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一天，被冷落了许久的蒋伪政权安全局长、国民党特务大佬郑介民突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以一个资深特务的敏锐嗅觉，郑介民深感这次接见并非什么好事。果不其然，此时的蒋介石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而这件事也让郑介民走向了末路。
当时有一个叫黄阳辉的高雄人，是一个鼓吹台湾独立的狂热分子，他在三年前从日本东京潜入台湾，秘密组建了“台湾共和党”，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发展组织，拉拢年轻人。不到三年时间，“台湾共和党”成员发展到1000多人。
黄阳辉之所以敢于在台湾成立组织，大搞台独，是因为背后有美国人支持。美国人，也是老蒋所不能得罪的。在纠结之余，他才想到了因为与美国人有瓜葛而被自己闲置的郑介民，这才决定召见他。蒋介石交给郑介民的任务是，一举摧毁所谓“台湾共和党”，把首要分子黄阳辉捉拿归案。
郑介民还真不辱使命，亲自指挥“安全局”将高雄的30多名“台湾共和党”骨干成员全部逮捕，这其中就包括黄阳辉。那么这个“台独匪首”落到对“台独”深恶痛绝的蒋介石手里，其结局如何呢？
平心而论，对于台独分子，蒋介石的确是反对的。澳门《新华澳报》曾披露，在逃到台湾后的近30年时间里，蒋介石使用铁腕手段打击“台独”活动，“台独”势力与其在世期间始终没成气候。当时，两岸虽处于敌对状态，但始终默契地形成“一个中国”的共识。蒋介石曾说“谁搞台独，我搞谁的脑袋”，“台独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隐患”。具体到打击“台独”上，蒋介石父子有“破获”了多起案件。
早在1945年秋，日本驻台主战派军官宫牾郎、牧泽一夫等人的“台独”图谋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台湾省主席陈仪去接收台湾前，蒋多次叮嘱陈仪，要注意防范“台独”活动，对“台独”组织及“台独”分子要严厉打击。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陈仪采取果断措施，对“台独”组织及其骨干分子进行严惩。一九四六年初，由日本支持的“台湾自治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先后落网。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台湾省军事法庭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将这些人处以重刑，“台湾自治委员会”随后土崩瓦解。这是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打击的第一个“台独”组织。
1949年3月，台湾“农复会”英语翻译黄纪南接受“台独”分子廖文毅的理念，与廖的侄子秘密成立了“台湾再解放联盟台湾支部”。其“台独”活动很快被警方注意，翌年5月下旬该支部7名成员先后被捕，均以叛乱组织或集会被军法处起诉并判刑。
1961年9月17日，廖启川、孙秋源因涉嫌反国民党和主张“台独”，分别在家中被蒋介石伪政权“警备总部”逮捕。1962年6月，廖启川等人被蒋介石伪政权“军法处”检察官依《惩治叛乱条例》第2条第32款“阴谋以非法之方式颠覆政府”罪提起公诉，廖启川、孙秋源均被判刑12年，另一个主要成员蔡金铿被判刑8年。
1961年9月19日，伪蒋“警务司令部”以“涉嫌叛乱”罪将云林县“议员”苏启东夫妇逮捕，并沿线追踪，陆续逮捕三百余人。苏启东、张茂钟等人密谋武装行动。1962年5月17日，伪蒋“警备司令部”以“阴谋叛乱、推翻政府”罪，将苏启东、张茂钟判处死刑，此外还判处47人15年、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后来在云林县各方人士关注抗议下，伪蒋当局承认“量刑失当”，重审后，改判苏启东等人无期徒刑。苏启东于11976年9月18日获释出狱。
1961年年底，台湾调查局特工在邮件检查中发现“台独”分子陈智雄又在筹组"台独"组织"同心社"，十分震惊，认为他是不可救药、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决定将其逮捕。经蒋氏父子同意并批准，1962年，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将其起诉，并判处死刑，同案犯戴村德、肖坤旺被各处有期徒刑8年。1963年5月28日，陈智雄被绑赴刑场枪决。李敖多次说的"台独"分子只有1人被处决，但未说出名字，估计指的就是他。
事实上，除了陈智雄外，还有宋景松、郑评二人被处以死刑，纵观蒋家父子在台湾39年，仅此三人因“台独”被处死。另外3起“台独”案件的主犯被判处死刑的是1960年的廖史豪案、1963年的苏东启案、1972年的谢聪敏案。因种种原因，上述3案中的主犯虽被判处死刑但未被执行。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公然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被捕后却仅仅判了8年徒刑，最后还获得了蒋介石的特赦。
具体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黄阳辉，此人在看守所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1959年11月30日，美方人员以人道主义为名到看守所探监，而后又以黄阳辉伤势严重，在看守所得不到妥善治疗为名，连哄带骗强行将黄阳辉带走，之后便不知所踪。老蒋极为震怒，却也不敢拿美国人怎样，只能是将郑介民骂了个狗血淋头，限令他三天内将黄阳辉缉拿归案。郑介民本来就身体不好，受到这样的刺激，心脏病发作，于1959年12月11日凌晨两点在台北家中去世，终年62岁。
相比对“台独”分子的仁慈来，蒋介石对待“共党分子”，可就残忍得多得多了。国民党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XX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
江南书中提到的化学工程师陈天民，仅仅发表了对国民党失望的言论，就被判刑十五年。跟前面提到的绝大部分“台独”现行犯相比，无疑都要重得多。而类似于陈天民的案例，还有很多。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会因为天气特别清朗，说了一句“今天天气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就成了“叛乱犯”，被判5年；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都姓“马”，“和马克思有关系”。
