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元四年（263年）的一天，三千太学生及数万民众云集洛阳东市刑场来给一位名士送行。在肃杀的气氛中，一队卫兵押送着囚车缓缓到达。车门打开，只见犯人从容走出，虽身着囚服，气韵一如既往，似云游散仙。这位名士便是嵇康。坐定后，嵇康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抚琴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

嵇康抚琴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人，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至中散大夫。嵇康雅好老庄、善谈玄理，年少时就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名士，常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六位名士一道交游。因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七贤声名远播招来了司马氏的注意，司马氏图谋篡魏已久，而招揽名士，拉拢人心则是篡位的必修课。面对司马氏的征召，山涛出仕最早，阮籍做官最消极，嵇康抵制最坚决。

山涛父亲的姑姑是司马懿之妻张春华的母亲，山涛与司马师、司马昭也算是表兄弟，被司马氏看作自己人。司马师当政时山涛就已出仕。阮籍当了一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整日喝的酩酊大醉。司马昭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阮籍对答总是不着边际，稀里糊涂应付过去。司马昭套不出实话，就对人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阮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嵇康作为曹魏的女婿，对曹魏从一而终，不愿屈身侍奉司马氏。司马昭欲礼聘他为幕府属官，他跑到河东郡躲避征辟。

景元二年（ 261年），担任吏部郎的山涛要升迁，山涛有意举荐嵇康继任。司马昭就让山涛写信请嵇康出仕。信寄出后，山涛满心期待嵇康的到来，却等来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书中有一句“非汤武而薄周孔”意思就是贬斥商汤和周武王起兵造反的行为，不赞同周公和孔子以礼教束缚人的做法。这句话指桑骂槐，借古讽今。讽刺了司马昭图谋篡位，又想用礼教立牌坊的奸贼做派。司马昭勃然大怒。两年后，嵇康好友吕安与其兄吕巽反目成仇，闹到官府。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也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嵇康行刑前，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拜嵇康为师，希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但三千太学生的请愿非但没能救下嵇康，反而让司马昭看到了曹魏民心尚在。为清除篡位阻力，司马昭必杀嵇康。嵇康从容就戮时，年仅四十。同年，司马昭被封为晋公，位相国，加九锡。照例，皇帝曹奂下诏加封后，司马昭要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阮籍不愿动笔，只是喝酒，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已喝的迷迷糊糊，只好拿起笔划拉几句搪塞过去。写完《劝进表》之后不久，阮籍在酣醉中与世长辞，时年五十四。

阮籍醉酒

嵇康、阮籍辞世后，竹林七贤的时代随之落幕，一同凋落的还有士人风骨。士本为最低一层的贵族。贵族政治灭亡后，士不再是身份符号，而是道义象征。肩扛道义、不辱名节者皆可称之为士。士族的“族”不是一个血缘或利益关系的概念，而是共同的价值观。士人们可能非亲非故，也可能有现实利益纠葛。但在共同的价值观受到挑战时，士人们抛开一切，群起而抗争。这套价值观的核心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具体而言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为天下建立一套道德文明体系，为百姓谋求安身立命，将圣人的学问教化发扬光大，为万世子孙开创太平盛世。四个方面兼顾精神与物质，是士族政治力求达到的理想目标。

东汉时，士大夫们结成士族与权宦奸党做斗争，声势浩大的请愿可以逼着皇帝让步。董卓之乱后，天下豪强并起，拳头才是硬道理。实力弱于名声的士人们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孔融只是看不惯曹操的做派，发几句牢骚就被曹操所杀。但在政治上失意后，士大夫在文学上开辟出了新天地。建安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描写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为主，抒发统一、治国的豪情壮志。作品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史称“建安风骨”。到竹林七贤时，司马氏的手段比曹操更黑，名士为避免卷入政治斗争，完全脱离现实政治，投身清谈，放荡不羁。但即使如此，七贤依旧没能逃脱厄运。嵇康早已远离政治，只因拒绝出仕就被司马昭所杀，连一个不问世事的山野村夫都做不得。在权谋政治的步步紧逼下，士人风骨凋落殆尽，最终沦为时代的殉葬品。

竹林七贤之后，八王相残，政治斗争更加残酷黑暗，清谈之风更为盛行。不过与竹林七贤相比，后来的玄学家只学得了清谈、嗜酒、裸身、服五石散的外在形式，并没有领会到七贤的精髓。

竹林七贤

七贤在放浪形骸之下依旧有对士族精神的坚持，嵇康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曾经绝交的山涛。并嘱咐儿子不要记父仇，要以天下为重。嵇康认为人各为其主，自己是曹魏旧臣，受曹魏爵禄却未能阻止司马氏篡权，只能放任自己来抗争，也甘愿为曹魏而死。但儿子不同，他希望山涛将来能够引荐自己的儿子做官，尽到士人的职责。后来在山涛的提携下，嵇绍人朝为官，以正直敢言著称于世，在乌烟瘴气的西晋末年官场中鹤立鸡群。司马越挟持惠帝征讨司马颖时，两军在荡阴大战。司马越兵败溃逃，惠帝脸部受伤，中三箭，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溃逃，只有嵇绍挺身护卫。司马颖的军士追来，把嵇绍按在马车前的直木上。惠帝说：“这是忠臣，不要杀他！”军士回答道：“奉皇太弟（司马颖）的命令，只是不伤害陛下一人而已！”嵇绍被杀，血溅到惠帝的衣服上。等到战事平息，侍从要浣洗御衣，惠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

与嵇绍相比，同朝为官的名士王衍就差远了。王衍少时即被晋武帝司马炎赏识任用，此后仕途一路顺畅，最后官至太尉。但身居高位后，王衍不谋求如何治国安民，而是一心清谈，标榜自已的清高。朝中大臣也多虚浮误国、明哲保身之徒，为国为民的士人情怀早已被抛之脑后。西晋短命的祸根也由此埋下。更为惨痛的是，五胡乱华后，中原世家大族中鲜有为民守社稷者，大多南渡逃亡。在江南安定以后，所谓名士们便乐不思蜀、继续清谈，无意北伐。致使北方中原数千年积聚之文化几亡于胡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