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3年，大陆结婚率达到高峰，其后结婚率持续下滑。结婚率属于多因子杂糅社会性问题，涉及法律、经济、文化，同时两性关系博弈也贯穿其中。当下，男性自我意识、经济状况波动带来求偶利弊考量、婚姻关系本身所伴随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剧烈变化促使男性或部分女性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下婚姻行为的潜在影响。本文，简单从多个维度讨论两性关系演变与结婚率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定性关联性探讨，并非定量的学术性分析，仅给到大家参考。

#2024# #结婚率创新低#

结婚率的逐年下滑：主客观因素促使下的年轻人对待婚姻更加理性

图1 结婚率下跌的趋势或已形成

如图1所示，2018-2019、2019-2020与2023-2024等三个时间节点，结婚对数出现显著性下跌，2024年全年统计数据显示更是出现历史新低。

更雪上加霜的是，结婚率趋势不断下探与近几年发生在山东、重庆和安徽等地极具争议事件疑似存在一些关联性，比如2024年重庆胖猫事件，确实影响到重庆区域结婚率（图2）。

特别地，全国结婚率下滑，上述事件在其中起到多大程度影响，是直接导致还是仅仅是促进因素，这需要更多社调数据和统计分析才能有准确结论。

图2 2024年重庆结婚率较去年显著降低

结婚率持续下跌的底层逻辑

婚姻是近现代法治社会的产物，本质在于共同抵抗经济风险和相互情感支持。

仅讨论大陆地区的话，经济、法律和两性关系博弈是值得讨论的影响因素：

（1）自我意识增强，道德负担正在弱化。以往，中国男性背负太多道德负担，干活就是男性的事，分享利益的时候就要号召男性大度。例如，重庆某事业单位就出现过，办公室粗活累活男性干，就算是桶装水每隔几天一换的简单事，都完全成男性的责任，而不是相互交替互帮互助的小事。

类似地，女性在传统家庭中角色往往是生育和辅助，随着女性群体受教育程度逐年提升，追求自我实现和社会地位等唯独需求增加驱使女性不断反抗来至传统文化中繁文缛节对女性的束缚，结婚对于女性或不再是一个最优选择。

现在，更多男性怎么舒服怎么来，投资自己、取悦自己是实实在在的快乐，而期待别人只会“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到头来落得个人财两空。

对于女性而言，个人价值实现比相夫教子更符合群体价值观，同时来自自身竞争力提升和择偶向上兼容的进化心理等因素，促使女性倾向于单身或者更强调从婚姻中获得更多经济利益。

图3 胖猫事件促男性开始拒绝道德PUA

（2）经济状况波动促使男性重新评估求偶过程中的利弊。当经济形势好之时，男性为了满足传宗接代的任务，必须要有配偶，所以不得不在经济上、行动上有所为。

这导致部分被追求者出现了“错误归因”的幻觉，把男性的示好与主动当成自身优秀所致，对自身有了不切实际的评估，于是有了各种大龄剩女，江西天价彩礼、重庆胖猫事件等离谱现象。

而现在，经济环境不佳，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男性主动行为缺乏足够物质支撑，同时部分异性不切实际的要求也加剧上述过程的不可获得性。

与之对应的是，女性群体在亲密和婚姻关系中对于物质需求无可厚非，但是，部分女性将婚姻当作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且上述现象越演愈烈，这破坏了正常婚恋中，两性之间的正常财务来往，这种相互防备心理因2024年重庆胖猫时间达到了近期最高峰，这种恶劣影响或持续很长时间。

图4 得不偿失为爱情消费开始急刹车

（3）法律层面，自由裁量权增加男性维护合法权利的难度。民法典婚姻编中对于夫妻双方财产、责任和权利等方面规定越发偏向于女性，同时自由裁量权增加，加剧男性在婚姻中合法财产、权益被盘剥的可能性。以往的婚姻相互扶持、风险权利共担的基础逐渐被打破，比如：

1）湖南男子婚后四子女均未亲生案，而女方却不受法律制裁；

2）翟欣欣婚内诈骗苏享茂千万资产，并导致其自杀案，苏家属维权极其困难；

3）安徽燕冬萍案，男方被恶意夺取48万余元合法财产；

图5 翟欣欣等案对两性关系影响深远

从持续多年的翟欣欣案到2025年全网热搜的安徽燕东萍案（详见文尾本文撰写的相关文章）来看，婚姻关系中，少部分女性作为过错方（出轨、敲诈或故意伤害等）很难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这加剧男女性对立情绪和降低婚姻意愿。

因此，对于男性和部分女性而言，婚姻成为一种风险极大的社会性行为。

趋利避害-生物本能，人类也不例外

放眼自然界，动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比如逃避天敌、生存环境的巨变促使种群迁徙等。同样地，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为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不同，人类形成不同其他物种的种群生存方式，就是个体-组织-国家的大致分层框架。

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不仅参与社会分工贡献脑力或体力，同时也从社会中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物资和精神“食物”，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生存保障，人类社会逐渐发展出相对稳定的两性关系和法律制度，保障上述关系合法权益。

婚姻的表现形式就是家庭，而家庭组建需要稳定物质支持，其中稳定的经济支撑是核心。在经济高速发展，处处有机会，经济水平不是阻碍组建家庭的主要因素，寻求机会和两情相悦是刚需。

近几年，经济大环境的现状成为阻碍成家的关键因素，就像自然界野生动物，当稳定食物来源和外来不稳定因素等成为当下严峻问题时候，个体都会首先选择自保，那么繁衍后代便会搁置起来。

作为自然界一部分，当下及可预见相当长时间，男性还承担有更多经济和家庭或明或暗的责任，当风险增大到无法平衡付出与收益之间的平衡之时，摆脱不必要责任和负担很自然成为当下最佳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女性也会倾向于晚婚以避免当下不利环境给个体带来的危机。

总之，婚姻和生存一样逻辑，当收益小于损失，大部分人是风险厌恶型，自然趋向于远离，那么结婚率就出现下跌。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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