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樊骏先生以宏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回顾了1949年以后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所经历的坎坷历史道路，以及这一过程中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和形成的深深的内伤。在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之后，他描述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生机蓬勃的新气象”：新时期以来琳琅满目的新成果以及蕴含其中的一系列实质性的变化、进展和突破，进而断言：“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① 然而这一断言似乎落了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春天”迟迟没有到来。进入1990年代以后，文学的整体失落，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文学的学科影响力减弱，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者没有迎来梦想中的春天，反而深刻感受到了寒冬的凛冽。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列为“六五”国家计划的重点项目；总计五六千万字，由七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十几家出版社分担出版事务。因其影响之巨大，时常被视为19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热”实绩之一。然后这个项目计划出版近200种，约1亿字。至1990年底，甲种丛书计划31种，实际出版7种；乙种丛书计划出版100多名作家研究资料，实际出版47人，丙种丛书计划9种，实际出版2种。张大明曾多次回忆1990年代初期主持并参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尴尬处境。“书编好后，出版就成了问题”，“辗转多年都未能出版”，“付出心血精力的参与者都伤透了心”，《中国现代文论》如此、同样多灾多难的还有《二十世纪文学编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资料选编”流产，《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部分稿件在不同出版社间漂泊的过程中失去了踪迹……② 已有的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回顾中，1990年代基本是跳过的。不仅史料学自身的学科探索被“暂时搁置”，史料的成果似乎也乏善可陈，对史料的忽视甚至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热中的相关文学史书写。③这个定位，与我们的学术史回顾是一脉相承的。1980年代的蓬勃崛起和新世纪以来各种的转型和发展，引来众多研究者反复咀嚼；近一两年来，1990年代学术界的困境和反思也渐成话题，但这几乎都与史料研究无关。从1985年马良春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1989年樊骏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到2004年刘增杰的《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2006年刘福春的《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2008年谢泳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从1980年代的“搞资料儿的”到2006年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发展的重要节点都跳过了1990年代：不过是从一个顶峰向另一个顶峰的过渡，仿佛两座山峰间的不见光亮的低谷。 常识告诉我们，能登上多高的山峰，取决于你在平地做了多少准备：蓄积了多少力量，选择了哪个方向。作为低谷的1990年代史料工作，也许是一个“过渡”，但却是必要的“过渡”。 1985年马良春首倡“现代文学史料学”，并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类型化的区分。他将现代文学的史料划分为七大类型。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考辨性史料：在各种史料工作基础上产生的考辨性史料著述等。今天看来，这样的类型区分，稍显粗疏，但对应1980年代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现状，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相较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在作家、作品的范围、史料的性质和形态、文学史料的外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拓展。例如教育史对文学史的突入，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延安鲁艺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学校体制、师生活动、老师学生的日常生活等等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再如档案文献的使用。档案的官方色彩，一套档案的形成依赖于设计复杂的秘密汇报的制度和流程，从中可以看出组织对成员的了解和把控。陈徒手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接触到大量尚未解密的原始档案，试图从档案中呈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真实的思想状态。这种“档案+口述”的方式，可遇不可求。但又如口述史的兴盛，既为文学史研究保存了史料，同时又为作家研究保留了一份精神史研究资料等等。当然上述这些史料发掘和整理的拓展不过初现端倪，直到21世纪以后才逐渐发展壮大。而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非主流”作家作品集的出版热潮，对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演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在“冷落”中开出了花。 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干预下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小，进入1980年代，尽管出现了关注“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的呼声，但是樊骏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1989十年研究成果后提出，19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选题、范围“与过去没有大的差异，呈现着相当稳定的局面”。