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官职大多沿袭汉唐，也有一些损益。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起，正式废除了丞相官，将其权力分归六部。最初皇帝身边设有殿阁大学士来作为顾问，明太祖自操威柄，大学士鲜有参与政治事，皇权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体。不过，从明成祖晚期开始，大学士逐渐以辅助的名义参与决策，并出现了首辅的名称。嘉靖到万历时期，皇帝长期神隐西内，不到宫中上朝，作为皇权的代理人，首辅的权力逐渐达到顶峰。出现了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等位高权重的首辅，《石匮书》里常常将他们称为“相”，可见在明朝人看来，首辅基本是名义上的宰相，但它的权力实际上要比宰相小很多。那么内阁首辅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呢？

《明史·职官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杀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先是设有春夏秋冬四辅官，寻亦罢。十五年，模仿宋朝制度，设华盖殿、文渊阁等五大学士来辅助太子。二十八年，朱元璋又对群臣说：

“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立设者，论以极刑。”

自是之后，皇帝自操威柄，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大学士名为顾问，鲜干政事。当时，吏、户、兵三部的权力最重。

成祖时，召胡广、杨荣等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然而杨荣等皆有本官，入内阁充当顾问只是兼职而已。宣宗即位后，杨士奇以太子经师恩，内柄无大小，悉以咨之，大学士开始变得贵重起来。凡上下之诏书、文册，必经其手，又有票拟之权，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遂称“内阁”。

景帝时，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阁臣益重。世宗中叶，夏原吉、严嵩迭用事；隆庆、万历年间，徐阶、高拱、张居正身居首辅，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这是内阁权力的巅峰时期。内阁已经成了一个议政机构，能够参与重大决策。

因此，朱元璋虽然废除了宰相，但明成祖以内阁的名义又恢复了相权。内阁就是一个相权机构，内阁的首辅已经类似于首相了。

内阁里的阁员一般有好几名，而然大事一般都由首辅来主持，次揆以下的不敢与之争雄。在宣德、正统的时候，内阁里的决策全是三杨做出的，当时的阁员陈循等皆无权干预，只是执行而已。嘉靖时，夏言作为内阁首辅，严嵩为次辅，二人的地位犹如天上地下。每次严嵩置办酒席，想邀请夏言，都得不到答复。一天，夏言答应前去赴宴，结果直到晚上才来，喝了三口汤便离去，丝毫没把次辅放在眼里。

等待严嵩当首辅之后，次辅徐阶也是唯唯诺诺，百般讨好他。张居正当首辅的时，次辅吕调阳就像一个跟班一样，没有权力参与议事，都是张居正制定决策后，由他去执行。甚至张居正居丧归葬江陵时，朝中每有大事，吕调阳都得派人前去江陵汇报，得到张居正的指示后才着手处理。

由此可见，明朝的内阁是执行相权的机构，而内阁的首辅就是首相，它的权力远远高于其他阁员。但是，明朝的首辅的权力跟宋元的宰相没法对比，因为在首辅之上还有一个司礼监。首辅并非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皇帝与司礼监还在他的上面。

明太祖设十二监、四司、八局，不许宦官干预政事。自丞相废后，中官聂庆童往河州敕谕马，宦官始奉使行事。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又留守南京，这是宦官将兵的开端。宣宗时设有内书堂，命大学士授小内使书，太祖不许宦官读书的制因此被破坏。自后，正统的王振，正德的刘谨，天启的魏忠贤迭出，流毒日甚，使宦官成为与内阁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正如内阁大学士最初只是一个顾问机构一样，司礼监最初也只是皇帝的宫廷管家，总管着内廷的宦官事务。明英宗时期，票拟尚在内阁，每次奏疏呈上后，英宗偶尔会批答，有时候则由宦官代笔。从中叶正德年间开始，宦官刘瑾居然可以不呈报皇上就直接批答奏疏。有时他还将百官所上的奏疏带回家中，与妹婿孙聪等一起议论，然后再批复。这样，宦官就通过批红的方式，凌驾于内阁之上。内阁通过票拟，将方案呈交宫廷，宦官再进行答复，批准或否决——司礼监成为了内阁的上司。

到了明朝末年，魏忠贤当政后，宦官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内阁。因此，许誉卿上疏弹劾魏忠贤时就说，内阁本是权力重地，掌握着票拟之权。但如今皇帝不亲自批红，而是委托给了宦官，这样会贬低大臣的地位。如果说宦官是皇帝的家奴的话，那么内阁不过是家奴的家奴罢了。

宦官通过代笔皇帝批红，凌驾于首辅

历史上，宦官之祸最甚的是唐朝，而东汉与明朝次之。明朝自废除丞相之后，相权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由内阁与宦官所分享。内阁掌票拟，宦官掌批红，将相权一分为二。明朝的内阁首辅的权力远不及先朝的宰相，它仅仅分有了相权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执行的那一部分。当皇帝年勤政时，首辅的权力就随之而加强，成为皇帝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当皇帝殆政时，首辅及整个内阁都将成为宦官的下属机构，仰其鼻息。首辅与宦官，二者互相制约，同归为王权的附庸。然而，相权既然存在，就不得不相争矣。

明末时，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愈烈，魏忠贤因天启而灭东林党，崇祯帝初定逆案，逐阉党，中外颂圣，既而镇守、出征、督饷等事无不委之于宦官，而明遂亡矣。后南明之阮大铖再起翻案，而明之党争自亡犹不绝，此其废丞相，分相权于内阁及宦官之制度所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