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I help you？”这是我在慕尼黑街头听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慕尼黑人几乎热情到了你不用主动开口问路的程度，只要你拿着地图或者攻略书站在街上，旁边的人都会一脸急切地看着你，盼望着你向他们问路，而且总有人难耐等待之苦，直接凑到你身边，微笑着用一口极动听的英文询问你是否需要帮忙。那一张张凑过来的笑脸，眼神都无比纯净，宛若孩子。
慕尼黑人的普遍英文水准是我在旅途中所见最高的，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少年，都有一口十分标准的英语。相比之下，德累斯顿和魏玛等前东德城市的英语普及率显然有差距。这仅仅是众多差异中的一个，一度成为“隐形柏林墙“依然存在的佐证——“隐形柏林墙”是我亲身接触德国之前常常听闻的一个概念，指两德统一后，人们心中的隔膜仍未消除，东西部的经济、文化仍有巨大差异。
如果从表象来看，统一后的德国极其完美，它完成了一件人类史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且一路向好。曾在东德统治下沉寂的德累斯顿、魏玛，重新成为德国的文化重镇，柏林充满活力，还有美丽的埃尔福特，幽静和繁华竟然兼具，与德国其他州首府城市几乎无异。
但飞速发展的经济真的能抚平意识形态的创伤吗？曾有人说，因为极权主义对思想、自由的禁锢，往往会制造一代无知且无畏的群体，他们又会在教育中影响自己的下一代，因此，唯一能抚平这种政治创伤的就是时间——不止一代人的时间。
旅途中的观感不断改变着我的思维，旅途结束之际，我的结论变成了这样：也许，人们心中的那道隐形柏林墙依然存在，但它终将消失，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西柏林落寞优雅 东柏林繁华嘈杂
4月初的柏林乍暖还寒，我抵达之前那天还下过小雨，阳光正努力穿过乌云。从由2711根灰色碑柱组成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中间穿过，拐个弯便到了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和菩提树下大街。
勃兰登堡门是柏林的地标。它建于1789年，见证了普鲁士及之后的德意志帝国的兴衰，见证了欧洲的繁荣与动荡。
在以柏林墙分隔东西德的年代里，勃兰登堡门前的菩提树下大道属于东柏林。这条数百年历史的老街道，一度在二战中损毁严重，两侧建筑多为后日重建，其中不少建筑宏大庄严，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产物。著名的洪堡大学也在这条路上，它创办于1810年，一度是德国的学术中心，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本雅明、爱因斯坦以及马克思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二战结束后，因为不满苏联压迫，部分师生出走西柏林，成立了柏林自由大学。
在洪堡大学前方不远处，是368米高的电视塔，与古朴庄严的柏林大教堂交织，显得有些突兀。它原本是前东德的国家电视台，曾经是东德进行对内对外宣传的最权威渠道。很可惜的是，对外，它没有能够让西方世界乖乖归顺，对内，它也没有能够永远地蒙骗人民。
除了柏林大教堂、博物馆岛、倍倍尔广场等之外，与柏林大教堂隔施普雷河相望的东德博物馆也是柏林的必游之地。这里有上万件展品，为了重现昔日东德人的生活，展墙大多采用抽屉展柜的形式，可以随意拉开，部分区域还复原了东德家庭生活，你可以进厨房，可以坐在沙发上看神似CCTV的东德新闻，可以打开东德家庭的衣柜和酒柜随便翻看……当然，门口的特拉比汽车也可乘坐，那是一款始终没有改变造型的东德家用车型，当年的东德民众得预订几年才能拿到车。这款在柏林墙倒塌后被嫌弃的车型，动力广遭诟病，甚至有这么个笑话——如果你想让特拉比的时速超过100公里，那唯一办法就是将它推下悬崖。
与很多人想象有异，如今的东柏林部分区域，比原先的西柏林更为繁华。比如曾经见证血泪的波茨坦广场，如今成了柏林电影节的举办地，也布满了各种充满现代感和创意元素的建筑，比如日本人投资的索尼中心、德国国铁总部、戴姆勒大楼等。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在柏林东部兴建了不少商业区，并拆除大量赫鲁晓夫式建筑，复原昔年的历史风貌。
相反，西柏林的运气不太好。它一度是东德人心目中的天堂，但在西德，它却一度险成废弃之地。它甚至没有赶上德国的经济腾飞期，因为许多人担忧它被墙外的东德威胁，被苏联占领，因此富人纷纷移居，大企业也纷纷离开，房价和物价极低。两德统一后，因为财政的倾斜，西柏林仍然一度受到漠视。
