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晚筹备期，导演黄一鹤听说有两个叫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年轻人，鼓捣出一出名为《吃面条》的节目，四处演出很受欢迎，便派相声演员姜昆去找他们，看看能否安排到春晚舞台上。

姜昆找到两人，安排他们在国家体育总局的食堂试演。演出进行了40分钟，观众席上所有人都笑的前仰后合，食堂大师傅笑的纽扣都崩了。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当时也在观众席，看到一半就笑的滚到地面。

节目演完，意犹未尽的观众非要两人再演个什么，陈佩斯与朱时茂没有更多准备，只好各自又唱了首歌这才算完。

这是电视史上全新的表演方式，谁都不知道该分到哪一类，筹备组的人问：“人家有相声、杂技、魔术，你们这个该叫什么啊？” 两人答，那就叫“小品”吧。

不过尽管节目喜剧效果惊人，对于是否适合登上春晚舞台却引来了质疑：

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让全国人民这么乐，合适吗？

这样的质疑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能把大家逗乐不正好吗，大过年的，人们不就图一乐吗？在经历了数十年压抑紧张的社会氛围后，放声大笑当时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就这样，陈佩斯与朱时茂两人被春晚剧组吊着几个月，直到年三十那天，新闻联播都播完了，上面还是没有决定要不要两人上。最后，导演黄一鹤一咬牙，拍板决定：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担着！

那是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所有观众都被两人逗的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第二天早上，满大街的人都在“吃面条”的情节。陈佩斯早起蹲公共厕所，只听隔壁两人讨论起他的小品，“你就听着隔壁那声，两个人就聊，你一碗我一碗的在那儿笑，都忘了干嘛来了。”

当时的陈佩斯并没有意识到，老百姓毫无顾忌地大笑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过。

说起陈佩斯的喜剧生涯，不能不提他的父亲陈强。

陈强是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批学生，曾在话剧和电影版《白毛女》中演黄世仁，把这个坏蛋角色演得惟妙惟肖，让观众看了恨得牙痒痒。

他还跟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访问演出，后来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陈布达和陈佩斯，刚好是一个布达佩斯。

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议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大众电影》最终投票选出赵丹、上官云珠、孙道临等“22大明星”，陈强作为唯一的反派角色位列其中。

不过这反而给他招来了灾祸，“文革”期间，陈强被打倒，整天挨批斗，而理由竟然是：

好人怎么可能演坏人演得这么像？！

父亲被打倒后，15岁的陈佩斯随着上山下乡运动来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他根本连饭都吃不饱，一日三餐都是蘸盐的土豆，每天都像饿鬼一样，于是想调回北京。

但由于他“出身”不好，北京唯一能接收他的地方就是文工团，去了文工团，每个月有45斤粮票，起码能吃口饱饭。在后来的采访中，陈佩斯坦承，自己当时就是为了45斤粮食才去做演员的。

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之前，陈佩斯没有接受过任何表演方面的训练，为了让他能通过考试，父亲把他关在家里，亲自教他念台词、吊嗓子、走台步。他完全是硬着头皮学下来的，因为“挨饿的滋味实在太难受”。

在八一厂，由于长相原因陈佩斯只能演匪兵甲这种角色，其他节目演员不够临时被拉去凑个数，或者舞台上需要打雷下雨了，他站在后台“哗哗哗”做个下雨的声音。

尽管如此，那时候不到20岁的陈佩斯已经展现出了不凡的喜剧天赋，用当时同事的话来说，“他一上，大伙就想笑。”

《吃面条》大获成功后，陈佩斯与朱时茂创作了续集《拍电影》，将之搬上1985年的春晚舞台，“风湿性关节胃”成为新的流行词。

1986年的《羊肉串》，朱时茂跑到工商市场观察管理人员，而陈佩斯蹲在路边观察小贩如何烤羊肉串。春晚过后，满大街的小孩模仿陈佩斯的新疆腔调：“羊肉串，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嘞！”

更广为人知的《主角与配角》，小品开始朱时茂斜挎手枪，不料刚两分钟枪带断了，朱时茂一直拿在手里，一边对台词一边尝试系上带子。

后来两人主角配角交换时，因带子变短，斜挎手枪的陈佩斯显得极为滑稽，反而取得了令人捧腹的笑果。

陈佩斯在这个小品中贡献了无数金句，直到现在仍被今天的年轻人所津津乐道：“队长，别开枪是我”、“是你把鬼子引到这来的？”，以及那句——

“你管得了我，还管得了观众爱看什么？”

