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就被派到中国驻国外的大使馆任职，1977年，李肇星调回国内，被安排在外交部新闻司任翻译一职，他到新闻司上班的第一天，正在熟悉工作，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来到了他们的办公室。
这是李肇星第一次见钱其琛，他有些紧张，当钱其琛走到他的跟前时，他脱口来了句“钱司长好！”没想到他的话语刚落，办公室的众人哄堂大笑，他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大家为何发笑，后来他与同事们熟悉了，才知道众人哄堂大笑的原因。
从诗人到外交官
1940年10月，李肇星降生在山东胶南一户普通农家，但他却非常喜欢读书，他的父母都是非常开明的人，看到儿子喜欢读书，于是便省吃俭用的供他上学，而李肇星也很争气，考上了城里的中学。
进入中学后，最让李肇星高兴的是，学校有图书馆，他可以在书的海洋里畅游了，喜欢读书的李肇星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每次到图书馆看书，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的学生，所以图书馆的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深。
李肇星读的书多了，知识面也越来越广，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别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时，他毫不犹豫的回答说自己要当作家、当诗人。
李肇星并不是光嘴上说说，他上初二时，便开始尝试写作，当他的处女作《越活越年轻的爷爷》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之后，他留下了欣喜的眼泪.....
此后，李肇星在文学道路上一发不可收，他在学好学校的功课之外，把剩余的精力都用到了写作方面。
1959年，李肇星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录取他的不是他一心向往的中文系，而是西语系，这个录取结果不但李肇星自己感到意外，就连他的高中老师也大呼“想不到”。
不过，李肇星进入大学之后，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继续坚持写小说、写诗，与此同时，他对西语也慢慢产生兴趣，学的非常认真。
1964年8月，经过五年的认真攻读，李肇星因学业及其他方面都非常优秀出色，所以被分配到了外交部，但是他刚刚进入外交部时，并没有马上接触外交事务，而是又被外交部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翻译进修班继续学习深造，又经历了几年的寒窗苦读，李肇星的外语已经达到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水平。
1967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李肇星，正赶上国家号召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李肇星也跟随着这股时代大潮到农村锻炼了几年，才返回北京。
1970年，李肇星被派到非洲东部的肯尼亚中国大使馆工作，在国外锻炼了几年之后，由于工作需要，他于1977年被调回国内，进入外交部新闻司担任翻译。
“钱司长好！”引发哄堂大笑
李肇星刚到新闻司上班，工作环境和同事都很陌生，他需要熟悉两天，那天，他正在熟悉业务，新闻司司长钱其琛走了进来，钱其琛可能得知司里来个新同志，主动来看看。
李肇星之前虽然没有与钱其琛接触过，但对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外交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前辈却是敬仰已久。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上海地下党处境最危险时刻，而14岁的钱其琛却在这个时候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钱其琛被调到中央负责共青团的工作，为了重点培养他，党中央于1954年安排他前往苏联中央团校进修培训，完成学业后，钱其琛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被分配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1962年，钱其琛回到国内，在留学生司担任领导职务，那时，我国在外交方面的压力非常大，按照我国当时的对外政策，不仅要想办法尽快打破西方强国对中国的外交封锁和打压，同时还要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搞好关系，与第三世界的中立国建立联系。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钱其琛跟随对外司的领导出访了非洲的几个国家。
1972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钱其琛再次被派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参赞，在外交战线上滚打摸爬了多年的钱其琛，此时已成长为了一名非常成熟且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了两年，又被派往几内亚工作了两年多，1976年，钱其琛回国，被安排到外交部新闻司担任司长一职......