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依然是研究的主要对象。无论是作家的全集、文集的编辑出版、还是作家作品流派运动的资料汇编，革命文学和进步作家占比最高，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例，部分自由主义作家作品和流派运动得以入列，也是经过了异常激烈的讨论的。对于那些被错划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作家而言，一部资料汇编，不仅具有保存史料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是其中传达出来的“摘帽”的信号。 进入1990年代，情况发生逐渐变化。自由主义作家、现代派文人、现代通俗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等原本居于边缘地带的作家作品集的汇编、整理和出版，成一时之风气。《张爱玲文集》(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从文家书》(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沈从文别集》(1992年岳麓书社)、《林语堂文集》(1996年作家出版社)、《苏青文集》(1994年上海书店)、无名氏作品系列(1995年花城出版社)、徐訏作品系列(199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叶灵凤文集》(1999年花城出版社)、《叶灵凤随笔合集》(1998年文汇出版社)、《施蛰存文集》(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萧红全集》(1991年哈尔滨出版社2卷本、1998年哈尔滨出版社3卷本)、《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8)》(1995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周作人文类编》(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周作人日记(影印本)》(1996年大象出版社)、《胡适文存》(1996年黄山书店)、《胡适文集》(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胡适文集》(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1990明天出版社)以及学林出版社1997年的“海派文化长廊丛书”中的《叶灵凤小说全编》《刘呐鸥小说全编》《穆时英小说全编》《滕固小说全编》《周天籁代表作》等等，一批现代文学家由书斋走向了大众。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的4卷本《张爱玲文集》翻印至少8次，印刷超过120万册，其热度可见一斑。 今天看来，1990年代出版的这些作家作品集，学术品质一般，史料价值自然不甚高，类似《雅舍小品全集》的书名，让人摸不着头脑；不说明版本来源的随意翻印，也让使用者得出错误结论；肆意删掉自编文集篇目而不注明的情况也并不稀奇。以张爱玲为例，以《张爱玲文集》命名的，就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等多种，以《张爱玲全集》为名的也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新疆人民出版社、大连出版社、长春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等多种。然后查看内容，差异主要在作品编排和装帧设计。所谓“文集”、“全集”，并不具备学术内涵，只是文字上的差异。 现代文学界如此，古典文学和文献的出版也面临着这种窘境。斥巨资如《传世藏书》《续四库全书》之类的大项目，动辄千余种、精装本，实际上反复印刷着常见版本。这一时期出版物的品质问题，连旧书商人也心知肚明：旧书市场上，1990年代的出版物不值钱。 但是对于1990年代的学界，这些边缘作家作品集的出版意义不凡。“将在建国后几十年间因各种原因被冷落、被遗忘的作家作品作为重点出版对象”，以便“发掘新文学的成就与全貌，便于读者拓展阅读视野，也为新文学史家提供治学和研究条件”，同时“为新文学做点辑佚工作，为继承与发扬新文学优良传统做些微薄的贡献”，贾植芳在《〈昨日丛书〉总序》一文中，引述丛书编者傅艾以的话，表达了对编辑这些“现代文学的建设的基础工程”的赞赏。⑤在“过来人”的感慨之外，贾植芳把这一出版潮流与学术界“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对应：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汇的时势下，人们基于生存现实与历史环境，多年麻痹的精神忽而觉醒了。于是在沉重的历史反思中，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将多年来被历史尘沙掩埋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发掘、整理、印刷”。 贾植芳把边缘作家作品集的发掘整理归因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认为正是这种文学史观的演变推动了文学史料的开掘。但是“重写文学史”热潮中的文学史书写的“硬伤累累”，学者提出主要是因为这些书写者仅仅沉醉于新观点的生发、“避之不谈文献史料的”态度密切相关。⑥从而导致了过度阐释、随意阐释的出现。这两个推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错位。1990年代自由主义作家、现代派文人、现代通俗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等原本居于边缘地带的作家作品集的汇编、整理和出版的蔚然成风，一方面固然源自现代文学学科自身不断发展、推进的内在需求，更重要的动力还是来自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成型的市民文化。 1980年代的蓬勃生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文学界，尤其是现代文学界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充分展示了她的重要意义。随着1992年启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心理、社会价值观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大潮之下，把一个个“我”从“我们”中剥离开来；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无法负担人们的生存困惑和思想困境，也无法驱走人性无处安放的无聊感和荒谬感。人们迫切地学习着正视自己、把握“自我”之实。1990年代出版权力进一步下放，各个地方出版社摆脱层级的控制，如同脱缰的野马，直奔热点而去。 自由主义作家、现代派文学、现代通俗文学等恰好满足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这些还没有获得与自身物质生活相匹配的文化生活的新兴市民们，热切地从五六十年前的文学作品中吸取精神养分。原本具有严肃学术意义的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工作，在商品经济的齿轮中被赋予商品属性。受到追捧的商品，供不应求时总不免粗制滥造、敷衍了事。作为物质与精神勾连的中间环节，出版社偶有偏移，无伤大雅，但绝对彻底的站位，无论站在哪一边，对两边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面对市场经济的对策”也因此成为学术讨论会的议题。