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的对立情绪很严重,一般都会产生非黑即白的判断,不是对就是错,没有中间状态,甚至根本不会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要他们认准了的事情,就要闷头闷脑地干下去,而不会有什么怀疑,更不会中途退出。产生对立情绪之后,农民会对一些社会现象保留自己的看法,尤其会对官员保留一定的看法,而不会被轻易说服。
古代农民人数众多,和皇帝倡导有关系,和权力系统保证粮食供应有关系。皇帝要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代表权力系统办事,而且要保证大多数人都成为农民,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倘若大多数人都成为商人,就会被权力系统忌惮。权力系统会宣扬“无商不奸”的理念,而且还要对商人“吃拿卡要”,限制商业的发展。不仅如此,而且权力系统颁布法律,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保证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同时推行改造了的儒家道德,让农民都成为廉价劳动力,就是成为被土地束缚的劳动力,而不能成为靠商业赚钱的人。于是,农民成了被统治阶级愚弄的人,也成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农民只知道耕种,目的很直接,就是为了生存,甚至把活着当成唯一的目标,没有什么更高远的目标。由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推行,农民们不读书,不识字,目光短浅,只能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能吃能喝就老老实实种地,哪怕负债经营也照样种地;哪怕世世代代种地谋生,也照样那样生活,而不会产生什么“非分之想”。
农民头脑简单,不敢和官员对话。因为官员说的是官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俗语,官员也听不懂。如此一来,官员就不会高看农民一眼,也不会给农民高级的待遇,更不会关注农民个体的生活和发展。农民除了种地,没有太高远的精神追求,就会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产生一定的判断。当他们看到官员不用干活却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就算是看到了阶级差距,愤愤不平之余,只能产生自己做官之后的幻想,不会立刻反抗。只有他们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才会想到造反。他们往往会采用直线思维模式,认准了一件事就要干下去,而这种思维模式是长期和土地打交道形成的,并非是天生的。倘若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和土地打交道,也会变得木讷,变得老实本分,认准了一件事就要一门心思做下去。判断事物总是走极端,用非黑即白的模式来判断,认为非对即错。当农民认准了官员是剥削和压迫他们的罪魁祸首的时候,就会愤愤不平,产生严重的官民对立情绪,甚至产生推翻官府,打倒官员的想法。
在农民的意识中,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都是坏人,但并不能立刻打倒坏人,而是要隐忍地活下去,不然只会自己吃亏。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农民会最先被发动,起来闹革命。他们一般会认为官员是坏人,就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官员,实现“耕者有其田”,实现“不纳粮”的目的。因为平时他们要租税,还要服兵役、服徭役。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苦不堪言。他们不但会互帮互助,而且还会一起树立共同的敌人,会对付剥削阶级,会逃避租税,甚至会一起逃荒要饭。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会固化这种认识,而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们有的是力气,却并不能对官员损伤分毫,而大多数官员属于文官,手无缚鸡之力,不参加生产劳动,却可以从农民那里获得大量的粮食,当然会成为农民们痛恨的对象了。除此之外,农民们还痛恨土豪地主,因为土豪地主霸占了他们的土地,还雇佣他们劳动,却不让他们获得多少粮食,甚至造成了农民赤贫的状况。
农民一旦认准了仇恨的对象,就会传递这种仇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仇恨变成革命的动力,要对仇恨的对象施展报复行动。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很多农民不再隐忍,要走到台上,痛诉土豪地主的剥削和压榨行为,还要打倒他们,在他们身上踩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农民的对立情绪纯粹是被压迫、被剥削的结果。虽然他们没知识、没文化,甚至有时候恨错了人,失去理智,但他们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只要被发动起来,就会朝着一个革命的目的努力奋斗,不问青红皂白,甚至直接被忽悠,认为革命领导者说的是对的。无论是陈胜、吴广起义,还是项羽和刘邦的起义,都发动了农民,也都利用了农民非黑即白的判断模式,利用了农民的对立情绪。只要给农民一点好处,尤其是土地方面的好处,农民就会跟着革命者闹革命。因为他们最珍视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也最容易产生对立情绪,除了和官员产生对立情绪,就是和身边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对官员产生对立情绪,并不容易立刻爆发,也不容易变成革命行动,而对身边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就容易立刻变成复仇行动,甚至会产生灭门惨案。他们打不动官员,只能“挥刀向更弱者”,最终形成了“双输”的局面。
可以说,古代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长期忍受压迫和剥削,变得愚昧麻木,而统治阶级并不想让农民翻身得解放,也就让农民隐忍地活下去了。但农民也是人,会产生极端思想,会产生对立情绪,而这种极端思想和对立情绪是他们想要改变命运而不得,反而受压迫、受剥削更深重之后的表现。即便到了现在,农民们有些文化了,都识字了,也容易产生对立情绪,但他们的内心很柔软,容易被一些“送温暖”“送祝福”的举动感染,也很容易被骗子利用。看看卖保健品的推销给农民的现象,再看看“家电下乡”推销给农民的高价过时的电器,再看看忽悠农民入保险的现象,看看免费为农民检查身体的医院行为,就知道农民是多么容易被骗,又是多么容易产生对立情绪,而骗他们的人就是利用了他们的对立情绪,适时给予“温暖”“祝福”,当然也就容易得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