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2号，是江泽民同志刚当上上海市领导人的第二天。

这天一大早，他就出发了，没拐弯抹角，直接奔向了上海那时候挺有名的一个大菜场，就是乌鲁木齐路和五原路交界的那个。

那时候，大上海热闹非凡，可没几个人晓得江泽民同志。他和秘书俩人身着便衣，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压根儿没人留意到他们。

“这菜多少钱一斤啊？”江泽民走到卖菜的摊子旁边，连着问了好几家。白米苋这种菜，上海人夏天常吃，档次中等，在这儿竟然只卖两毛钱一斤。还有黄鳝，夏天里挺常见的河鲜，这儿也只卖一块八一斤。

说到像青菜、萝卜、大白菜这些常见蔬菜，还有猪肉、河里的鲫鱼、鲈鱼这些，它们的价格都比白米苋和黄鳝要便宜点儿。

江泽民心中有一本明细账：那时上海的人均月工资大约在120元左右，这笔钱在当时足以购买600斤白米苋或是67斤黄鳝，这样的购买力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

那时候，北京人的月薪平均也就差不多110块上下。但奇怪的是，这几年蔬菜总是供不上需求，最便宜的大白菜都得两毛四一斤，黄瓜涨到五毛一斤，西红柿更是要八毛一斤。想吃个西红柿，都得考虑一下，真是有点奢侈了。

这样一来，老百姓每个月领到的工资，去掉吃饭的开销后，就变得挺吃紧了。

江泽民看到上海的菜价比北京亲民许多，心里踏实了不少。毕竟，“民以食为天”，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可是头等大事。如果市民对菜价颇有微词，那市长的工作可就得好好反思了。

在上海待了大概两个多月后，江泽民同志把工作都交接完毕了，也对整个城市的情况有了个大概了解。到了9月底，他就回了趟北京。

他在北京仅仅待了一个星期，等把家里要拿的东西都收拾好，该处理的事情也都搞定后，9月30号这天，他就回上海了。

第二天，就是10月1日国庆节。今年，国务院新出了规定，把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还有国庆节都定成了大家都能休息的公众假日，而且全国都开始这么执行了。所以呢，上海这天全市都放了假，让大家好好休息一天。

假期里，最生机勃勃的莫过于菜市场了。于是，江泽民同志又一次拉着秘书，满心欢喜地直奔那热闹非凡的市场，想要亲眼瞧瞧最近市面上又涌现出了哪些新鲜玩意儿。

结果，到了菜市场，他直接看傻了眼。

三个月时间一晃而过，菜市场里还是那些老面孔，可菜价却跟坐火箭似的往上涨。你看那天黄鳝的价格，直接飙到了三块八一斤，跟六月份比起来，翻了一番都不止。更别说那大闸蟹了，一斤竟然要五块钱，这价格，吃的是大闸蟹还是啥高级海鲜啊？

有个老奶奶在黄鳝摊前徘徊了好久，最后掏出几张快揉烂的小钞票，买了半斤黄鳝。看这样子，估摸着是家里的孙子孙女嘴馋想吃，不然她才不会舍得买呢。

江泽民同志听到她边挑选东西边小声抱怨：“这东西价格这么高，吃了难道能成仙不成？”

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急忙插话道：“瞧瞧，新市长上任后还没干啥大事呢，小菜场的价格就先往上涨了。”

看到这些情况，江泽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低声和秘书讲：“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要是老百姓的菜篮子都没法保障，那稳定可就难了。”

那时候，上海已经是个超级大都市，人口超过了千万。每天，全市的人得吃多少大米、白面、蔬菜、肉啊，还有鱼虾，这些数量大得惊人。要想管好这样一个大城市，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上海以前管财贸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叶公琦讲起往事：“江泽民同志刚到上海没多久，就来找我聊天，他问‘上海的市民们最想搞定啥事儿啊？’”

我说：“上海人最在意的就是每天餐桌上的那些副食品，说白了，就是每天得吃的那些菜。”

经过国庆节那次私下走访的经历，江泽民把老百姓吃饭买菜这件大事，深深记在了心里头，当成了头等大事。他说话不快，但态度很明确：“我虽然是工程师出身，但管理菜篮子也得像搞工程一样，得系统来抓。”

遇到问题别担心，关键是要好好琢磨问题，然后想办法解决。系统工程该从哪里下手呢？重点就是“两头并进”，一头是搞定供应，另一头就是满足需求。

需求方那边不着急，毕竟你连生产这关都还没过，需求再多也只是白搭。不过，要是想扩大生产规模，那首先得投钱进去。

江泽民同志曾深刻认识到上海财政的实际情况，面临着一个颇为棘手的局面：上海的财政收入相对有限，以至于在保障基本行政运转和人员开支后，几乎所剩无几。这种情况被形象地描述为“吃饭财政”，意味着市级财政收入在满足日常机关运行的基本需求后，就难以再有其他更多的支出项目了。

为了应对资金难题，江泽民构想了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即要求各大企业依据职工人数，每人拿出一笔钱来，这笔钱随后会被统一上缴至市财政，专门用作“菜篮子”工程的改善基金。

拿到这笔钱后，咱们得琢磨琢磨咋花才值。江泽民同志开了个会，跟大伙儿一起琢磨：眼下的难题可不少，就说咱这儿的鸡鸭吧，下蛋的少，肉也不厚实；猪牛羊的品种也平平，生的崽少，长得还慢吞吞的……