对于这位让自己仰慕已久的外交战线上的老前辈，李肇星早就想认识一下，好好向老前辈学点儿经验，然而，当真正与自己仰慕的老前辈面对面时，李肇星心里却有些紧张了，所以当钱其琛走到他跟前时，他不由自主的脱口而出：“钱司长好！”他的话音一落，整个办公室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
这时钱其琛亲切的拍拍李肇星的肩膀，笑着说道：“不对，不对，应该叫‘老钱’！”
李肇星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但还是有些糊涂，直到后来与同事们熟悉了，他才知道，钱其琛一贯为人随和低调，与同事们相处的非常融洽，他不愿意让大家按照上下级来称呼，而是让大家喊他“老钱”。
大家平时“老钱，老钱”的喊习惯了，所以乍一听到“钱司长”这个称呼，反而有些不习惯了，所以才忍不住发笑，此后，李肇星随乡入俗，见到钱其琛后不再叫“钱司长”，而是很随意的喊他“老钱”。
李肇星没有让老钱失望
在之后的工作中，李肇星对“老钱”是越来越钦佩，“老钱”经常对大家说：“咱们新闻司就是党中央放在国际上的耳朵，党中央需要通过咱们这只耳朵，来了解世界各国的最新动向和舆论导向。”
耳朵的主导者“老钱”，对于新闻司要提交给党中央的简报，他把关的非常严格，每份儿简报他都要亲自审核把关，力求为党中央提供的简报都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老钱”在平时生活中与大家嘻嘻哈哈，相处的很融洽，但是在工作上却容不得一点儿随便，对于新闻司的工作安排，永远都是那么井井有条。
在“老钱”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李肇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老钱”也很看好李肇星，觉得他是干外交的好苗子，所以经常对他进行指导，给他讲授一些实战中的经验，李肇星受益匪浅，久而久之，“老钱”在李肇星的心目中，既是的恩师，又是知心朋友。
1983年5月，李肇星被派到非洲一个和中国刚刚建交不久的小国家担任临时代办，说是临时代办，实际上行使的却是大使馆馆长的权力，在正式外交大使到任之前，这个代办其实就是首席外交官，所以这个代办的工作非常重要。
而这么重要的职务，也是李肇星第一次担任，因此他心里总有些不踏实，于是便想找钱其琛取点经，当李肇星郑重其事的找到钱其琛，说明自己的来意后，没想到钱其琛却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只是哈哈一笑，轻描淡写的说了句：“到了那里好好干，替我向大使馆同志们问好。”
这简短的谈话，让李肇星有些失落，后来他才慢慢悟出来，“老钱”什么都没告诉自己，那是恩师对自己最大的信任，因为“老钱”认为李肇星已经是一位成熟的外交官了，遇到问题，就凭他的智慧，他足可以应对过去，自己这个老前辈完全可以放手了，不需要再对他进行指点，如果自己说的太多，反而会影响他的思维。
而李肇星也确实没有让“老钱”失望，李肇星这个临时代办，在任职期间表现的非常出色，他带领团队积极解决了遇到的一些难题，最终成功完成了上级交付给他的重任。
在之后的工作中，李肇星还是会经常去找“老钱”取经，虽然“老钱”每次只是寥寥数语，但是每个字每句话都直戳问题的要害，对李肇星的帮助很大。
在“老钱”的鼎力支持之下，李肇星成长的很快，1985年，李肇星开始以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登场，随后，又先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等重要职务。
在驻美大使馆任职期间，让李肇星记忆最深刻，也是最难的，就是处理1999年5月7日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的事件。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我国的大使馆后，美方竟然只轻飘飘的抛出一句“这是意外事故”，就想把中国打发了，美国傲慢的态度彻底惹恼了李肇星。
“炸馆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来到大使馆与李肇星见面，李肇星毫不客气的要求美方公开道歉。
面对李肇星强硬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却一直在找着各种理由就是不想道歉。
就在这时，外面来了一大群记者围在使馆门口，美国国务卿得知后，顿时慌了，急问李肇星大使馆有没有后门可走。
李肇星心中冷笑：“这是想溜啊，门都没有。”
随后他故意一本正经的回答道：“请不要担心，您的安全在中国大使馆是绝对有保障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后门可走。”会见结束，李肇星离开了会客室，而美国国务卿则被涌入的记者围了个严实......
后来，美国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我大使馆被炸后，做出的第一次公开道歉，就是被李肇星这样给硬逼出来的。
5月13日，李肇星到白宫见克林顿时，李肇星再次要求克林顿向中国道歉，并拿出随身携带的吊唁簿，一脸严肃的要求克林顿将道歉的话写下了。
克林顿经过片刻的沉默后，无奈地拿起了笔.....
在这次外交事件上，李肇星表现出的强硬和坚持，很好的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和骄傲。
2003年，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接任了外交部部长一职，他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了，为了不辜负“老钱”的对自己的信任，李肇星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便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语：
李肇星在外交部长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虽然非常的忙，但是他再忙，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恩师，他经常抽空去探望钱其琛，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探讨一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李肇星每次与“老钱”谈完话，都会有新的收获和领悟，他与别人聊天时，不止一次的感慨：“如果不是老钱为我领路，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