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国际上承认我国的国家。究竟派谁当新中国的首任驻苏大使，成为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毛主席思虑再三，在推荐名单中写下了“王稼祥”。
青年时期，王稼祥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等人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
见有人对自己推荐王稼祥感到不解，毛主席说道：“遵义会议上，他最早支持我，没有他，我不行！”
毛主席与王稼祥之间，究竟有过一段怎样的不解之缘？
遵义会议上，他最早支持毛主席1930年，从苏联学成归国的热血青年王稼祥，刚回到中央苏区就风风火火地奔赴反围剿作战的一线。
当时的王稼祥，还深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影响。面对敌人的攻势，他十分不解：为什么毛主席要选择避其锋芒，而不是真刀实枪地和敌人干一场？
但战场上血的经验教训，让王稼祥的思想迅速转变：1932年，红军以1.4万余人的兵力，将赣州发起猛烈攻势。
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与敌军展开拉锯战本就不是红军所长。历经33天的殊死搏斗后，久攻不克的红军只能含恨撤出赣州城下。
这次失败的战场经历，让王稼祥意识到毛主席游击战方针的正确性。在以“病假”撤去毛主席职务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王明等人的错误决策。
遗憾的是，当时势单力薄的王稼祥并没有改变王明的决定。在第四次反围剿打响后，王稼祥只能在毛主席不能亲临一线的情况下，与周恩来合作指挥这场战役。
1933年4月，为了掩护战友的王稼祥被敌机击中，深入腹部的弹片让他伤口化脓，险些牺牲，这次负伤让王稼祥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被转移至后方，遇到了同样在“养病”的毛主席。战场失意的两人同病相怜，互相交流思想，这让王稼祥对毛主席的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毛主席的钦佩之情有增无减。
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时，忍着伤痛，跟着红军一路走来的王稼祥第一个表态：
红军指挥，离不开毛主席！
王稼祥的发言，让红军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了毛主席军事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再度复出的毛主席，从此率领红军转败为胜，顺利长征抵达至陕北，开创革命新篇。
忍痛冒险回国，为党带来重要消息就在王稼祥跟随中央红军，几经辗转抵达瓦窑堡时，他身上的旧伤再度发作：一场脓毒败血症，险些夺走这位硬汉的生命。
毛主席对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十分关心，于是批准王稼祥到苏联接受治疗。
1936年，王稼祥在地下党员的掩护下，顺利抵达上海，再中转前往苏联，准备进行手术。
手术台上的王稼祥，又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后，才把腹部的弹片、腐骨取出。抱病在床、极度虚弱的他，在休养时依旧不忘惦念着毛主席和中国革命。
当时的苏联共产国际，依旧被王明等人把持，苏联高层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长期被蒙在鼓里，不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
王稼祥在离开苏联时，特地找到季米特洛夫，向他介绍中国眼下的情景，并对他说道：“你们应该支持毛主席，他是从革命实践中一步步锻炼出来的……”
王稼祥的一番话，让季米特洛夫宛如拨云见日，苏联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承认毛主席在我党中的领导地位，并对中国革命予以必要的援助。
得知这一消息的王稼祥十分激动，却不料在回国途中，他再次遭遇危险，差点埋骨他乡。
王稼祥从中国新疆返回陕北时，先是遇到了一批杀人越货的悍匪，他凭着“张烈”的化名，才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秘密。
等王稼祥的车队快到延安时，昼夜疾驰的卡车司机过于劳累，一个不小心把车开进山沟，还是悬崖上的一棵树挂住了王稼祥，救了他一命。
旅途中的缺医少药，让王稼祥刚动过刀的腹部隐隐作痛，他一度以为：自己怕是回不到陕北了。
几经转折的王稼祥，终于在1938年7月顺利回到陕北，向正在召开会议的党中央传达了来自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由此全面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王明关于共产国际的种种不实传言，最终不攻自破。
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王稼祥因票不过半遗憾落选。毛主席知道，王稼祥落选的原因与他青年时“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经历有关，于是说道：
“王稼祥他为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病根一直落到现在。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能够证明王稼祥同志的改变！”
在毛主席的鼓励和肯定下，王稼祥在七大的候补委员选举中得票名列第二，为我党冒死送信的英雄，获得了继续留在党中央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首任驻苏大使，中国外交功臣早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就问过王稼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什么打算。
当时毛主席给了王稼祥两个选择，一个是让他担任驻苏大使，另一个是在党内担任宣传部部长，王稼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青年时期的王稼祥，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且和季米特洛夫等苏联高层有过“老交情”，因此王稼祥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是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的不二人选。
在走马上任之后，王稼祥就为新中国带来了一份“外交大礼”。1950年，毛主席首次访苏，因为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中苏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让毛主席很是苦恼。
就在毛主席为两国谈判感到一筹莫展时，王稼祥建议毛主席可以接受苏联塔斯社的采访，以此表达新中国的立场和诉求。
王稼祥的斡旋，让中苏谈判顺利“破冰”。1950年情人节，中苏两国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争取到了大量外交援助，为日后中国的一五计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遗憾的是，由于王稼祥的身体状况欠佳，他担任驻苏大使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1950年夏，王稼祥离开工作岗位，归国疗养，直到1951年再度复出，担任新中国的对外联络部部长。
在对外联络部长岗位上的王稼祥，展现了自己“刚柔并济”的外交智慧。
1951年，王稼祥再度出访苏联，面对“老朋友”斯大林提出中国带头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要求时，王稼祥委婉地表示：“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能这样做。”
随后，王稼祥娓娓道来了中国拒绝的各项原因。就连苏联的谈判老手莫洛托夫，也对王稼祥的表现深感钦佩，称赞他的外交措辞“无懈可击”。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期间，王稼祥主持了对60多个不同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接待工作。
在各国政党发言期间，叙利亚与以色列两国的共产党发生争执，嗅查到苗头不对的王稼祥及时调停，化解了这场矛盾。
结语从建设军队到转战外交，王稼祥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祖国，他不仅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更是被毛主席称赞为“中国外交事业的大功臣！”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革命是我终身的寄托”——走进安徽泾县王稼祥故居
[2] 北京日报：为何毛泽东多次说他“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
[3] 人民网：关键时刻对党作出重大贡献的王稼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