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能比日本更大。事实证明，越是近邻越是危险，作为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曾经两次打断中国崛起的步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多少年来，对甲午战争的反思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近年来，民间舆论越来越抬高李鸿章，他的形象也由以前的“卖国贼”、“千古罪人”变成了史上最屈辱的爱国者和“背锅侠”。而另一方面，却把李鸿章的对手——清流领袖翁同龢当成是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两朝帝师成了人人诛伐的狂热的“爱国贼”。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有失公允。

甲午战争

说翁同龢是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其理由如下：翁同龢因李鸿章曾经弹劾过翁同书（翁同龢的哥哥），两人结有私怨，因此以私废公，想借此机会整顿北洋。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执掌财政大权后，就经常克扣北洋水师的军费，李鸿章对此无可奈何，致使北洋水师长期没有购置新的军舰、火炮，舰队老化严重。李鸿章主和是审时度势，知道北洋水师打不过日本，所以搞以夷制夷；翁同龢主战，料定北洋会失败，意在看李鸿章出丑，从而导致了清军在甲午战争中遗恨千古。

两朝帝师翁同龢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是一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对联，宰相指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司农指的是户部尚书翁同龢，世人常把二人并列。晚清时期，李鸿章和翁同龢同朝为官，但两人的关系却非常差，经常在官场明争暗斗，两人堪称一生之敌。

据说李鸿章与翁同龢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就结下了怨恨。当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在安徽作战失利，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命李鸿章书写奏章，后来翁同书被充军新疆。按说翁同龢这笔账不该记在李鸿章的头上，可曾国藩当时位高权重，翁同龢无可奈何，只得把怨气撒在幕僚李鸿章身上，两人由此结怨。其实翁、李二人的矛盾，更多地在于两人分别是帝党、后党的骨干，由于政见不同、各为其主才结怨的。

李鸿章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曾担任晚清同治帝、光绪帝的师傅，主持宫廷教育长达40年，为培养同治、光绪两帝付出了巨大辛劳。两朝帝师的身份让他官运亨通，曾两次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还长期担任工部、刑部、户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重要职务，既管外事，又管内政，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权贵人物。他不仅是帝党首领，还是清流领袖，在晚清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翁同龢一生清正廉洁、律己爱民、公忠体国。当时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于小白菜一案就是他平反的，在民间口碑很好。1894年中日战争前夕，一部分坚决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并反对当时弊政的言官和名士，纷纷投靠户部尚书翁同龢门下，形成后清流派。清流派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反对贪官污吏，敢于揭露弊政。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身份，才让清流派的帝党成为坚定的“主战派”。

翁同龢手书

而李鸿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有务实的作风，一生倡导洋务图强。在列强虎视眈眈的大环境下，极力维护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就这样，李鸿章就成了“主和派”的领袖。

讲得通俗一点，就是站着说话的是清流，弯腰办事的是洋务。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政治见解，在朝廷上经常针锋相对。清流派在政治上忠君爱国，遇事敢说话，敢评议朝政。虽然对于外交、内政都没什么正经办法，但是他们敢说别人的不是，也未必就都不对。比如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在崇厚签订对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就曾经愤声疾呼，结果崇厚遭革职查办。

很多人都说，自翁同龢担任户部尚书的数年来，一直都在给李鸿章和他的北洋水师穿小鞋，北洋水师的溃败与翁同龢的多方刁难有直接关系。从1883年到1895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北洋海军没有增加一艘战舰，炮弹也是奇缺，定远舰上只有一枚巨炮炮弹，镇远舰上也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的炮弹也很少，而户部每年拨给北洋水师的经费只够维持军饷，至于加强军需，那都是空话。

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载：

“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晌。”

况且当时不仅是北洋水师，就连南洋水师和其他水师都停购外洋船炮，户部不是针对北洋一家。那么省掉的银子都用到什么地方了？答案是用在了治理黄河决口，用在了民生方面。当时黄河郑州段决口，救灾为重，清廷财政捉襟见肘，只好停拨海军经费两年。并且这件事情发生在1887年，距离战争爆发还有7年，朝廷从轻重缓急的全局考虑，暂停了海军这笔款项。因此，这个锅不能让翁同龢的户部全背。

