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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是彝人，也是军统特务。

他是土司的继承人，却在十年后把奴隶的孩子送进课堂。

岭光电的选择，不合逻辑，可他的一生，全是转弯。

——《壹》——

火烧土司寨

岭光电第一次听说“国家”这个词，是在田坝火光冲天的夜晚，他那年十二岁，刚学会彝文的复杂笔画。

火是从寨门外烧起来的，乌甲部和刘济南的兵一起围了寨子。

他记得母亲拿出刀，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把他推进后山，那天夜里，父母全死了，寨子变成一堆焦炭。

岭光电在山里藏了三天，靠挖野菜活命。

等他下山，见到了被掳去的族人，有的已经变成奴隶，有的干脆被卖了，他跑到昭觉去找亲戚，被轰出来。

再跑到会理，被当成乞丐赶走，他最后蹲在街头，不说一句话。

直到有一天，一个穿长衫的汉人走过来，递给他一块烧饼，那人叫羊仁安，是个袍哥，开私塾，羊看他眼里有狠劲，说你来我家读书吧，吃饭不要钱。

岭光电开始学汉字，他从《三字经》读起，读到《通鉴》。

白天挑水种菜，晚上点灯抄书，羊仁安问他：“你想干什么？”他说：“我要弄明白，谁烧了我们的寨子。”羊笑了一声：“是军阀。”

岭光电没再问，他心里有了第一道裂缝。

这个国家，对他来说，是一把火，是一把枪，是杀父之人，可偏偏，他想进去看看，他用四年时间读完初小、中学课程。

1933年，他到成都参加黄埔军校第十期考试。

考官皱着眉头看他的户籍材料，“彝族？凉山？你怎么来的？”岭光电脱口而出：“走来的。”他没有通行证，没推荐人，没背景。

可他在面试中说了一句话，让面试官当场拍了桌子，“我是彝人，我也想穿你们的军装。”

——《贰》——

军装里的彝人

黄埔第十期，学员名单上没有第二个凉山人，只有岭光电一个彝族，还是孤儿。

他不说话，训练时特别狠，别人打靶射五枪，他打十枪，别人摔一跤，他摔三跤，他吃饭也快，洗衣服也快，几乎所有东西都不愿麻烦别人。

他不敢被看成例外，他想证明，他不只是个“少数民族代表”，他是军人。

一次夜间行军演练，他在泥地里摔断了手臂，教官让他休息一周，他没答应，反绑着右臂照样打靶，打完一组，才晕过去。

这事传开之后，军统特务来找他，说组织上可以培养他，安排他进内线。

岭光电想了三天，点了头，“你们可以叫我学生，也可以叫我特务，但我不是奴隶。”他开始学习密码、电报、暗语，跟着指导员跑情报任务。

他的身份变得越来越复杂，表面上他是普通学生，背地里在收集“异动苗头”。

1934年，军校十周年校庆，蒋介石来了，亲自主持检阅，他穿着戎装站在讲台上，台下数千学生列队，岭光电站在最前排，他记得那天风很大，蒋的军帽差点被吹飞。

蒋讲了一句话，全场安静到连脚步声都没了：“你们要为国家而活，不为部族而死。”

岭光电低下头，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全是母亲的刀和寨门外的火，蒋走下来，逐一巡视队伍，他在岭光电面前停了三秒，看了看学员档案卡上的名字，“彝族？”他点头，转身继续走。

这不是对话，也不是认可，但岭光电第一次感觉，他不是透明人。

1935年秋的一晚，蒋介石叫集训班几十个学生去大礼堂，说是“内部交流”，没有随员，没有讲稿，蒋穿着便装站在讲台边，开始讲他在日本的求学史、讲父亲死后的困苦。

蒋突然点名：“那个凉山来的学生，在吗？”

岭光电站起来，不敢说话，蒋笑了笑，“你们的地方我去过，山路不好走。”岭光电脱口而出：“我走了七天。”蒋说：“好男儿。”