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在春节晚会这个舞台上演出了15年的小品，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小品王”。当陈佩斯的滑稽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里的时候，除夕夜的那十几分钟是听不到鞭炮声的。

两人的小品不用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笑料多靠人物矛盾，幽默高级且干净，以至数十年后，人们仍念念不忘。

春晚耗费了陈佩斯大量的时间精力。1991年的《警察和小偷》，剧本改了十几次，两人足足花了半年创作，但这还不是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

1998年登上春晚的《王爷与邮差》，从1990年第一次创作完成到与观众见面，整整花了7年。

原因是第一次创作完成之后，春晚审查迟迟不过。最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大幅度更改了故事情节才得以登台。

没想到这个小品成了一个灾难，上台前工作人员图省事儿把麦克风挂在了朱时茂衣服外面，两人刚上台麦就被刮掉了，朱时茂只好尽量靠近陈佩斯，蹭他的话筒说话。直播现场其他失误不断，预设好的音效出现故障。小品结束后，两人非常失落。

陈佩斯萌生退意，直言：“为了十几分钟的东西，要拿出半年的时间反复磨反复被审查，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年年如此。”

那也是两人与春晚的最后一次合作。

1999年初，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了《警察与小偷》等8个小品的光盘，不仅没有付给陈佩斯与朱时茂版权费，连告知一声都没有。

他们去找对方理论，不料对方扬言：“我就出了，怎么着？陈佩斯和朱时茂还不是我们捧起来的？”

两人气愤不过，一纸诉状将盗版方告上了法庭。2002年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电视总公司停止侵权行为，登刊道歉并赔偿二人33万元版权费。

有人说：“佩斯和老茂还是不够聪明，为了33万的版权费得罪这么大电视台。看看金庸多会做人，一块钱就把《笑傲江湖》的版权卖给了央视。”

多年后，有记者问陈佩斯：“90 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面临知识产权被侵权，为什么你就那么忍受不了？”陈佩斯说：

“在一个有规矩的世界，我们才能活的更好。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他们愤怒的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人。”

离开央视20年后，仍然不断有人问他当初离开春晚后不后悔。陈佩斯对此非常淡然，“即使没有版权那档子事儿，我照样会离开的，一定。离开不是因为版权，离开是因为那东西已经桎梏住我了。”

用编剧史航的话说，陈佩斯就像是孙悟空，被央视封杀的事儿“是他最著名的难关，不是他最难的难关”。陈佩斯当时经历的低谷，更多还来自电影的失利。

陈佩斯成立的电影公司，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那还是喜剧电影的洪荒年代，陈佩斯说他出发时大地一片荒芜，根本无路可走，故而给公司起名叫“大道”。

成立之后，陈佩斯投资并主演了《父子老爷车》《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口碑很好，但不挣钱。

他派人去河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演了7场只报3场，有影院明明有100个观众，却告诉他只有10个。号称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太后吉祥》因为瞒报，票房惨败。

他一手经营起来的电影公司面临倒闭，演艺生涯遭遇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最困难的时候，他身上连女儿的 280 元学费都拿不出。

人们为陈佩斯的离开惋惜又愤愤不平，但对他自己来说，他只是想走进风中，追求他想追求的自由。

大多数人对陈佩斯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当年的小品，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已将重心转向话剧，一直在舞台剧领域做着“拓荒”的工作。

这又是一件从零到一，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的第一部话剧是《托儿》: 一个开婚姻介绍所的人为了骗钱，不惜让自己的妻子做“托儿”，结果弄假成真，妻子真的看上了别人。为了表演逼真，陈佩斯多次到监狱中采访诈骗犯，详细了解各种诈骗过程和手段，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刑警了。

拍《托儿》时，整个舞台剧的市场是荒芜凋敝的，完全以市场化的运作几乎没有。

陈佩斯带着演员巡演，发现很多城市剧场都建造于1950、1960年代，荒废多年，设备很差。陈佩斯经常需要亲自带着大伙儿清理剧场的垃圾，甚至打扫厕所。开演前还要与观众约法三章，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看话剧要保持安静，不要随意走动。

话剧《托儿》

朱时茂一直不认同老朋友的选择，但还是来捧场助演，演到33场时便感觉身体吃不消了，跟陈佩斯说再不演了：“太累，太寂寞，同一个舞台同一台词，一晚上最多两千来个观众。”

有一回，两个人在朱时茂家的客厅里拍着桌子吵。朱时茂回忆，“我说你不要认死理，你要认可现在的形势，慢慢地人家就把你淘汰了。” 他记得陈佩斯回答：“淘汰，淘汰挺好。我就这样，淘汰就淘汰。”

