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使手机成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工具。手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很多学生受到手机过度使用的困扰，手机的过度使用容易给他们造成人际关系和社交交往的困扰。
比起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十分宽松，学生在校人手一台手机。中职生正处于13-18岁的青春期，这一时期缺乏自律性，难以认真学习，对新鲜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在课堂或晚自习期间容易被手机吸引，造成学习效率低。
课余时间甚至是晚就寝时间都在玩手机，容易沉浸在网络世界，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尤其是忽略了周围的人际交往，无法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对以后步入社会进行工作十分不利。父母、老师、学校和社会都相当关注学生手机滥用这一社会问题。
再者，中职生自身行为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在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如果遭遇逆境、压力，又没及时得到必要的同伴支持时，容易情绪波动产生社交焦虑。
研究发现，手机过度使用会导致中职生同伴关系的破坏，使中职生产生注意力不集中、抑郁等生理和心理问题。
同时，有研究表明社交焦虑是造成手机滥用的最直接因素之一。中职生因为内心敏感压力过大导致与周围同伴关系减弱，进而引起社交焦虑，当中职生过度焦虑时，他们会把注意力转向手机，不停地使用手机缓解学习和生活上的压力，释放不良情绪。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主要探讨手机滥用、社交焦虑与同伴关系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探讨中职生手机滥用、社交焦虑与同伴关系的相互影响。
这些研究能更加直观的了解中职生使用手机的现状，丰富青少年使用手机的现状研究，引导中职生合理使用手机；并从人际关系的角度为中职生手机滥用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手机滥用、社交焦虑和同伴关系与手机使用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三个量表（手机滥用、社交焦虑好同伴关系）在手机使用类问题（手机充电次数、手机使用时长以及手机使用对比）的差异。
研究结果得出，手机使用类问题（手机充电次数、手机使用时长以及手机使用对比）和手机滥用存在显著性差异，手机充电/使用时间越频繁，手机滥用程度越高。
心理学家艾里克森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认为处于青春期这个时间段的中职生正是心理发展的危机阶段，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相比，可能会有更多更强烈的负面情绪体验。
步入中职院校校门的同学缺少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以及同学之间的较少的交流，导致一些中职生会选择长时间使用手机以致沉迷手机。
手机使用类问题（手机充电次数、手机使用时长以及手机使用对比）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性差异，手机充电次数/时间使用越频繁，社交焦虑得分越高，焦虑程度越大。
因为手机充电频繁是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较弱的一种表现，长期接触手机，在手机中寻找社交抚慰，导致现实中，社交焦虑程度高。
二、手机滥用、社交焦虑和同伴关系之间的关系
手机滥用的四个维度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这与Ha、China等人的研究一致，高手机滥用者有更高社交焦虑感。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手机滥用会对中职生的社会交际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中职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建立虚拟网络交流圈。
适当地使用手机可以将虚拟通信圈扩展到现实生活中，而滥用手机的人则会沉溺于虚拟世界而忽视现实环境。
首先，虚拟社会网络中的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基于网络虚拟性而创建的，它显示了一种理想化而非真实的自我。这种理想的虚拟社会环境与现实环境完全不同。
长期依赖手机会导致人际交往能力的下降，而缺乏人际交往能力是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其次，虚拟社会网络作为现实生活中处理社会问题的手段，并不是直接面对现实世界中的残酷问题，而是通过避免这些问题来体验快乐。
因此，当个人沉迷于移动网络作为一种逃避应对方式时，他们不太可能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种回避式应对方式反而会加重真实社交中的焦虑感。
最后，高端手机滥用者的主要社交圈集中在虚拟社交网络上，虚拟社交网络对社交网络中相应的负面反馈很敏感，可以大大降低个人自尊。自尊心低下会导致自我认知障碍，这是社会焦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手机滥用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
社交焦虑与同伴关系的两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即社交焦虑越高，同伴关系越差，这是源于高社交焦虑群体通常伴随着社交回避和退缩等，这些阻碍了正常的日常交往，对学生建立起亲密、正向的同伴关系十分不利。
高社交焦虑程度的学生的敏感度高于一般学生，他们对不利评价以及微动作、微表情等更加容易多想，导致情绪反应更强烈，焦虑更强烈。社交焦虑高的学生在与周围同伴交往中遇到障碍后，更加抑郁和焦虑。
三、手机滥用、同伴关系及社交焦虑的纵向关系
为深入探讨中职生手机滥用、社交焦虑与同伴关系的相互影响，此次研究使用交叉滞后对三个变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纵向研究中社交焦虑显著正向预测手机滥用。这与横向数据研究认为手机滥用影响社交焦虑不同。
大部分人认为社交焦虑可以影响手机滥用，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同，即社交焦虑得分越高的个体手机依赖程度越高。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焦虑与成瘾行为密切相关，即个人经历焦虑时，他们会采取一些方式来缓解和逃避这种焦虑，从而更容易形成手机依赖。
社会焦虑是一种焦虑，主要涉及人际交往、个体因害怕社会形势、害怕与他人打交道、害怕评价他人和一种焦虑。随着社会模式的多样化，高度焦虑的个体可以通过手机缓解社交过程中产生的焦虑，这是与他人沟通、避免焦虑的间接方式之一。
它不仅满足了人际交往，而且避免了真正的社会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很可能会过度依赖手机。
交叉滞后分析表明，同伴关系显著负向预测手机滥用。同伴关系是中职生人际交往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渴望有自己的朋友，愿意向他们吐露心事，在遇到困难或压力时，会找同伴倾诉，得到心理支持。
但现实生活中找不到适合倾听的同伴时，他们便会转战网络，以手机为依托，在网上寻找慰藉，因此更容易手机滥用。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调节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同伴关系来有效抑制学生在校期间的手机滥用问题。
四、同伴关系在社交焦虑和手机滥用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用中介模型分析表明，同伴关系在社交焦虑与手机滥用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手机滥用问题在如今青少年中的负面影响己不容忽视，手机的使用，改变了青少年的交往方式，人际交往对手机滥用的影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因此，必须考虑三者间的深层动因机制。
以往相关文献表明，社交焦虑是手机滥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并且社交焦虑影响同伴关系，同伴关系作为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学生手机的使用影响巨大。
研究结果发现，社交焦虑对手机滥用的影响，受到同伴关系这一中介的影响，且同伴关系在其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中职生当前的社交焦虑程度能直接影响手机滥用的水平，也能通过同伴关系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手机滥用。
原因可能在于，根据Stice，Ragan和Randal的支持侵蚀说，学生社交焦虑程度高者更善于寻求各种社会支持来解决问题，尽管他们存在同伴交往问题，但他们会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并更依赖于其他媒介来解决问题。
研究表明在手机网络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可以成为生活中的一种良性补充。因此，在同伴互动过程中，社会焦虑者应学会利用移动网络的支持，如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扬。
及时得到网络上朋友的支持，通过网络正确地看待自己，这对解决心理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对中职学生和促进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
该研究从动态的视角来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手机滥用的中职生群体改善手机滥用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同时也为手机滥用者有针对性地开展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有助于我们合理的看待校园中手机的使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