如今的柏林街头，与德国其他城市一样，最常见车型是大众，本土生产的宝马和奔驰也十分常见。但说起自驾感受，则与慕尼黑大异。在慕尼黑开车，路上的车规矩，人也规矩，车辆互相礼让，在人行道前礼让行人，行人也绝不会横穿马路。但柏林——这个号称“欧洲最具活力首都”的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却非如此。
驾车进入柏林的那天下午，我先是惊诧地听到了一些汽车喇叭声，途中又见到一家三口和两个老人相继横穿马路——在向以“中国式过马路”著称的祖国大陆，这种情形数不胜数，可在欧洲，却是我头回见到。
当晚，我在柏林街头游荡，看着路旁新旧交杂的建筑时，才突然想到：白天初入柏林所经过的那一段路，两旁颇为整齐划一的火柴盒式建筑，不就是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式建筑风格吗？换言之，那一带是前东德区域，也是各种旅行攻略上对游客谆谆告诫，切不可轻易前往的“危险地带”。
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人用上了西德产的汽车、喝上了西德产的咖啡，但当年在经济和文明上的差距，似乎仍未能填补。
如果是跟着旅行团走马观花，你很难发现这种差异，唯有自驾车、步行于大街小巷等零距离的接触方式，你才会意识到这些微妙的不同。
德累斯顿：工业坠落 古城复兴
德累斯顿也许是两德统一后变化最大的东德城市，当年工厂林立，如今却俨然昔日王城。只是古城周边仍有一些赫鲁晓夫式“火柴盒”，一个个小窗子拘谨呆板，与如今的德累斯顿似乎格格不入，但又无法完全消失。站在德累斯顿街头看地图找攻略，也不会有人像慕尼黑人那样主动过来帮助。
古代的德累斯顿曾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所在地。相比好战的普鲁士，曾是德国文化中心的萨克森向以雍容典雅著称，德累斯顿也因此有“易北河畔最美城市”、“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之称。1945年2月13日，二战已近尾声，并非军事重镇的德累斯顿却突然遭遇盟军轰炸。城中居民连逃跑都来不及，几万人葬身火海，八百年古城沦为废墟。德国文学家豪普特曼曾说：“谁如果不会流泪，就来看看被炸后衰败的德累斯顿。”如今所见的茨温格宫、圣母大教堂、杉普歌剧院等均为战后重建。
从这些非凡建筑的外表来看，你无法相信它们是近年重建的产物。古朴的外观、斑驳的墙身，那些被烧过的黑色痕迹，更分明记录了曾经的战火。可是，它们偏偏就是重建而成，其中曲折令我咋舌。
东德时期，德累斯顿一度“转型”。东德政府醉心于“社会主义建设”，将德累斯顿建造为一个工业城。当然，它原本就有着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传统，在二战前，德累斯顿就是德国相机、钟表制造和高级食品的生产中心，是德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
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古城的复建成为可能，并于1994年正式动工。严谨的德国人用最艰难却也最让人尊敬的方式完成了这次复建，圣母大教堂的重建尤其值得称道，甚至堪称神话。他们在巨大的废墟上，将一块块砖瓦测量、拍照、鉴别、分类并复位，不足部分以新材料补充，人们称这一工程为“世界上最大、最难的拼图”。
2005年10月30日，重建的圣母大教堂完工。在教堂的67米高处，有一个平台，可供人观景。这座古城没有高层建筑，因此观景台可一览城市风光。
据说，德国前总统科勒在落成仪式的致词中，对豪普特曼60年前的名言给予了补充：“谁如果失去了信心，就来看看重建后的圣母大教堂！”
我的晚餐地点就在圣母大教堂前的一家餐厅，这里餐厅和咖啡厅云集，大都很热闹。尽管圣母大教堂、茨温格宫等都已复建完成，但旁边仍有工地，偌大的工地未来不知会变成何等模样。
德累斯顿曾经彷徨。东德曾引以为傲的工业，被西方世界视为“低效率”，逐步遭遇淘汰。作为前东德工业中心，德累斯顿受影响最大，失业率一度高达30%，在德国排名第一。当然，高失业率不能全归咎于制造业的衰落，因为高福利制度，许多前东德人选择了主动失业，坐吃福利。
曾经在封闭的社会主义世界里充满优越感的东德人，在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后，突然发现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西部同胞眼中一文不值，巨大的心理落差显然不是统一后的福利倾斜可弥补。
离开德累斯顿时，我经过了鲁多尔夫·哈比格足球场，这是德累斯顿队的主场。记得我刚刚开始看球时，德累斯顿队还在德甲，几年后，这支球队降级，一蹶不振。
