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那么当时社会各界对此持什么态度呢？
国民党中央的分裂两派
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和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主张。
亲日派主将何应钦力主讨伐。12月12日下午，他邀请在京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叶楚伧等都同何应钦一致，主张武力讨伐。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则为蒋氏的安全担忧，主张和平解决。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讨伐派占上风，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理院长，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任命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何应钦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对西安进攻。12月16日，军事部署大致就绪。国民党中央政委会再次开会，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由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同时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担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举行白衣誓师仪式，渲染声势。在潼关前线，中央军气势汹汹，开始发动进攻。飞机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西安因下大雪而未能轰炸。
多数将领并不像何应钦那样主动积极。12月14日，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李默庵、樊崧甫、关麟征、宋希濂、毛炳文等三十八名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指出“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回南京。讨伐令下达后，西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留在南京协助孔祥熙策划和平营救活动，没有及时赴任；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行动迟缓；胡宗南军观望不前。只有中央教导总队桂永清于17日率领两个团由华县向赤水西岸进攻，被守军击溃。此后，双方即处于对峙状态。
在何应钦指挥讨伐派进行收效甚微的讨伐的同时，宋美龄和孔祥熙、宋子文等主和派不顾何应钦、戴季陶等的反对和阻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活动。
宋美龄于12月12日当天在上海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13日晨即同孔祥熙一起赶回南京。宋美龄对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西安和12日晚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所作将张学良革职查办等决议，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她和孔祥熙在上海已经决定，请与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有私交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赴西安探听情况。宋美龄回到南京后即将此意电告张学良。端纳也电告张学良，他已经启程赴洛阳转途西安。为争取时间，端纳不顾何应钦的阻挠，于13日下午乘飞机去洛阳。当夜，宋美龄得到张学良同意端纳前往的回电，第二天端纳就由洛阳飞到了西安。
14日下午四时，端纳到达西安。他立即会见张学良，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意图。得知释放蒋介石必须得到杨虎城等人的同意，他又即拜会了杨虎城和一些高级将领。随后，端纳在张学良陪同下见了蒋介石，转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
宋美龄在信中说她正在努力营救蒋介石，并为此准备亲自到西安。信的最后还说：“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端纳向蒋介石谈了南京目前的局面，使蒋介石认识到目前局势相当复杂，体会到夫人所说“戏中有戏”蕴含深意——如果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安进行军事讨伐和飞机轰炸，他的生命安全比目前的处境更加危险。由此，蒋介石同张学良之间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
蒋介石被扣后，住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为安全起见，张学良、杨虎城决定请他移住张公馆附近的空着的高桂滋公馆。无论怎样劝说，蒋介石坚决不同意。经端纳劝说，方于当天移住高公馆。端纳与他同住此地。
端纳于14日晚致电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在陕平安，并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她和孔祥熙来西安商谈和平解决办法。
15日上午，张学良同端纳再次见蒋介石。张学良第一次向蒋介石宣读了八项主张，蒋介石同张学良讨论了抗日问题。两人还进行了争论。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16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吴家象发表讲话说，蒋介石“对于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坚持，已允许我们同他谈抗日问题”。同日，端纳在洛阳向美联社发电说：“蒋委员长与张学良及其部下，仅在政策上意见不同，……蒋已于昨日与张学良讨论此问题。”端纳还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语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直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至本人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张学良也说：“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
从14日开始，张学良连续向南京发电，反复申明他们扣留委员长的意图，表示如果政府派代表前来讨论时局，他便放蒋介石。他还特别希望宋美龄和孔祥熙能够来西安。但蒋介石嘱咐端纳，要他告诉夫人千万不要到西安来。
12月15日，端纳飞抵洛阳，打电话给宋美龄，详尽告知在西安的活动和蒋介石、张学良第一次交谈的情况，表示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并再次转达张学良对孔祥熙和宋美龄的邀请。宋美龄也把何应钦决定立即进攻西安的事告诉端纳，要他立即转告蒋介石设法制止。当天深夜，宋美龄又给端纳打电话，说孔祥熙身体不好且身份也不宜去西安，拟请宋子文和顾祝同（时任贵州省主席）代替。南京军事领导人极力阻止她去西安，但她决意前往。
12月16日，端纳由洛阳飞回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转达了宋美龄的口信。张学良、杨虎城同意由宋子文代替孔祥熙。此时，南京空军已对渭南、三原等地进行轰炸，七个师集中在潼关前线，整装待发，所有军用飞机集中在洛阳待命。于右任赴陕西“抚慰”。38名高级将领，278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分别联名致电张学良，施加压力。端纳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要他制止何应钦进攻西安的口信。张学良在旁插话说：“何应钦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遂商定派蒋鼎文携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手令从西安回南京。蒋的手令为：“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可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来，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题。”
张学良为表明希望和平但并不惧战的态度，也在18日给何应钦发去一电，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与此同时，端纳也给宋美龄发电报，告诉她:西安同意并欢迎宋子文先生和顾祝同将军前来西安。宋子文表示愿意前往。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地方实力派由于其处境各不相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他们一面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自应遵命，维持大局”，一面向全国发出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领衔的十六位高级将领联名的一份通电，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指出“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应该“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反对独裁政治”，要求“迅速将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开至绥远前线”，并表示“广西军一部援绥”。李宗仁、白崇禧等在通电中表示以“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的精神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
