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六年，帝国最后一位支持黄老之术治国的人——窦太后驾崩，帝国在思想政治领域骤然转向。

汉武帝是一个内心强悍，非常想“搞事”的皇帝，某种意义上和秦始皇是一类人。

在此之前，“文景之治”期间，新生的大汉采取了黄老之术作为治国纲要，强调政府无为而治，通过减少行政干预社会，达到稳定发展的目的。

无为而治的最大缺点是民富而国贫，尤其指的是地方豪族。

由于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和政府的极少干预，一批商业大族应运而生，如冶铁方面的四川卓氏、南阳孔氏等。

而国家却税收寥寥，民强而国弱，与秦代的国强而民弱同样危险。

富足的豪强们逐渐具备了颠覆帝国的危险。

更何况，汉武帝早就厌恶了立国之初如履薄冰的节约，他现在需要的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

因此，这位鹰派的帝王进行了一场以思想领域为开端的改革。

黄老之术的“无为”与汉武帝“有为”的野望不符，而想要“有为”，法家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秦亡之后，法家早已臭名昭著。

汉武帝性格类似秦始皇，骄傲、自信甚至有些自大，这样的人和儒家应该是不合拍的。

我们可以看看秦始皇是如何对待儒家的。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请儒家七十位博士与法家李斯开始讨论国家政治制度问题。

儒家博士们按照孔子的“返古”理念，建议秦国效法商周的分封制，以道德礼仪组建国家政治架构。

而李斯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儒家思想恰恰是战国祸乱之源，并认为儒家四处讲学，其理念肯定古代，否定现代，一群务虚者对国家政策指手画脚，扰乱社会安定。

这次会谈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性决定。

法家和儒家对比来看，法家是谁在位，我拥护谁，而儒家则是“从道不从君”的硬骨头。

汉景帝时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将儒家的“硬骨头”体现得淋漓尽致。

《史记》记载，儒生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和黄老学派的黄生争论一个问题：商汤推翻夏桀到底是什么性质。

到底是正义的，还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

辕固生认为商汤推翻夏桀是合理的，因为民心就是天命，腐朽统治者被得人心者推翻，是天经地义的。

黄生则认为，君主不管有什么过错，都不能推翻。

而且只有臣错而无君错，君主有过错，臣子应该劝谏，你不能有效地劝谏天子，反而把他杀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

辕固生只是淡淡说了一句：“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意思是那按你这么说，咱们高皇帝刘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黄生顿时无言以对，而汉景帝也赶紧中止了这场讨论，并将这个问题列为禁忌，禁止所有人讨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从道不从君，并不符合大一统专制君主的要求。

那么，汉武帝怎么会决定独尊儒术呢？

现在我们有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而董仲舒显然也是此道高手。

于是董仲舒亲自执笔，绘制了一个外儒内法的历史性“骗局”。

什么叫“外儒内法”，简单来说就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让君主既具备法家对国家的掌控力，又能通过儒家将这种掌控合理化与柔化。

那么董仲舒又是如何进行这样一个“偷天换日”的包装呢？

举个例子，提到儒家“三纲五常”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我们也会认为这就是儒家提出来的。

事实上，“三纲”最早是法家的概念，韩非子说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而当时儒家是不赞同这种理念的，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臣才像臣，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子才像子。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并不是单一的权力，而是权责之间的契约。

两者本来是相悖的，而董仲舒则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三纲”树立从属关系，再用“五常”来划定行为规范。

董仲舒代表的儒家对君主开始妥协了，但并不是无下限的妥协。

于是儒家制定了一个下限——天人感应。

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视天命，通过“上天示警”让皇帝有所约束，不要胡作非为，否则就可能亡国。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儒家不能限制君权，毕竟“焚书坑儒”过去才不到百年。

但君权不受限的话，和法家区别又何在呢？

所以董仲舒保留了儒家“天命”那一套，发展出一套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通过“占星”“望气”之类，来分析“天命”对皇帝的看法。

当然这套分析规则得由儒家来定，这样一来，儒家就可以通过“天命”一定程度上约束君王。

这算是儒家给自己留的一个盘外招，后来王莽篡汉就是儒家通过谶纬之学为其创造的合法性。

当然，总的来说皇帝也不亏，毕竟拥有天命加持，统治合法性获得学术上和舆论上的承认了。

董仲舒虽然代表儒家，但他和法家一样，都在努力地将皇帝推上神坛，只是法家只会干不会说，而儒家又能干又会说。

法家以冷冰冰的制度要求国家和人民为君主服务，而此时的儒家则用“教化”，不厌其烦地通过“大一统”的理念，教导人民视君如父。

为了强化皇帝的地位，董仲舒努力寻找神学上的根据。

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所以天下臣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

”臣民要无条件顺从君主，“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

为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说”：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妇不可以不妇。

