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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国民党军起义，陈明仁与傅作义的待遇截然不同，背后另有乾坤。
陈明仁和傅作义都是国民党内的名将，在解放战争中更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两人最后的归宿，竟然也都是选择了共产党。
可是这两人在率领部队起义的过程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故事。其中傅作义完全离开了军队，而陈明仁却依然保留着军权。
那么傅作义和陈明仁到底是如何起义的呢？两场起义都发生过什么故事？两人的军权待遇又为何不同？
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傅作义所领导的“北平起义”，要早于陈明仁所领导的“湖南起义”。和平解放北平，更是共产党历史上十分光辉的一段历史。
1948年10月，解放军在东北，华北等诸多北方战区，占据着十分主动的军事优势，并多次击败国民党军。
随着著名的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地区获得全面解放。解放军从此拥有一个稳定的战略后方，并开始计划解放华北等地。
蒋介石在得知东北失守之后，北平和天津危在旦夕，而江浙地区更是兵力薄弱，急需军队布防支援。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傅作义下达命令，要求他将军队撤回，巩固江南防线。可是这种安排，并没有得到傅作义的理解。
因为傅作义并不忠心于蒋介石，他便开始谋划退路，不断将自己的兵力收缩，准备暂时观望局势，摆出防御姿态，将平津地区当成战略核心。
然而，国民党军的溃败趋势，还是超乎傅作义的想象。平津地区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他为了谋求退路保存实力，便打算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
傅作义派出谈判代表，将自己的想法转达给身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双方开始纸面谈判，并互相试探对方的诚意。
此时傅作义的心中依然有些摇摆不定，但是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北平地下党开始发动舆论，领导人民发出“和平解放，保护北平古文化” 的呼声。
在外部压力上，解放军的强悍攻势也在挑动傅作义的神经。面对着多方压力，他还是下定决心，向毛主席发出电报，认真商谈停战事宜。
1949年1月1日，在双方的协商谈判中，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而傅作义依旧在摇摆不定，想要争取更大的利益。
谈判期间，毛主席向聂荣臻元帅等人传达中央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能够接受和平解放，便可以允许他的兵马编为一个军。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答应可以赦免傅作义的战犯罪，并保留其个人财产，不侵犯他部属和家人的利益。在这个基础上，便不再许诺任何利益。
毛主席的条件诚意满满，而傅作义却并没有直接答应，反而还在不停地犹豫徘徊，始终难以作出决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毛主席等人已经做好最后的安排。中央方面讨论过后，便明确向谈判代表传达指示说：
“如果天津守军不能按照规定在13日出城，我们便在14日正式发动进攻，彻底，干净地解决反动派。”
1949年1月14日，准备充足的解放军开始攻打天津。在刘亚楼将军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只用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便成功攻破天津防线。
在经过一天多的激战之后，天津国民党守军全面溃败。等到15日之时，天津便已经成功被共产党解放。
天津丢失之后，北平成为傅作义手中仅有的谈判筹码。他意识到自己的军事实力不足，开始重新提出第三次谈判。那么，这次谈判是否成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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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国军将领，傅作义率军起义丢失军权，陈明仁为何能保留军权？
1949年1月16日，聂荣臻元帅等人根据毛主席指示，再度与傅作义进行和平会谈，并基本达成意见统一。
在经过一系列的波折后，傅作义在相关会议上，正式表明态度，同意解放军的和平改编条约，并安排军队撤出北平。
截至1月31日，北平成功解放，这座有着上千年文明的古城，能够在战火中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也是中华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傅作义身为国民党内的优秀将领之一，在北平解放后，也对自己的未来产生困惑。他开始反思过去，并希望能够与毛主席进行一场面谈。
2月23日的下午，傅作义与毛主席正式会面。在谈话之中，毛主席多次肯定傅作义的功绩，表扬他在解放战争中起到“模范作用”。
不仅如此，傅作义在考虑到晚年生活后，提出希望可以在水利建设中做一些工作。而毛主席更是用人不疑，直接表示在未来可以将其任命为水利部长。
一位沙场猛将要求做水利工作，自然也会离军权越来越远。而陈明仁之所以在起义后依旧能够带兵，和他经历的故事有很大关系。
1949年5月，解放军屡战屡胜，大军开始南下。与之交战的白崇禧等部败退到湖南后，加强了对当地的反动统治，严重阻碍地下党的和平起义计划。
时任湖南主席的程潜，以及手握军政大权的陈明仁等人，是共产党和平起义必须争取的合作对象。
如果争取陈明仁等人，就需要对他们的过往和革命思想进行研究。尤其是在对共产党的态度方面，更是综合考虑的关键因素。
对于程潜而言，争取陈明仁的工作要更加艰难。因为他毕业于黄埔，更是委员长的嫡系大将，反共思想非常严重。
1947年5月间，陈明仁在四平地区与共产党军队展开激战，并立下辉煌战功。这更使得他的威名壮大，在党内反共的特性越发明显。
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竟然用“纵兵抢粮”的罪名，将陈明仁的军权拿下，又令其闲居南京，成为“无用之人”。