四川的刘湘在事变发生后召开了防务会议，实际上做了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出兵准备。12月18日，发表通电公开表态，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四点意见。对事变的处置，提出“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御侮救国之实力”。表明他是赞同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主张而反对武力讨伐的。
绥远的傅作义同张学良关系较深，对联合各方力量包括红军在内态度积极。他对西安事变提出的政治主张是支持的。12月24日，他乘飞机赴西安拟居中调停，并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讨抗日援绥办法，因飞机迷航而延误。
冀察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在事变前与张学良、杨虎城有信使往来，事变发生后态度不够明朗。12月21日韩复榘致电张学良，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和主张倍加赞誉，并说他的军队已奉命西开，望两军接近时勿生误会。在和平解决前景逐渐明朗时，韩复榘与宋哲元于12月23日联名通电全国，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谋求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
山西的阎锡山同张学良关系不错，10月底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曾进行过深谈。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发专电给阎锡山征询意见，阎锡山复电张学良，却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说什么“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抑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是否更以救国热心，成危国之行为?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弟抱无限之悲痛.....”阎锡山这封电报一连提出四个反问，都以“乎”字反诘，被谑称为“四乎”电报。他还把这封电报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对阎锡山的态度非常生气。其后，阎锡山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和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代表他前往西安打算进行调停，张学良未予理睬。
新疆的盛世才一贯反对蒋介石。张学良以为在逼蒋抗日问题上可以得到盛世才的合作，并可借以沟通和苏联的关系，8月曾派人去新疆联络。事变发生后，盛世才本有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打算，但获悉苏联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持反对态度，即改变主意。12月18日，盛世才电令新疆驻南京办事处发表声明称:“西安事变不但与新疆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各地方实力派虽有种种表态，但主要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内战，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们并不支持讨伐派。
各界舆论态度不一
舆论不站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一边，但也竭力避免内战，都要求尽快释放蒋介石，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
1.知识界大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
1936年12月13日，中央研究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伐张学良；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留蒋介石的行为。12月14日，蒋梦麟、梅贻琦、李蒸、翁之龙、刘湛恩、黎照寰等22人分别致电指责张学良。马相伯致电张学良表达对事变的担忧。12月16日，清华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12月17日，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发表对陕变宣言，谴责张学良。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如胡适、傅斯年等则公开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叛乱”，还乘机攻击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极力为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辩护。
2.媒体多予以批评
12月16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馆、通讯社联署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12月1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全国声讨叛逆一致拥护政府(各界通电痛斥张学良）》。
12月16日，南京时事月报社、中苏文化月刊社、妇女共鸣社等217家杂志社以及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南京市妇女会、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妇女共鸣社、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妇女文化月刊社等妇女团体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
国际舆论反应大相径庭
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世界震惊。
英、美两国政府为维护在华权益，一贯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反对日本侵略华北。事变期间他们赞同宋美龄等营救蒋介石的活动。英、美两国通过其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表示拟进行调解，他们希望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英商汇丰银行应孔祥熙、宋子文请求提供的帮助，使事变当时上海金融市场得以保持稳定。英、美报纸充当了他们的喉舌。1936年12月14日美国《民声讲坛报》评论道：“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张学良之叛变，或已救助日本政府，盖日本之对华政策，乃与德缔结反共协定，已引起多数政治家之抨击也。”
苏联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于事变性质和作用的评论大出人们意料。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的《消息报》（政府机关报）、《真理报》（联共中央机关报）和共产国际的刊物《国际新闻通讯》，接连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说张学良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烟幕”，“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破坏中国御侮力量的团结”。这些社论、评论，无视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将士的抗日要求，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纯属臆断和偏见。苏联政府为了表明不支持西安事变，12月16日，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会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19日，苏联驻中国使馆代办斯皮里瓦尼克发表声明，以相同的内容，声称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系，且自‘满洲’事变以来，……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
张学良知道，由于其父张作霖曾搜查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李大钊；他本人曾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夺回中东路路权，苏联同他素有嫌隙。但因为近年来联共抗日的关系，得到苏联的谅解，并得到支持和援助，苏方如此断然指责，张学良深感意外，大失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