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时期，“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方面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另一方面又大量向中国倾销他们的工业产品。这种浪潮也袭击了景德镇的陶瓷业，到了光绪后期，英、德、日等洋瓷大量倾销中国，就连皇家景德镇御窑厂也无力与之抗衡。此时，不少有志之士掀起了一阵改良主义思潮，奋起与洋瓷抗争。

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西巡抚 柯逢时 “召集绅商，议创公司”，筹备成立景德镇瓷业公司。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柯逢时折奏朝廷请求开办景德镇瓷器公司。

“奏为开办景德镇瓷器公司派员经理以振工艺而保利权恭折仰祈圣鉴事……中国之销量日绌，而外洋之浸灌日多。厥所由，实缘窑厂资本未充，不角与之相竞。倘再不图变计，将并此区区之利权不能自保。”——引用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一〇一辑（中华书局）1996年。

柯逢时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江总督 端方奏报清廷，将景德镇瓷器公司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更名为“商办江西瓷业公司”，原景德镇御窑厂归其经营，由祁门贡生 康达 担任总经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西瓷业公司已试产运营并开办发行所。

江西瓷业公司初创者孙廷林

商办江西瓷业公司首任总经理——康达

康达，原名特璋（1877-1946），安徽祁门县礼屋村人。二十岁时，康达拔贡第一名，被光绪帝破格任命为内阁中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达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被贬到景德镇御窑厂当监制。正因如此，康达逐渐了解景德镇的瓷业状况，深切感受到景德镇的传统手工制瓷工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抵御抗衡欧洲和日本的洋瓷，振兴中国瓷业必须要进行体制变革与技术革新。康达在27岁时远赴日本攻读工业和经济学，学习了解日本先进的机械制瓷和煤窑烧瓷的工业技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康达回国担任“商办江西瓷业公司”首任总经理。江西瓷业公司融合了改良的工业化生产线，生产了众多品质精良的瓷器，为振兴国瓷树立了一面旗帜。自此，景德镇陶瓷业开始缓慢步入一个企业化时代。

在2003年的考古发现，江西瓷业公司的本厂设在景德镇珠山北麓（lu）彭家弄之南，根据遗址发掘的标本证实江西瓷业公司在光绪三十四年就已经开始生产。公司内分为坯作、窑作、彩作三部分。坯作又分为圆器和琢器，圆器有“脱胎”、“二白釉”和“青花”等品种，琢器中瓶、尊、壶各有独立作坊。但是，景德镇地区传统习惯势力太强，因此本厂的制瓷工艺还是沿用旧法，而在鄱阳的分厂进行机械生产试验以改良品种。

2006年1月8日，珠山北麓保护房工程正式开工

本厂在景德镇御窑原址——彭家弄口新建一栋房屋，作为公司办公和门店使用。西南有彭家弄、东司岭厂房和柴油，东北有薛家坞、罗汉肚厂房和柴窑。其中主要柴窑为复兴窑、徐家窑、邑（yi）山窑、健班窑等。分厂在鄱阳县城内高门，主要从事技术革新和工艺改良。宣统二年（1910），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在鄱阳分厂成立中国陶业学堂，内设本科及艺徒两个班，开始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才。同时进行机械成型和煤窑烧制试验。而后宣统三年（1911）因时局混乱，五省协款中断，分厂经费不足难以支撑，鄱阳分厂被迫倒闭。而陶业学堂归为江西省立，从此江西瓷业公司与陶业学堂分开。

江西瓷业公司出品底款

光绪时期景德镇陶瓷业另一个重大的技术革新是煤窑烧制瓷器。朝廷曾先后选送学生张浩（犀侯）、邹如圭（洁珊）等远赴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大学窑业系学习机械制瓷和煤窑烧炼技术。张浩是光绪年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留日学生，首先学成回国，立志传播国外先进的工业文明，以先进的工业技术改良景德镇陶瓷产业。

近代陶瓷教育开拓者——张浩

张浩在回国后与江西瓷业公司康达合作在饶州（鄱阳）瓷厂进行机械制瓷和煤窑烧炼试验。张浩亲自设计了一座八立方米燃烧室的倒焰式方形煤窑。这座煤窑建在离景德镇90公里耳朵鄱阳，虽然是试验品没能成功烧造，却开辟了景德镇瓷业以煤烧瓷的先河。

江西瓷业公司与众多瓷业精英进行的制瓷工艺技术革新以及开创陶瓷专业教育，在中国陶瓷史上都是开山破冰之举，其意义重大而深远，用工业兴国的志向和爱国主义情怀将中国的陶瓷工业化进程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为建国后景德镇陶瓷企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