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生前爱写诗歌，其作品风格清新雅丽、豪迈奔放，带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不过这些诗歌，都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按照上“旧诗”的格律创作而成。

因为这些作品大量采用了文言词汇，所以导致读者在阅读之时，往往会对当中的一些内容的理解产生分歧。

于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专门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版，准备面向全国出版发行。

胡乔木把书编辑好以后，交给毛主席亲自审阅，没想到主席却直接否定了这本书。当时毛主席对胡乔木说：“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毛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诗词作品是不宜作注释的。古往今来给杜甫诗歌作注释的人有很多，但是鲜少有人注释得好，还不如不要注释了！

但是事实上，毛主席在后来，经常给自己的诗词“作注”，并且向大众解释他的诗词里面某一个字、某一个词所代表的含义，以及某几个典故的来历。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说“诗不宜注”，后来他又为什么“食言”了呢？下面我们先说一说，毛主席“诗不宜注”这个观点的来历。

毛主席“诗不宜注”的说法，源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诗无达诂”论。“诂”字的意思，就是用现在通行的语言，来解读古代语言文字。

“诗无达诂”，原来指的是“《诗》无达诂”。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它本来是后人对先秦的《诗经》的解释，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后来这个观点发展到宋代，就变成——人们对古人创作的所有诗歌，都不可能作出“唯一”的解读。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那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由前朝人创作的诗歌，到了本朝时，大多会因为语言的变迁，导致后人根本不能准确解读。

举个例子来说，当代语言学家把我们中国古代的汉语，分成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四个阶段。

先秦时代的人创作《诗经》，采用的是“上古汉语”。如今我们在网上还可以听到语言学家复原的“上古汉语”，那个发音中还带着“弹舌音”，听起来完全不像现在的汉语，倒像是“俄语”。

到了唐朝时，中国人早就改用河洛方言了，这个时候人们如果看到先秦人用“上古汉语”的方言发音写成的文字，就很可能看不懂。

比如战国人写的《左传》，作者为了真实地记录一些历史人物的说话，于是在书里直接引用了一些方言的内容。

当中提到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国伐楚。楚国外交官屈元对管仲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

这句话当中的“风”，可能是楚地的一个方言。这个字的解释，到了汉朝时，即使是最博学的专家也搞不明白了。

再加上我们的汉语语词，本身就存在“一词多义”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古诗和古文。

汉代的一些大儒，曾经为了统一思想，大批量地修订先秦的典籍，并且还在每一篇经典前面作了“序言”。这个“序言”的性质，就和如今我们语文课文前面的“导读”有点像。

大儒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统一天下儒生的思想见解。利用他们作的“序言”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取代先秦的典籍，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可是宋朝的学者们，觉得这种做法很荒谬。因为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证明，这些修订的人本身对典籍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

于是在北宋时期，欧阳修等人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他们把这些典籍的“前言”，全部删除掉了。从此宋朝人开始大范围宣传“诗无达诂”这个观点，允许一首诗有多种不同的解读。

后来替诗作注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自由地去解读前代，甚至是同时代人们写的诗文。

发展到明朝以后，由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人们更注重个性的张扬，于是人们对于诗歌的解读，就更加自由了。

明朝学者钟惺写了一篇诗歌审美文章《诗论》，他在当中提到：“《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说《诗》。”

钟惺认为，《诗经》是一种有“生命”的活体，它本身的解释其实是有无穷的延展性与可能性的。《诗经》是这样，普通的诗也是这样。

既然诗不可能有唯一的一种解读方式，那么我们就应该尊重诗这种“生命”，按每一个自己的理解，去为它们作注释。

而且由于后世之人解读前朝文学，几乎相当于“翻译外语”，所以钟惺认为，这种按自己的方式给古诗作注释，并把它们分门别类地编撰成书的行为，相当于是自己在搞创作。

另外，早在钟惺之前，明代杨慎就提出了“《诗》使人自悟”的观点。杨慎认为：诗的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含蓄和意在言外”，主张写诗的人通过诗去激发读者的“二次创作”。

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的“诗无达诂”论，已经就和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接受主义美学”思想不谋而合了。

中国的诗词审美，后来追求的一直是“朦胧”的效果。为了这种文学审美的需求，我们的古诗，就是“不宜作唯一解读”的。

如果非要硬性地统一诗的注释，那么这首诗也就不是“活”的诗了，它就等于被人给活活地“读死”了。这个观点往下发展，到了民国，就被叶嘉莹先生的恩师顾随总结为“感悟兴发”说了。

以上就是毛主席为什么反对胡乔木，出版《毛主席诗词》注释本的原因。但是，毛主席最后为什么又主动站出来给自己的诗词“作注”呢？

毛主席的身份特殊，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无论他写了什么样的诗，都会被别人拿去做“政治化”解读。而这些人的解读，大多数都是不对的，有一些甚至和他本来的意见相反。

假如毛主席是李白、杜甫那样的古代诗人的话，其实他大可不必去管别人怎么样解读他的这些诗词，但是他偏偏是新中国的领袖。

李白和杜甫，一生中只是短暂当过几天官。李白被贬谪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间，很少写涉及政治的诗，即使有人要给他的诗作注，就算歪曲了本意，顶天也只能骂他一声“狂徒”。

杜甫一生是写了不少讽刺“时政”的诗，但是他活在一个乱世，当时根本没有人去追究他。再看那些在朝为官，或者有意从政的诗人，他们基本不敢随便写诗，再让人去自由解读。

比如晚唐李商隐，早年中了进士，曾经在皇宫里当过几天差。后来就因为经常写一些讽刺官员的诗得罪了权宦，卷入党争，一辈子只能“沉沦下僚”。

宋朝的苏轼就更加倒霉了，他在地方上当官的时候，因为写了几首发牢骚的小诗，后来就被政敌“恶意解读”，把他投进了天牢，最后还差一点丢掉了性命。

所以当一个人在衙门里面当差时，或者是身处高位之时，“诗”是不能随便的。如果写了，就很难避免被人“无中生有”，或者是有意无意地“胡乱解读”。

毛主席的诗词如果被有心人拿去“作了文章”，再反过来朝他泼脏水也很麻烦。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亲自站出来，为自己的诗词作注的原因。

“白话文运动”兴起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早就不具备“无障碍阅读”旧诗的文学功底了。

六十年代的中国，多数人还是处于“半文盲”的状态，根本看不懂毛主席的旧体诗。所以由毛主席亲自站出来，对诗歌做一些简单“注释”还是很有必要的。

再者，毛主席当时创作的一部分诗，是带有“诗史”性质的。比如《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不作任何注释，当代人也可以通过查资料，得知它的创作时间。

但是由于《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创作于1935年，距今已经过了88年，现在的人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毛主席正在经历些什么。

所以就算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家”，也不一定能弄懂，毛主席词中的“长缨”和“苍龙”，分别代表了什么。

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9年江山鼎革，当中毛主席经历了22年的军旅生涯，创作了大量的“军旅诗”。这些诗都带有“诗史”性质，后来大多成为党史研究的素材。

假如没有毛主席本人的注释，诗词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后人想要弄清楚，可能就要得大费周章了。毛主席不让胡乔木注释诗词，是为了照顾中国古诗的“审美需求”。

然而在那个《毛主席诗词》“注家蜂起”的年代，为了让这些诗词作品“去伪存真”，毛主席也不得不亲自站出来，为这些作品做补充说明了。

参考资料：

《毛泽东诗词全编笺译》，编著：徐四海，东方出版社，2017.2；

《毛泽东诗词鉴赏》，编著：田秉锷，上海三联书店，2012.09；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故事》，作者：汪建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