另一方面，面对国统区日益萎缩，他竭力筹措军费，通过加重“百货营销税”、“食盐附加税”、开征“百货自卫特捐”，甚至开放鸦片烟禁，成立特货稽查处，不择手段筹集资金。尽管他也尝试通过减租政策拉拢民心，但实则难以推行，成为空谈。
至1949年7月，国统区通货膨胀肆虐，物价飙升，金圆券大幅贬值。国民政府被迫恢复“银本位制”，重启银币铸造。此时，贵州经济已濒临绝境，难以为银币铸造提供支撑。
当时，贵州因缺乏造币厂，中央银行未委托其代制银币。谷正伦团队只得自力更生，部分采用周西成时期旧设备，大部分则由贵州物产公司经理朱迈仓在广州采购。同年7月，设备与广州招聘的技工抵达贵阳，并于十月中旬准备就绪开始试铸，由贵州省银行发行。
然而，随着国民党败局已定，谷正伦的努力付诸东流。11月11日，因解放军逼近贵州天柱县，造币厂被迫停工，生产不足一月。此币铸造量已难以确切统计，但据原造币厂技工回忆，原计划日产500枚，推测总铸量约一万枚。
“竹子币”的铸造常让世人轻率地将谷、谢二人视为沽名钓誉之辈，尤其谢杰敏因史料阙如难以考证。但谷正伦的复杂性格，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不应一概而论。
谷正伦深受封建传统影响，“效忠党国”的观念根深蒂固。面对解放军渡江南进、全国解放在即的局势，他制定了“贵州省应变计划”，拟将军政机关迁往毕节。然而，1949年11月初，解放军逼近黔东，谷正伦却突然改变计划，将省政府迁至安龙，绥靖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移至兴仁，原因竟是嫌弃“毕节”二字寓意不佳，决心维护晚节。
同时，谷正伦乡土观念深厚，迷信星象与因果报应。他预见贵阳即将失守，担忧军队撤离后的治安真空可能引发骚乱，造成无辜伤亡，影响自己的历史评价。为此，他亲自拜访前省长卢焘，恳请其出面组织临时治安机构，保护民众安全，所需武器由绥靖公署提供。卢焘虽有所犹豫，但在谷的竭力劝说下最终应允。
11月11日上午，卢焘、张彭年等人正式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次日，89军军长刘伯龙欲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下令撤销该委员会，但卢焘等人未予理会。临治会成立后，迅速组建了一支190余人的自卫队，昼夜巡逻，保护仓库及贵阳电厂，成功阻止了国民党部队炸毁宅吉坝军用仓库的企图。11月14日，刘伯龙又企图炸毁电厂，但在自卫队工人的严阵以待下狼狈撤退，随后竟派人杀害了卢焘。
面对敌人的迫害，临治会毫不畏惧，坚持至贵阳解放，确保了新旧交替之际的贵阳秩序井然。谷正伦得知卢焘被害后，愤怒痛斥刘伯龙，深感内疚，认为卢焘之死与自己有关。加之刘伯龙争权夺利、破坏军纪，谷正伦设计将其枪杀，为卢焘报仇。随后，谷正伦以养病为由离开贵州，经昆明前往香港。离黔前，他将铸造的“竹子币”以薪饷、资遣费及应变费等名义发放，大部分流通于贵州、云南沿黔滇公路区域，部分被国民党官员带往香港、台湾及海外。
从“竹子币”的铸造，尤其是图案选择来看，无论是正面的“甲秀楼”还是背面的“三株金竹”，都透露出谷正伦深厚的恋乡情感和复杂心境。
“甲秀楼”，坐落于贵阳市城南南明河畔，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历史上被誉为“朱梁碧瓦，四周水光山色，名实相符，堪称甲秀”。此楼始建于明朝，历经四百余年风雨，不仅是贵阳历史的见证，也是贵州人寄托乡愁的象征。
或许正如古语所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甲秀楼”与“金竹”图案中蕴含的“祈愿贵阳安宁”之情，恰似谷正伦彼时心境的真实写照，透露出他早已无心恋战的疲惫与无奈。
据传，代理贵州省主席何朝宗曾与谷正伦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何询问谷关于49军在黔东与解放军交锋后的黔西南局势，谷沉吟片刻后坦言：“大势已去，我只能尽力而为。”何进而提议仿效湖南和平解放之路，以避免更多伤亡，谷则无奈表示：“我无法做到，我离开后，你们自行决定。”
如同游子离乡前掬土寄情，甲秀楼上“谷”字暗记，与其说是谷正伦追求虚名，不如说是他对贵州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他在贵州的最后时光，已然道尽了一切。
谷正伦离去后，国民党残部三万余人退守黔西南，陷入绝境。1949年12月10日，何朝宗以“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代主席”身份通电宣布起义，贵州国民党部队纷纷投向光明。这标志着国民党贵州省政权及军事力量的最终交接，贵州迎来了解放。
自11月2日解放军自湖南入黔，至11月15日进驻贵阳，再到12月10日国民党军政起义，仅一个多月时间，贵州便迅速解放。新旧政权平稳过渡，开启了贵州历史的新篇章。而作为历史见证的“竹子币”，早已预示了这一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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