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长征部队在经过藏区时，一名红军小战士因饥饿难耐拿了当地喇嘛庙的铜钱，钱虽然不多，但却因触犯了红军铁的军纪被执行了枪毙。

当这个红军小战士被枪毙的消息传到同样也在长征途中、重伤未愈的贺子珍耳中时，贺子珍悲痛欲绝，原来，那个被枪毙的小战士是她最小最疼爱的弟弟贺敏仁，可既然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为何没救他？这其中又有什么隐情呢？

贺敏仁是贺子珍最小的弟弟，他深受哥哥姐姐的影响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军队伍中的一名“红小鬼”。

贺敏仁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受到父母哥姐的宠爱，没怎么受过苦，到部队后姐姐、姐夫和哥哥都是红军中的干部，难免小孩心性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跟其他战士相处的不是很融洽。

1934年，红军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年仅十六岁的贺敏仁所在部队也在进行长征的序列中，此时的他是红一军团十一师某团司号兵。

长征途中是万分艰险的，除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最大的困难就是吃不饱饭，贺敏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最怕饿肚子，年纪又小，难免会发些牢骚，但是说归说，他仍然跟战士们一起行军，一步也没有落下。

1935年6月，贺敏仁所在的部队进入了藏区，这里人烟稀少，物资更是特别的缺乏，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早已给藏民灌输了各种对共产党不利的宣传，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杀人如麻等等”，引起藏民对共产党的仇视，让藏民们对共产党又恨又怕，当他们一听说红军来了，都关门闭户，唯恐避之不及。

而红军担心激化民族矛盾，所以早在进藏之前就定下严令：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务必要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俗。

红军部队到藏区时就已经断粮了，后勤部的战士想在这里找藏民们买些粮食，可没有一家肯开门的，就连商铺也不做红军的生意。

战士们想挖些野菜充饥，但这里的土地贫瘠到连野菜都不长，战士们都已经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可却都严守着部队纪律没有一个人去藏民家叨扰。

年轻的贺敏仁也一样饿得头昏眼花，他想起在行军途中看到过不远处有座山，他便想着到山上去碰碰运气，万一能找到点能吃的东西呢。

他悄悄的独自上山去了，他在山上漫无目的的走着，眼睛不断的在地上看着，看是否有能吃的野菜、野果什么的，万一运气好碰上个小野鸡小野兔就更好了。

正走着，贺敏仁突然看到一座喇嘛庙，庙门虚掩着，挺破旧的，不像有人的样子。

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正要推门，却看见门上贴着写着“红军不得入内”字样的纸条，他泄气的转身想往回走，可饥肠辘辘的肚子让他又停住了脚步，他左右看看了，四周无人，他举手敲了敲虚掩的庙门，也没有人应答。

此时贺敏仁的理智已被饥饿占了上风，他鼓足勇气推开庙门走了进去，庙里一片狼藉，看样子僧众们是仓促逃跑的。

贺敏仁满怀希望的四处搜寻了下，看是否能找到口吃的，但很快他就失望了，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贺敏仁只能失望地往外走，突然他的脚踩在了一样东西上，他蹲下身一看竟是一枚铜钱，他把旁边乱扔的书籍拿开，书底下还压着几枚铜钱，就这样他总共在这里找到铜钱。

在离开喇嘛庙时，贺敏仁曾经犹豫过，他知道自己这样做已经违反了红军的纪律，但是阵阵袭来的饥饿感又在提醒他喂饱肚子要紧，再三犹豫下，贺敏仁决定还是把这些钱带走，这时的他还存在侥幸心理。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些铜钱让他送了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贺敏仁回到驻地，还在憧憬着这些铜板能买多少食物，自己能有几天不挨饿时，部队上却突然传出贺敏仁从山上喇嘛庙里偷了上千个银元的流言，据说是有人亲眼看见贺敏仁从喇嘛庙里偷的，并立即上报到了团部。

团部领导一听就暴怒了：“这可是严重违反军纪，尤其这还是在藏区，这不是严重激化民族矛盾嘛！马上把贺敏仁给我抓起来。”

当贺敏仁被抓起来带到团部后，团长和政委严令他马上交出银元归还给喇嘛庙。

当贺敏仁听到让他交出上千元的银元时整个人都懵了，他着急地辩解道：“我没有拿银元，我只是从庙里地上捡了些铜板，真的，没拿银元。我知道错了，我不该捡那些铜板。”

团政委派人搜了贺敏仁的身上和行李，确实一枚银元都没有找到，只找到了百枚铜板，钱虽然不多，但也是严重违反了红军的纪律，关键是贺敏仁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他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的亲弟弟，是毛泽东的小舅子。