黄河治理工程结束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本人均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等到甲午战事起，翁同龢马上命令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而李鸿章的淮军所存银钱800多万两并未用于甲午战事，可见淮军兵败并非军费所致。

甲午海战前，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要求配置速射炮，需银60多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但北洋水师真的没钱吗？非也。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李鸿章上奏说明了海军款项分储各处的情况：

“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这是没钱吗？用这笔钱购置速射炮足够了吧，就是买下吉野舰也实在是绰绰有余。

这还仅仅是李鸿章摆上台面的数字。李鸿章主管洋务多年，卸任后，他曾经将1000万两白银的“小金库”留给了王文韶等后任，这笔钱后来一直传到了袁世凯的手中。李鸿章若真的打算买船买炮，这笔钱还不够用吗？更何况为了讨好慈禧，海军衙门挪用了几百万两海军军费去修了颐和园，而海军衙门的掌舵人是七王爷奕譞，与翁同龢的户部没有任何关系！反倒是翁同龢在日记里发牢骚：“以渤海换昆明湖，以南洋换万寿山”。

就这样，由于大清内耗不断，北洋水师在后期一直投入不足，堂堂的亚洲第一水师逐渐被日本所超越。北洋水师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可是当时的舰船大部分都是老旧舰船，在甲午海战开战之前，清朝已经有将近7年没有换装备了。反观日本，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明治天皇

李鸿章经营北洋多年，初见成效，长期鼓吹北洋水师实力。在群臣和朝廷眼里，北洋依然固若金汤。翁同龢不懂军事，不知海军底细，自然也是深信不疑。他曾与王伯恭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于是，翁同龢极力主战，正是出自对清朝海军力量的自信，也与其一贯的清流派思想相符合。

当然翁同龢的主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当时的朝廷内外都想不到清军竟能惨败给日本。当时，翁同龢作为帝党的领袖，也希望能凭借一场胜利把光绪帝的腰板挺起来。再说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都主战，在喊杀声四起的氛围里，喊打也是为了迎合慈禧的意思。况且当时日本蓄谋已久，已经把清廷逼到墙角了，不打也得打了。

慈禧太后

朝鲜问题出来以后，要求立即开战的不止翁同龢一人，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也要求李鸿章增兵，牙山的叶志超部也要求李鸿章迅速增兵，李鸿章自己的重要幕僚盛宣怀、周馥也主战，以避免日本悍然开战自己寡不敌众。等到北洋出兵后，指挥混乱，乱象丛生，李鸿章又频频伪造捷报。先是声称牙山大战日本死亡上千，我军仅死伤百余，后来北洋又电报称牙山军队第二次大捷、杀敌两千余。当时的朝廷也认为此时清兵势如破竹，形势一派大好。

因此翁同龢等主战派斗志昂扬起来，很是激愤。当时清廷都被主战的气氛所笼罩，于是战争不可避免，逐渐升级。在战争初期，李鸿章“报喜不报忧”，等到大战开始，又畏首畏尾，消极避战，一再强调北洋水师军力不济，这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也难怪翁同龢等清流人士对李鸿章异常不满，群起而攻之。由此可见，翁同龢的极力主战是没有什么过错的。至于战败后竭力攻击李鸿章，落井下石，一是为自己开脱，二是恨铁不成钢使然。

当然，甲午战败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李鸿章身上，他之所以不轻言战事，主要是他见多识广，明白自己和日本的差距，知道北洋水师只是个裱糊的业绩。伟人曾评价李鸿章是“舟大而水浅”，在晚清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受掣肘的因素太多，他的见识和才干不能充分发挥。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代表，虽极力鼓吹战争，但空谈的成分比较大，也有误国之嫌。翁李之争，其实也是晚清的一面镜子，在争斗中，也慢慢把大清的国力损耗完毕。要说谁应该担主要责任，其实就是以光绪和慈禧为代表的大清最高统治者。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参照，洋务运动的目的虽然也是变法图强，但只重视学习技术而忽视学习体制，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1894年9月15日，北洋水师战败。而10月10日，慈禧隆重庆祝自己的60大寿。在一派歌舞升平中，在辽东日军的隆隆炮声中，帝国的黄昏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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