在这段岁月中，陈明仁更像是一位看客，不停反思内战中的错误政策，并对同胞相残的局面越发抗拒。
因为蒋介石的错误统治，国民党开始不得人心，内部问题愈发严重。陈明仁在思索清楚之后，对自己的未来也越发渺茫，并开始对蒋介石产生怨言。
此后，白崇禧抓住机会，想要利用军权制裁程潜，便将陈明仁重新启用，调至湖南地区待命。
陈明仁很清楚自己的作用，也知道这次重新出山，不过是白崇禧为了制裁程潜的工具而已。因此，他的心中变得越发困惑迷茫。
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湖南地下党开始运作安排，派人接触联系陈明仁等人，开始根据实际情况，宣传渗透共产党的思想。
首先被地下党说动的人是程潜，在后续的工作中，程潜更是多次启发陈明仁，与其频繁接触。
程潜开始暗示自身已经与共产党达成合作，表示湖南部队地区和平解放的意愿，并试探陈明仁的想法。
在不断的接触中，陈明仁更是坦率地拿出密令并告知程潜说：“蒋介石派出秘密监视你，可我并不看好他的统治。我愿意相信你，拥护和平主张。”
此事过后，程潜与陈明仁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两人成为并肩作战的伙伴，互相支持依靠，并与共产党谋划其和平起义的事情。
经过各方的努力，程潜制定相关的文件，并秘密将其交到中共中央。毛主席得知后，更是回复电报称：
“先生决心反蒋反桂，争取和平解放湖南地区的计划方案，是有功于人民的大好事，令我万分钦佩。”
陈明仁等人与地下党加强了秘密联系，在白崇禧的眼皮子底下，相关的起义工作也开始进行起来。那么，陈明仁到底是如何起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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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仁起义后能保留军权，而傅作义却远离部队，这到底因为什么？
1949年7月，解放军发动“湘赣战役”，并取得巨大战果。长沙地区面对着解放军的三面夹击，也让陈明仁等人更坚定起义的决心。
在战争的关键时期，起义工作也变得紧急起来。可是陈明仁等人在考虑过后，又向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想法。
程潜认为，在起义过后，他们要使用类似“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号，方便对湖南地区继续进行号召。等到湖南全部解放，再将军队交给共产党改编。
对于这种要求，在解放军的战争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等人在考虑过后，却破格表示同意。
毛主席认为，他不担心陈明仁等部继续挂着国民党的名义，这还可以对蒋介石的统治造成更大打击。
这种起义行为一旦成功，将会影响更多的国民党部队。而和平解放全国，加速解放进程，也是关乎人民幸福的重大决策。
根据北平谈判的经验来说，先谈判后起义是正常的流程。可是陈明仁等人的先起义，后谈判，则是一个创新的做法。
1949年8月，湖南地区各方面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陈明仁等人宣布脱离蒋介石的政府统治，而湖南临时人民政府也正式成立。
此时，陈明仁被推举为临时主席，并将手中的兵团进行整改，还兼任着司令员一职，继续掌握军权。
没过多久，毛主席等人便发布通告，表示对陈明仁等人的工作支持。中央号召湖南人民拥护和平，建立永久的人民政府。
陈明仁等人起义之后，湖南诸多地区的人士纷纷开始响应，许多著名人物发表声明，选择拥护湖南地区的和平解放工作。
8月5日，解放军正式进入长沙城区，并开始指派代表与地方政府进行谈判，谋求双方意见的统一。
经过多次会谈之后，湖南解放工作基本完成。毛主席依旧希望陈明仁担任临时主席，保留兵团司令职位。
耗时几个月的整编安排后，这支起义部队的番号，正式修改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并编入第四野战军之内。
出于各方面的因素，陈明仁依旧担任着兵团司令职位。只不过在政委和政治主任的职位上，中央军委又重新安排了两人。
从此之后，这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逐渐成长为属于人民的军队。而湖南和平解放的新模式，又被称为“长沙模式”，对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起到创新作用。
对比傅作义和陈明仁的起义经历，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来说，傅作义在职位上虽然高级，可并没有太过于实际的兵权。
其实在傅作义起义之时，手中并没有太多的嫡系部队。而且在天津解放后，他更是面临严重的危机，也没有过多谈判的空间。
所以在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后，作为一名大军阀，他即使想要带兵，也要考虑共产党是否会放心。
毕竟在解放战争期间，傅作义也曾不听蒋介石的号令，在部队中根基较深。如果继续领导当时的二十多万人马，势必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除此之外，傅作义在事后与毛主席的交流中，更是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带兵，而是想要从事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丢掉军权，很大程度也是自身选择。
反观陈明仁的起义故事，手中更是没有什么嫡系部队。他被白崇禧利用重新启用，对部队的控制力本就不强。
即使陈明仁手中掌握部分军队，也不会对解放军造成严重威胁。更何况他还是蒋军的嫡系，对瓦解国民党内部士气有着重要作用。
陈明仁继续领导军队，也能体现出共产党的宽容大度，会影响更多思想动摇的国民党将领。
尤其是陈明仁在起义之时，与傅作义所处的压力完全不同。在大局上考虑，毛主席更能容忍一些比较尖锐的条件。
总而言之，傅作义在起义后丢失军权，更多都是出于自身未来发展考虑。而陈明仁更听从于上级安排，在政治角度上更适合继续领导部队。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傅作义和陈明仁的情况如何不同，两人都为中国的和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留下了不少功绩，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是否保留军权并不影响他们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