团里一时无法抉择该如何处理贺敏仁，只能暂时先把他关禁闭，然后紧急把此事上报给了师部。

师部接到团里的报告后对此事很是重视，毕竟这是关系到违反军纪，破坏民族团结的大事。

师首长立即让团里把贺敏仁押送到师部，并就此事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

经过多次讨论，师里决定对贺敏仁执行枪决，杀一儆百，同时也是让藏民同胞们看到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部队，是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的部队。

当师部准备宣布对贺敏仁的处理结果时，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领导提了些意见，他说：“贺敏仁毕竟还是个小孩子，他拿庙里的铜钱是不对，但并没有那么大的数额，罪不至死，再说，他是主席的小舅子，对他的处理是不是要向中央报告一下，看中央怎么说？”

师首长思忖再三，决定慎重起见还是先上报中央，看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再做处理。

但是，当时部队正处在藏区，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发个电报还得先给电报机充电，等充满电再发报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了。

电报发出去后迟迟都没有等到中央的回电，这时候部队中又传出怪话：贺敏仁是主席的小舅子，师里不敢处理，估计关两天做做样子也就放了，谁让人家有个好姐姐呢。

要是师里不处理我们也去捡点钱……藏民们也有少量的人围在部队驻地指指点点，看神情也是在观望部队会如何处理这件事。

又过去了一天，中央那边还是没有回电，部队中已是有点群情激愤了，到处是三五成群谈论此事的战士们，怪话、风凉话更是满天飞，师部首长坐不住了，决定立即对贺敏仁执行枪决，以平民愤。

团部一看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摇头叹息了，他们也没想到这件事的反响会这么大，原本也只想关几天禁闭，略微惩罚一下就好了，毕竟贺敏仁年纪还小，钱的金额折合也就值一个银元，但谁知道最后的结果却是枪决。

当贺敏仁知道自己要被枪毙时，他整个人都傻了，自己不过是捡了些铜钱，最多也就值一块钱，自己就要为这一块钱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觉得自己好冤，他才十七岁，他不想死。

贺敏仁向师部喊冤，他求自己的同乡给姐姐写封求救信，但这都于事无补了，很快他就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毙，在周围观刑的战士们和藏民们眼看着这条鲜活的生命在一声枪响后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的表情相当的复杂，相当的耐人寻味。

就在贺敏仁被枪毙两天后，中央指示待查清事实后再决定是否执行枪毙的电报到了师部，可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当在长征途中因抢救伤员身受重伤的贺子珍得知弟弟因违反军纪而已经被执行枪毙后，她大哭了一场，但是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毛主席，因为此刻正是红军最困难的时期，她不想让主席为此事分心，她决定自己先悄悄了解下事情的原委。

贺子珍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确实违反了红军的纪律，拿了喇嘛庙地下掉的铜板，但是并不像电报中讲的数额巨大，要知道一千银元就是个壮汉拿也得费点劲，别说是个饿得都快走不动路的孩子了，再说，师部派人在贺敏仁身上、行李中连一个银元都没有找到，可师部就这样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把贺敏仁枪毙了。

贺子珍在调查中还听说弟弟被枪毙后，藏民们对红军改变了敌对的态度，不少藏民都主动地把粮食拿出来送给红军，当然红军肯定是会照价付给藏民粮钱的，军民关系一下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贺子珍哭着笑了，她知道弟弟的死是值得的，她决定暂时先不告诉毛主席弟弟被枪毙的事情。

当贺子珍告诉毛主席弟弟在长征途中被枪毙的事情时，长征已经结束了。

毛主席听了妻子的讲述好半天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里闷闷地抽着烟，然后说道：

“当时中央已经回电要求十一师师部暂缓执行，要求他们先调查清楚事实，可谁能想到他们竟会不等回电就执行枪毙了，而且事实与汇报的数额差距能有如此之大，敏仁还不到二十岁，还是可以改造教育的呀。”

说完，他看了一眼默默流泪的妻子，叹了口气又说：

“话又说回来，十一师师部的同志也没有做错，当时的处境确实也是特别的困难，如果此事处理不好，可能就会激化和藏民同胞的矛盾。

敏仁不管怎样也是违反了红军的纪律，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只有严肃军纪才能缓解和藏民的关系。

就算是我们的亲人，在大局面前也只能是做出牺牲了。”

深明大义的贺子珍在听了主席的一席话后，分别给自己的家人写信说明了小弟牺牲的事情，并郑重说明小弟确实是因为违反了红军的纪律而死的。

年仅十七岁的贺敏仁就这样被牺牲在特殊的时代中，身为主席的小舅子，主席夫人的亲弟弟，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特殊优待，反而是在犯了罪不至死的错误后，为了红军的生死存亡不得不被牺牲。

而深明大义的姐姐、姐夫为了革命、为了红军的前途，虽然心痛弟弟的死，但却没有利用职权去报复师部下达枪决命令的同志，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纪律严明的军队，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戴，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贺子珍和毛主席这种为了国家牺牲小我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