它的全称是德累斯顿迪纳摩队。以“迪纳摩”三字为队名的球队很多，如基辅迪纳摩、布加勒斯特迪纳摩、莫斯科迪纳摩等，它们都来自前东欧。在斯拉夫语系里，它意味着秘密警察的控制。最先提出建立迪纳摩俱乐部的是契卡（即全俄肃反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创始人捷尔任斯基，之后东欧各国纷纷效仿，球队均从属于国安部门。除迪纳摩外，前东欧足坛还有代表劳动组织的“斯巴达”（如布拉格斯巴达、莫斯科斯巴达等）、从属铁路部门的“火车头”（如莫斯科火车头）、从属于军队的“中央陆军”（如莫斯科中央陆军、索菲亚中央陆军等）。中国球迷也能在本土找到相应的例子，比如当年的八一队，曾被誉为“中国阿贾克斯”的天津火车头队等。
两德统一后，这些前东德球队失去了支撑，也失去了特权，面对高度的市场化，它们的坠落不可避免。
魏玛：文化中心的重来
在我的计划中，魏玛是旅途必经一站，甚至是核心一站。筹划路线时，我曾舍弃过许多地方，魏玛却始终与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并列，毫无被舍弃之虞，甚至许多行程还是专门为其而设，不惜走远路。
魏玛只有六万多人口，城市极小，却是德国昔年的文化中心。1547年，它成为萨克森-魏玛公国的都城。1708年到1717年间，巴赫在此生活并创作，李斯特在此担任宫廷乐长。1775年，26岁的歌德来此居住，巨著《浮士德》在此完成。席勒也两度在此生活，并在此写出剧本《威廉·退尔》。哲学家尼采于1900年去世于此……一战后，德国国民议会在魏玛制订了第一部共和宪法，即魏玛宪法，并依此成立了魏玛共和国。14年后，希特勒上台，魏玛共和国灭亡。1937年，希特勒在魏玛建起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德国境内最大的法西斯集中营。
如今的魏玛，宁静秀美，正如当年安徒生所说，“魏玛不是一座有公园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园。”
古城在东德时代曾一度凋零，两德统一初期，也曾有人慨叹它的破败。但如今走入小城，却能看出繁荣与光鲜，在宁静中透出活力。各时代的建筑粉刷一新，在阳光下宛若童话。广场旁的草地上，孩子在奔跑追逐，年轻人席地看书，一如大多数的欧洲城市。
我之所以在意年轻人的数量，是因为两德统一初期，魏玛作为中部小城，一度成为暮气之城，年轻人纷纷去西部谋生。仅剩老人留守的魏玛，只能靠旅游和国家拨款维系。这也是前东德地区的普遍现象，年轻人们带着梦想出发，城镇乡村因此凋敝。
如今的魏玛重新成为德国的文化重镇。歌德故居就在我所住酒店旁边。我还去了席勒故居，并在那条石板路林荫大街的一家餐厅里吃饭。服务员很年轻，却操着一口不比我好的蹩脚英文，这是在慕尼黑见不到、但在前东德地区很平常的情况。
不过，即使魏玛人的英语普遍如我一般蹩脚，但我在魏玛并未感受到预期中的戒意——据说，在前东欧国家，因为曾经的极权统治，无孔不入的监视和举报，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备，这种心态很难消失。作为一个注定走马观花的游客，我倒未感受到这一点，无论是在魏玛，还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
当日傍晚，我在古城的街巷中游荡，游客渐散，小城变得静寂。我特意走向郊外的居民区。清一色的德式庭院，让从小在青岛长大的我十分亲切。小楼大都经过粉刷，在黄昏暗蓝色的天空下显得秀美，一栋小楼大抵有两三户人家，也有一家独占的情况。门口或院内停放的车子都相当朴实。长长的街上再无旁人，大家都早早归家了吧。这突如其来的冷清，想必才是真正的魏玛。
输血之后的东德
如今的德国以欧元为流通货币，当年的货币马克早已成为历史。不过，在一家纪念品商店里，我看到了缩微版的德国马克纪念品，毫不意外地，它分为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
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采取了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通过巨大的财政支持东部经济改革。当时最重要的举措当属东德马克对西德马克的兑换。西德人抛出了大手笔，东德人也获得了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无比欣羡的“福利”——前东德公民可按1：1的比率将手上不值钱的东德马克兑换为西德马克（如按实际汇率计算，东德马克被高估了400%），封顶数量为4万马克。此外，德国政府还征收“团结附加税”，占个人收入的5.5%，用于原东德地区的建设。也正因为新德国政府的包办，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前东德一度转型代价最小，复苏也最快。
当时的东德人因1：1的马克兑换比率，购买力大增。原先在东德倍受欢迎的商品立时无人问津，口袋里有钱的东德人纷纷转而购买质量更佳的西德产品。但后来许多人发现，这个“福利”是短暂的，甚至有负面作用。东德人热衷西德商品的结果是本国的低效率工业进一步萎缩，产品无人问津，大量工厂倒闭，进而使得许多人失业。