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要是家禽家畜的基因老是不变化，那它们的生育能力和长个儿的速度就会慢慢变差，这种情况咱们管它叫“品种变差”。

问题搞清楚了，解决起来就轻松多了，咱们得赶紧到外地引进好种子！江泽民让商贸局和农业局的同事分别去外地买些优质种子回来，还有，顺道也买些养殖要用的设备。

这么一来，咱们这儿养殖家禽家畜的工业化程度可是大大提升了。就拿养鸡来说吧，以前一个人费老劲儿也就养500只鸡，现在可好，一次性养2000只都不是问题。这些鸡长得还特别快，一年能养上3批呢。这样一来，总产量直接就翻了7到8倍。

说到蔬菜，因为从外地运菜过来的成本还是挺高的，所以咱们主要是看着本地的条件，种些适合本地土地的好品种。这事儿呢，就安排给了上海农科院来负责。

没过多久，农科院就成功种出了好几种优良的本地蔬菜，像那种矮矮的“上海青”白菜、青浦的茭白，还有产量特别高的菠菜。记得1991年那时候，天气冷得要命，大雪封路，全市的菜市场都差点没菜卖了。但菜价虽然涨了上去，可也就那么三天，很快就稳下来了。

根据《上海蔬菜商业志》里的说法，1985年上海那年的蔬菜产量跌得挺狠，一整年下来都没到一百万吨。可到了1986年，产量噌噌往上涨，直接冲到了124万吨。1987年呢，也还是挺高的，超过了110万吨。

池塘被挖好后，养鱼的方法和养的鱼种类都多了起来。每亩池塘的产量慢慢往上涨，平均下来，一个鱼塘能产357公斤的鱼。这样一来，“鱼票”这种老东西也就慢慢没人用了。

只要供应问题一解决，需求方面就轻松多了，毕竟需求一直摆在那儿等着呢。

江泽民同志心里明白，要想让生产和销售配合得顺畅，关键还得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不能过多干涉。所以从1986年起，上海就慢慢告别了那些供应紧张时需要凭票购买的日子，像肉票、油票、粮票、蛋票这些票据，都逐渐成了历史。副食品供应也开始全面放开，不再受限。

说说菜场供货这事儿，从1985年起，上海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啥都统一管了，而是慢慢放开让大家自由买。这么一来，原来那种按计划来的方式就一年比一年用得少了。

今年，咱们还得继续使劲儿，把老百姓心里那点大事儿给办好了。大伙儿都挺在意的，像是日常生活所需啊，还有市场上那些东西够不够，这些方面吧，咱们打算再好好努努力，给搞上去。

没几年功夫，上海就彻底扭转了副食品短缺的老问题。到了1988年，上海的这套做法被农业部拿到全国去推广了，大家管这叫“菜篮子”计划。

在江泽民同志管理上海那会儿，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政府得给老百姓干点实在事。”他本身是学工程的，对那些空洞无物的说法不感兴趣，反倒爱用数字说话，摆事实讲道理。

更离奇的事儿是：在这差不多52万户、200多万的人里头，居然有的两对夫妻得挤在一间屋里，那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特别别扭。

另外，上海那边的基础设施有点跟不上趟儿，市中心交通堵得慌，车子平均跑起来就跟慢跑差不多，也就每小时15公里，跟骑自行车没啥大区别。还有啊，城市里的排水系统也老旧了，记得1986年那场大雨，愣是把11万户家庭给淹了。

再说说上海市区的那两条河，黄浦江和苏州河，它们每年有好一阵子都是又黑又臭，差不多占了一半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工业安排得不妥当，污水直接就往河里排，结果对老百姓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986年那会儿，咱们定的任务是要搞定十五件大事。比如说，得建好四个排水泵站，还得搞三条过江的轮渡。职工住房也得调换下，让大家住得更舒心。管道煤气和液化气也得铺起来，让大家用上新能源。小孩子上学也得保障好，幼儿园、托儿所都得有位置。另外，还得在市区建三个公园和电影院，让大家有个好去处。

有了全市老百姓的齐心协力，这些事情全都搞定了，有的甚至还提前超额完成。

然而，1986年春天，江泽民为上海铁路新客站及外环线工程的建设操碎了心。这个项目早在1985年年底便由他自己亲自拍板并着手协调，但到了第二年春天，却仍处在设计和施工单位艰难拉扯的困境中。

为了搞定这事儿，他已经跑了工地二十趟开协调会，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到了1986年新年以后，施工的和设计的两队人马又开始互相推诿，扯来扯去。

问题出在车站广场下方要建的地铁折返段和出入口上。施工队那边说，是设计单位给的图纸不对劲，他们不敢贸然动工。设计单位则回应，他们的图纸是经过上面审核的，不能随便改动，要施工队给出站得住脚的调整原因。

两个部门你来我往地发信件，就为了那么点儿小事，竟然拖了一个多月都没解决。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马上就把这两个部门的头头给叫来了。

他这回大发雷霆之后，设计和施工单位基本上都老实了，没再搞出什么乱子。到了1987年12月28日，新的铁路客运站通过了国家的检查，就正式开始用了。

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事，这才是大家眼下最期盼的，咱们得一直把实事办下去，一年到头都不松懈。

在收到了老百姓成千上万条意见后，江泽民同志概括说：“政府就得实实在在替老百姓把事情办好。”

他口头上是那么讲的，实际行动上也是按照说的那样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