那一晚没有训话，没有命令，只有一个旧时代军人对下一代的警告：“你们若死，不能白死。”

那一夜他睡不着，他想得很清楚：蒋是头人，但不是他的头人，他有选择的权利，这一生，他不愿再被谁安排命运。

——《叁》——

第三次见蒋介石

1947年夏，岭光电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走进南京，他是以“彝族立法委员”身份来的，那是一张纸上的身份，不是现实的权力。

他走进国民政府，见到了熟人，昔日同窗，有的做了司长，有的混成科长。

他排了五天，才拿到一个批件，写着：“转呈总统府。”八月二十五号，岭光电第三次见蒋介石，总统府内庭，他等了两个小时。

侍卫让他脱帽，他脱，要他交刀，他交，进门前那一瞬，他发现自己手是湿的。

蒋介石坐着，人老了，比十年前瘦，桌上有茶，有一份公文，他没笑，翻着请愿书，请愿书是岭光电自己写的，五页纸。

开头一句话：“请政府正视彝族参政权问题。”

蒋没吭声，翻完，放下，他问：“你们凉山，安不安？”岭光电咬牙：“安，但不服。”蒋点了点头，问：“你现在职务是什么？”“立法委员。”

蒋沉默了一会，说：“你这样的人才，要用得好。”

又说：“现在国家困难，边疆要稳，你们要帮国家稳住。”岭光电明白了，没有实权，没有承诺，只是一个象征性接见，告诉你还在国家的体系里，但不代表你能发声。

他从总统府走出来，南京正下雨。

伞下，身边是穿长衫的省议员、穿制服的参政员，他一个人站在檐下，不说话，那一刻他有个念头：如果国家只是用我们当符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守这个国家？

——《肆》——

把奴隶的孩子送进教室

岭光电没有回凉山，他去了成都，在等一个人，毛筠如，解放军干部，毛是旧识，曾在西南边境搞情报，两人交过几次任务。

这次他来，是代表“新政权”，谈条件。

毛说：“共产党不怕你以前的身份，也不怕你投过军统，只问你现在，愿不愿站在老百姓那边。”岭光电没马上答。

他回了趟凉山，穿便装，走旧路。

看到很多旧面孔：寨主的儿子成了兵痞，奴隶的孩子还在放牛，没有人知道他是“立法委员”，也没人提起“请愿”。

他走进老寨旧地，满地荒草，父亲母亲的坟还在。

他蹲下来，挖了点土，放进袋子里，那天晚上，他在族中长老家坐了一晚，没说话，第二天，他回信给毛筠如：“我带人投诚，但不割地、不裁寨、不杀旧人。”

解放军答应了，1950年秋，岭光电带领彝族武装改编为“新四军凉山独立团”。

他把军旗卷起来交给接编部队，那一刻，他不再是“国民政府的土司”，可他真正的动作，不在军中，而在教育上。

早在1937年，他就用家里祖屋开办了一所学校。

叫“斯补小学”，但老百姓都叫它“奴隶学校”，因为，这是凉山第一个让奴隶和头人子弟同校的地方。

第一年，没人敢来，第二年，他亲自挨家上门，给奴隶送饭送布，还带孩子来上课。

教室是木棚，课本是手抄，他强制规定：不许打骂，不分贵贱，彝汉双语，坐一起听课，有人骂他疯了，有人放火烧黑板，他不理。

他亲自教彝语，也教《国语读本》，他说：你们再打我，我也要教。

到1955年，斯补小学已有87名学生，部分成为乡干部、卫生员、教师，老百姓不再叫它“奴隶学校”，改叫“岭老师的学堂”。

那年冬天，他带学生在屋檐下晒太阳。

他递给小孩一个玉米棒：“吃了，书才会香。”小孩咬一口，露出没掉完的乳牙，他转过身，看着山顶，说：“书才是我们新的寨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