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就业岗位减少，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被迫迁移，城市人口减少，税收随之减少，剩下来的老人则需要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政府又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大规模的基建以吸引投资者，就业岗位因此进一步减少。
不过，高额福利还是能够确保前东德地区的变化，道路和住房是最明显的变化。
德国向以路网高度发达著称，但其高速公路在不同地域却有着微妙差别，我在自驾过程中对此感受明显。在经济发达的巴伐利亚州，无论是从奥格斯堡到慕尼黑，还是从慕尼黑到雷根斯堡，高速基本都是双向四车道，罕有双向六车道的路段。路上车也很多，我在慕尼黑机场前往奥格斯堡的路上还经历了塞车。旅途中跑得最欢的一段路，是从德累斯顿前往波茨坦，三百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原因有三，一是沿途很少限速，二是多为双向六车道的道路，三是车少，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路况。
不同路况其实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状况和历史。巴伐利亚州作为德国老牌工业中心，尽管近年来经济已不及汉堡和不来梅乃至黑森州，但底子仍然雄厚，其路网铺设较早，因此路相对较窄，加之如今经济依然向好，车流自然也多，大货车尤其多。从德累斯顿到波茨坦乃至柏林，沿途都是前东德区域，路网铺设大多是近年来的事情，因此道路宽，加之工业不及原西德地区，故而车少。
赫鲁晓夫式建筑仍然存在，但大多刷上了鲜艳的颜色，不复“社会主义的蓝与灰”。
不同的德国 同样的自由
40年的差异，不可能迅速弥补。在德国政府的计划里，东西经济的拉平，预期是2019年。而且，经济并不是唯一。有一项统计结果是这样的：85%的东德人和81%的西德人认为东德人应当为通过和平方式结束社会统一党独裁而感到骄傲。对于“统一后，哪些梦想被实现”这个问题，90%的受访东德人和94%的受访西德人提出了同样的答案：法制和自由。
自由带来的成就实在太多，这一代生于东德地区的年轻人也可算是幸运。他们没有经历过父辈的压抑，自由如同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般与生俱来。因此，他们也没有沉重政治带来的压力——就像我在魏玛、在埃尔福特、在德累斯顿见到的那些年轻人。复杂的柏林有一些例外，但极端分子绝不是主流。
对于前东德人而言，幸福感的高低取决于他的经历与身份。一些原先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对两德统一后的生活表示失望，尽管西德通过各种方式为原东德地区提供高福利，但他们失去了特权，失去了计划经济下的各种免费保障，失去了原先的铁饭碗，仍心有不甘。因此，在各种调查中，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两德统一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年轻人满意度明显高于老人。此外，高学历、具有社会竞争力的群体，满意度也远高于低学历者。
其实，早在柏林墙仍然存在的时期，这种差异就已初现端倪。西德政府曾于1989年做过一个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柏林墙倒塌前出逃西德的东德公民，其特点是“年轻、壮劳力、情绪乐观并受过良好教育”。被调查的537名出逃者，其出逃原因的比例如下：74%的人认为没有言论自由，93%的人认为东德的政治状况在后退。
2011年，《柏林日报》曾公布一项民意调查，10%的受访者认为1961年修建柏林墙“完全正确”，62%的受访者认为“完全错误”。其中，被访的前东德共产党员几乎都认为“完全正确”，这也侧面说明了当年的既得利益者才是如今最失意的群体。
德国作家彼得·施奈德曾写道，“清除大脑中的柏林墙将花上比清除实体上的柏林墙长得多的时间。”对于曾经历过两德分裂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许他们的大脑中从来就没有柏林墙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
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在柏林演讲，题目是《我是一个柏林人》，他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统一后的德国，东西部仍有差异，但自由却是一样的。只要有自由，其他都可以通过时间去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