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听说越南人用咱们送的枪打咱们？”1979年2月17日凌晨，广西宁明县边境的猫耳洞里，19岁的广东兵陈水生攥着半包大前门香烟。蹲在战壕口的班长没接话，划亮火柴的瞬间，北边天空突然窜起三颗红色信号弹。

这场被称作”南疆火炉”的自卫反击战，其实早有预兆。早在1978年12月，昆明军区作战部的沙盘上就插满了蓝白小旗——蓝色代表越军346师的布防，白色标注着中国军队可能的进攻路线。参谋们都知道，那些白色标记背后是二十年前中国援建的同登铁路，如今却成了越军运输弹药的动脉。

要说参战省份的烈士分布，得从两条战线说起。东线广西方向，55军、41军的主力多是两广子弟。西线云南方向，13军、14军的战士半数以上来自云贵川。有意思的是，非边境省份湖南的烈士数量竟排到第四，这得归功于铁道兵部队里那些擅长山地作战的湘西汉子。

广州军区医院护士长王秀珍记得，开战第三天就接收了四百多名伤员。担架上的小伙子们操着各地口音，有讲白话的肇庆兵，说壮语的百色民兵，还有带着长沙塑普的汽车兵。最让她揪心的是个被弹片击穿肺叶的汕头小伙，昏迷中还在念叨：”阿母，我冇丢潮汕人的脸。”

高平战役那会儿，41军122师的侦察参谋发现个怪现象：越军阵地上居然有1956年上海制造的56式冲锋枪。这些本该躺在博物馆的武器，此刻正对着曾经的援助者喷吐火舌。不得不承认，越南特工部队确实难缠，他们熟悉中国军队的穿插战术，甚至会在丛林里用广西山歌当联络暗号。

不过真正的绞肉机还得数谅山攻坚战。3月4日清晨，55军163师的重炮群把半个谅山轰成了月球表面。冲在最前头的489团7连，全连128人里有31个广东籍战士。东莞籍指导员黄建华在总攻前给战士们发薄荷糖：”食粒糖，等阵斩翻个越南佬泡酒！”这句玩笑话成了7连最后的集体记忆——他们拿下了奇穷河大桥，但全连只剩7人站着走下阵地。

战后统计数字触目惊心：广东1770人、云南1450人、广西1424人、湖南1280人，四个省的烈士占了总牺牲数的六成。要说为何是这些省份，除了地缘因素，还和当时兵员输送体系有关。像广东的湛江、韶关都是重要兵源地，而湖南作为三线建设重点省，向工程兵部队输送了大量技术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金平县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124位少数民族战士。苗族小伙熊天保的墓碑上刻着汉苗双语铭文，他曾在者阴山阵地用芦笙给战友传递情报。还有壮族机枪手韦国清，他镇守的211高地至今留着半截焦黑的芭蕉树——那是他给炮兵指示方位的天然坐标。

战争结束后十年间，中越边境的麻栗坡、法卡山成了第二代边防军的淬火场。1984年老山战役中，来自山东的炮兵观测员赵占东发明了”跳眼测距法”，用大拇指就能算出越军阵地的精确坐标。这个胶东农民的孙子没上过军校，却让越军三个炮兵营成了瞎子。

如今在靖西烈士陵园，清明时节能看到穿海魂衫的老兵颤巍巍地摆上红双喜烟。有位广西阿婆坚持每年送来二十斤荔枝：”阿弟中意食嘅，以前穷冇得食，现在管够。”她不知道的是，墓碑下埋着的铁皮盒里，除了立功证书，还有半包没抽完的劳动牌香烟。

陵园管理处做过统计，三千多座墓碑里，有二百七十三人的籍贯栏写着”不详”。这些无名的英雄或许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的血早已渗进南疆的红土地。就像那首在猫耳洞里传唱的歌谣：”兄弟莫问何处来，青山处处埋忠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