由此，权力变成了单向的、绝对的。

所以梁漱溟曾经说，董仲舒的这套改革，“把生动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浸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

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礼教，要即在此”。

作为天子骄子的汉武帝，岂是这么容易被董仲舒的偷天换日所糊弄的，于是皇帝来了一招“将计就计”，布下了一场“局中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写进了教科书的，最早提出此言的是民国著名学者易白沙。

但从1970年以后，不少史学家开始质疑这一论述，一时间众说纷纭，但就目前而言，学界的否定派占据上风，毕竟自汉武帝以后近五百年，儒家在政坛仅掌握了宣教之权，并未呈现一枝独秀，何谈独尊儒术？

因为汉武帝推崇儒家，但并不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他的独尊儒术，只是为了“以儒饰法”。

为了集中精力办大事，皇帝需要削藩，来强化中央集权；为了建立一个强汉，皇帝需要敛财，来富国强兵；为了北击匈奴，皇帝需要绝对权威，来控制军队。

总而言之，汉武帝需要一个只为君主服务的政治群体。

本来这个角色留给法家再合适不过了，但法家所为，能做不能说，只要法家势力一抬头，全国封王、朝臣、豪强必生警惕之心。

而董仲舒改良的外儒内法很合汉武帝之心，但汉武帝对儒家，尤其是董仲舒也是将计就计的利用居多，董仲舒在武帝一朝看似树大根深，但却是无根之浮萍，并不掌实权。

更像汉武帝树立的一杆旗，展示着董仲舒树立的儒家学术，实际上却大行法家之道。

董仲舒改良的儒学对汉武帝而言是一颗“糖衣炮弹”，而汉武帝吃下了糖衣，却吐掉了炮弹，从汉武帝对董仲舒的使用就可见一斑。

汉武帝多次任命董仲舒为各诸侯国国相，其目的却是希望董仲舒以其大一统的思想感化日益跋扈的诸侯王，如江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等。

看出汉武帝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董仲舒亦十分失望，我相信董仲舒虽功利地修改了儒家思想以步入朝堂，但他还是心怀天下苍生的儒门子弟。

因为无法忍受汉武帝日益法家化的执政路线，董仲舒终于祭出了自己的后手——天人感应。

公元前135年，汉高祖的陵园发生两次火灾。

董仲舒则借此书《灾异之记》一文，抨击朝政，认为皇帝不施仁政，将受天命之罚。

这是董仲舒第一次，用儒家天命之说约束君主，却惹来汉武帝勃然大怒，在汉武帝看来这是自己的提线木偶，却萌生了限制主人之念。

这对皇帝来说是不可饶恕的背叛，于是董仲舒被罢官了。

虽几年后起复，但汉武帝起复董仲舒却让其去残忍嗜杀的胶西王刘端处任职，借刀杀人之心昭然若揭，几年后，绝望的董仲舒辞官回家，终其一生不再为汉武帝所用。

而汉武帝之后的西汉王朝，儒家再次陷入沉寂中，历代西汉帝王都只将儒家当成君主集权的幌子，儒家真正的政治理念却无一得到施行。

经过汉武帝一朝的折腾，大汉成为华夏最伟大的王朝，但由于国家的过度汲取，汉昭帝时大汉民生日益凋敝，此时正是施行儒家仁政恢复国力的好时机，但昭帝却宁可取黄老之术，以无为开启了“昭宣中兴”。

那么当时儒家的政治理念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西汉一朝对儒家都是用其面子，不用里子呢？

百年后，儒家一场灾难式的政治演出则给出了答案。

儒家的真正理念是强调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主张以仁政治国，通过教育和教化来实现社会和谐。

这种理念在汉武帝及其后的帝王眼中，更多的是一个工具，用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而不是真正实施仁政。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他利用儒家的外衣来掩盖自己法家的实质，从而实现对国家的全面控制。

这种“外儒内法”的策略，不仅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在后世的许多朝代中被沿袭下来。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君主的行为，但最终还是被汉武帝所利用，成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

董仲舒本人虽然在晚年被边缘化，但他的思想却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三纲五常”虽然被批评为“吃人礼教”，但在历史上，它确实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这种维护是以牺牲个体自由和尊严为代价的，这也是儒家思想在后世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治国，而是一种政治手段。

这种手段在短期内确实帮助汉武帝实现了国家的强盛，但也埋下了社会矛盾的种子。

汉武帝之后的西汉王朝，虽然在表面上延续了儒家的外衣，但实际上却继续走着法家的道路。

这种内外不一的治理模式，最终导致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和政权崩溃。

通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策略往往比单纯的意识形态更为复杂。

汉武帝的“外儒内法”策略，不仅反映了他对权力的精明把控，也揭示了儒家思想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

董仲舒的改良儒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需要，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

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政治实践中，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需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灵活运用，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