学界这样描述19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困境：“现代文学多年来倍受青睐的‘显学’地位已告失落。如：现代文学研究论著难以出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滞销亏本，而粗糙平庸的通俗读本却充斥市场；大学生对学习现代文学专业不热心，报考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人数逐年减少；大学文科里，加速发展的是直接获取经济效益的学科等等。”⑦这段描述将“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学术价值的专著”和“粗糙平庸的通俗读本”对立起来。“通俗读本”是指把降低阅读和理解难度、专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成年人阅读的书报。也就是一般所谓普及本。与“通俗读本”相对，显然还应该有一个阅读难度相对高一些的读本。所谓“通俗读本”显然指的就是上述大受读者欢迎的边缘作家作品集。“粗糙”应该是指整理出版过程中没有花费心力择选版本、精挑篇目、校对文字等等，而“平庸”指向了内容，即认为这些作品的文学品质。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学界对于这类型出版活动、以及这类型的出版物持有的态度：“专著”、“研究著述”的优越感，主流作家作品对边缘作家作品的轻视。 失去“显学”地位的现代文学，是续接“通俗读本”，走上十字街头，面对读者，面对市场，做好现代文学的普及工作，还是应该保持“精英文化”之立场和高雅的品位，退避商品经济的洪流，在文化素质整体性提高以后再来进行文化普及？ 今天我们谈到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史学化”倾向时，谈得最多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与社会科学的崛起，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倾向、以学术话语、表述方式和论文的规范化为表征的学术转型等等，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引发的对于文学研究本质的追问：商品性/纯文学性，普及性/精英性？也不可不留意。接连承受了政治洪流和经济大潮冲击，野蛮生长后，引发的退守。 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1990年代的如火如荼的“重写文学史”热与被诟病的“重写”中的各种史料硬伤，究竟是文学史观的演变推动了文学史料的开掘，还是文学史料的开掘整理，激发了文学史观的演变？是文学史料开掘整理的不利，影响了文学史观的阐发？还是文学史观的阐发中无视史料，造成过度阐释？当然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显示出将“文学史料整理”和“文学理论研究”对立的潜台词。而这显然也是1990年代的学界的共识。正如1990年孙玉石在《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中分析“文学史料整理”和“文学理论研究”之关系时说到的，“史料学应该尽到促进理论研究科学化的责任”，“发挥史料建设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实现科学化的调节机制”。⑧因此，上述问题本身已经包含着学科区隔和学科等级划分这一前提。作为低等级的、带有原料供应性质的史料发掘和整理工作，站在学术鄙视链的底端。在1980年代的各种史料编纂项目中经历了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中青年学人，大多脱离“原料供应”、转向了更高级别的文学理论研究，毕竟如非出于个人趣味，没有人愿意一直站在鄙视链的最低端。面对市场需求，书商成为“原料供应”的主力，于是发掘和整理作家作品的，从严肃的学术工作成果，变成了通俗文学读本。1990年代各大高校的文学硕士、博士和青年教师，成为书商编辑通俗文学读本的主要劳动力，并因此留下一本本“黑历史”。1990年代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料文献的著作数量不少，但是不可靠、不好用，也是公认的。以这些作品集为参考资料，大概率会被认为不够严谨。唐弢主张现代文学研究“必须用原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强调的是原报原刊的历史原貌，在原报原刊中还原历史现场。⑨而19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对重视原始资料，在还原历史面貌之外，也是出于对当下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的不信任。 1999年贾植芳在给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序”中写道：“由于某种历史的‘误解’与‘误导’，我们的文学研究曾经自觉地将俗文学这一支系排除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即或偶尔提及，也是当作文学史的逆流来批判的。这种误解出于一种偏见，偏见导致无知，而无知又进一步导致了偏见。要破除这种偏见和无知，就不能不采取一种研究的态度。范伯群们现在做出的成果，其意义正在于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⑩1990年代对被“打入另册”的“非主流作家”作品的积极发掘、整理和出版，尽管这些作品集的质量不如人意，却给学术研究和留下了莫大的影响。1996年钱理群、谢冕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中，“鲁郭茅巴老曹”的传统经典排序大受冲击，张爱玲、沈从文等原来的非主流作家高居前列，也引来相当多反对之声。新世纪前后20年间，胡适、周作人、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作品一直都是高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热点，在青年群体中的热度居高不下，“通俗读本”似的“文集”“全集”“选集”“别集”等作用巨大。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只翅膀”，从文学研究的代际发展来看，1990年代现代文学“非主流作家”作品集的发掘、整理和出版，同样也是为“五四”新文学“找回另一只翅膀”。 “另一只翅膀”的兴起，还间接推动了新世纪前后海派文化热和2010年代“民国热”的出现。海派文化热和“民国热”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出现“去革命化”和“去政治化”的文化潮流、商品经济发展、消费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兴起等等。 但是从不可靠的“全集”“文集”中形成的阅读印象，再加上出版界、传媒界不断地建构和造势——许多不可靠的民国文人的趣闻轶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给读者描绘出一份五六十年前的虚幻的美好。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主张现代文学研究面对商品经济的潮涌应当调整自己、积极应对的学者颇具前瞻性。积极参与、引导，而非退让或者迎合，这或许是1990年代现代文学边缘作家作品集发掘、整理和出版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