这些年，很多综艺节目都想邀请陈佩斯，却常联系不到他，就托他的好友刘晓庆去找，“去拍广告啊，拍电视剧啊，包括拍电影啊，钱都很多的”，但他就是不去。跟拍广告相比，演话剧赚得少还艰苦，但他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站着就把钱挣了。”

陈佩斯几乎将自己全部家当都投进了《托儿》，所幸这部话剧大获成功，票房累计4000多万，成为当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

2015年，陈佩斯带来话剧《戏台》。陈佩斯扮演戏台班主侯喜亭，又是一个挣扎在各种势力下的小人物。

在豆瓣上，《戏台》评分高达9.2，话剧评分唯一比它高的，仅有北京人艺的一部老舍名作《茶馆》。

他早已超越逗笑的阶段，成长为不折不扣的喜剧大师。

这些年来，陈佩斯埋头研究喜剧理论，是这条路上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他大量阅读国外经典文本，探索喜剧的底层逻辑，创造了一系列喜剧理论和手法。

2014年接受《易见》栏目专访，陈佩斯跟主持人易立竞剖白心迹，两人之间有段流传甚广的对话：

“你获过国家级的奖吗？”

“没有。”

“无论小品，或者喜剧、话剧？”

“都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对于名和利，陈佩斯很早便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父亲陈强的经历。

由于陈强在电影中演绎“黄世仁”和“南霸天”的经历，他在文革中吃尽苦头。批斗他的愤怒群众义愤填膺，“如果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你演的坏人怎么那么坏？！”

陈佩斯记得母亲一直保存着父亲的一件血衣，那本来是件白汗衫，陈强有次挨批斗时被打得血肉模糊，留下片片血迹，多次的批斗使他一度想到自杀。陈佩斯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承受的一切却毫无办法。这些记忆让他对所谓名利看的再清楚不过了：

“经历过这些我就对这些名和利看得太明白了，那就是我父亲曾经怎样，现在又怎样，后来又怎样，太明白了。”

陈佩斯偏爱普通人的角色，无论在小品还是电影、话剧中，他饰演的多是小人物，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1986年，陈佩斯与父亲陈强一起创作了“二子系列”电影，共五部。他们在电影中记录了1980、1990年代最底层的国民生活：高考、修车、下岗、下海、办证，他们通过所有谋生的努力，呈现了当时的国人每一次失落和沮丧，让大家觉得同病相怜。

在电影中，父子俩不管开始多么雄心壮志，最终却总会遇到各种挫折失败，就像真实人生里每个郁郁不得志的普通人。

文革期间，陈强到海南拍摄《海霞》，回来告诉陈佩斯：

老百姓生活太苦了，粮食上交后不够吃，要吃番薯丝充饥。他觉得欠老百姓的，要做喜剧让大家多笑一笑。

这番话多年后仍被陈佩斯念念不忘。

1984年春晚结束后， 平时极少喝酒的央视老台长洪民生，那夜也到处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退休后他说，自己最喜欢1984年春晚——因为最真诚，只是纯粹让老百姓高兴。

《吃面条》让一个曾长时间过度紧张的社会，终于学会了发笑。

春晚舞台的小品曾经是许多人除夕蹲守的理由，陈佩斯之后有赵丽蓉，赵丽蓉后有赵本山，但今天小品成了被吐槽最多的节目，人们普遍觉得小品不那么好笑了。

优质剧本的缺乏，网络段子的堆砌，用力过猛的表演，让小品失去了曾经的荣光，大量跨界艺人、歌手、主持人、影视演员进入小品领域，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扰扰只留下一地鸡毛。

从1998年离开春晚舞台算起，20多年过去了，陈佩斯依然是被观众惦记最多的那个人，因为激流勇退戛然而止，这惦记里还掺杂着许多悲愤和同情。

2020年10月底，陈佩斯回归央视舞台，担任央视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金牌喜剧班》的首位导师。谈及这次回归，陈佩斯坦言：“你不能彻底改变，但你能够改善一下，这也是我选择参与节目的初衷。我们都在为改变生存环境行走着。”

他更多是出于想传承中国喜剧事业的初衷，希望发现挖掘更多喜剧人才。

陈佩斯的大道影业办公室内，挂着他手书的郑板桥《沁园春·恨》，其中有两句：

毁尽文章抹尽名，不许长吁一两声？

张艺谋私下曾说，现在的时代不是一个深刻的时代。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喜剧演员的一两声轻吁短叹，或许会给这个时代留下不多的深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