至于真正的共产党烈士，被蒋家父子残害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由中共中央台办组织编写的《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人民出版社）一书，通过展现一批中国共产党在台牺牲的革命英烈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史料，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书中收录了31位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其中台湾本岛7人，来自祖国大陆的23人，海外侨胞1人。这些英烈中，年龄最大的是吴石将军，牺牲时56岁；最小的是台胞李苍降烈士，牺牲时26岁，当他在狱中时早产出生的女儿还不满周岁；英烈中有8位女性。这些英烈身上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心中始终充满着对祖国的深沉大爱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钟浩东、蒋碧玉、罗卓才、张奕明、张志忠、林英杰、简吉、刘晋钰、吴正钧、刘光典、刘青石……无数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被逮捕，杀害……
为什么一个以“爱国”面目示人的老蒋，对公然“叛国”的“台独”分子如此仁慈，反而对内部矛盾的共产党如此残忍呢？归根结底，蒋介石根本不在乎台不台独，他所在乎的全都是他蒋家小王朝的稳固。如果“台独”能让他在当时赢得稳固的统治，他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台独”，就像小蒋晚年说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并且重用李登辉等台湾本省人一样，目的都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至于有人用蒋介石一直要“反攻大陆”，来说明他是一个爱国之人，为其开脱，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老蒋自己都不会相信他有能力搞什么“反攻大陆”，即便是一时糊涂，心存妄想，难道从“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成功”，喊到“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喊了三年又三年，五年又五年，一直喊了近30年。如果要说这时候的蒋介石，还想“反攻大陆”，怕只能用“妄想症”来解释了。既然明知道“反攻”无望，那拒绝统一不叫分裂又叫什么？
蒋介石反“台独”也不是出于什么民族主义，就是为了维护政治利益而已。如果“台独”了，那他老蒋还怎么去维系，那一场他为整个逃台集团编织的“反攻大陆”的美梦呢？而那一个庞大的逃台集团，正是蒋介石统治台湾的根基。
上世纪50年代，国民党元老雷震在台湾办了一份叫《自由中国》的杂志，经常反对蒋介石搞独裁。杂志办了十年后，雷震也被蒋介石送进监狱关了十年。有一次，雷震问胡适，我们说“反攻大陆”无望，明明说的是实话，为什么让那么多人不高兴呢？“好好先生”胡适回答道：“因为你戳破了大家的梦。”
按照这个逻辑，“反攻大陆”不过蒋介石为逃台集团编织的一场梦。在这场梦里，“反攻”是为了“统一”，也就是说在蒋介石心中，“统一”也不过是一场梦，是一场他自己明明知道无法成真的梦。既然如此，蒋介石这“明知不可为”的行为，岂不是拒绝统一吗？既然“拒统”，那跟“独立”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事实上，“台独”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固然跟美日等外部势力息息相关，但跟蒋介石父子在台湾的所作所为，也不无关系。台湾海峡分隔半个世纪，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实施反共思想宣传，对台湾百姓灌输：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具有类似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人权压迫、恐怖和对外扩张的性质”；“是一种没效率的经济制度”；“使人民生活在恒久的物资缺乏、贫穷、特权官僚主义之中”等等。这就在台湾人的思想意识中又增添了恐共意识。
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行封闭式的高压统治，是“台独”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根据。国民党政权本质上是官僚资本联合民间大资本所形成的大资产阶级专政体制，具有十分浓厚的封建性和独裁性。国民党在台湾不仅完全垄断了岛内的政治资源，窒息了新生民主力量的成长，而且长期以来实行戒严法，全面剥夺了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进一步激化了一系列固有的矛盾。民众中日益强烈的民主、革新要求趋于情绪化，统治集团与人民的矛盾扭曲为省籍矛盾，民众对体制改革的期待被激化成反体制斗争的追求和支持，人为扩大了“台独”滋生的土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反台独”的名义下制造了大批冤案，将一批意在追求民主运动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推向了“台独”营垒。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便争取美国把原来用于朝鲜战场的武器装备转卖给国民党。在他的争取下，美国把一部分先进战机和一部分军舰卖给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有了这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就大大增强了，就可以保障他盘踞台湾了。应该说，挟洋自重，以武拒统，是由蒋介石开的头。他在这个问题上，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时间之长，危害之巨，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最大的。
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基本精神是反共的，此条约规定：“不仅在武力军事上协防台湾，亦反对共产主义渗透台湾。”按此条约，当解放军武力进攻台湾时，美国可以派军队帮助国民党军队“防守”台湾，这样，就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是再次公然引入外国军事力量干涉中国内政，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自保行径。
说到底，在蒋介石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概念，有的只是他自己的权势利益，只是他们父子俩的“家天下”承继。就像他一面跟着宋美龄信奉基督教，一面却在枕头底下掖着佛经一样，投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