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红英 摘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两翼”，是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有机整体。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点，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精准识别关键问题，科学研判面临形势，精准把握主攻方向，在制度设计上强化政策集成，在发展动力上强化数字赋能，在要素配置上强化双向流动，在融合空间上强化县域单元。 一、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价值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两大战略举措，对推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把两大战略有机结合起来，系统谋划、一体设计、协同推进，能够从根本上破解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和制度性障碍，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2]。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压舱石”[3]，统筹新型城镇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就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战略决策，开启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新格局。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更加注重农村转移人口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意义。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致力于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生态、组织、文化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4]。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就是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把城市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谋划、系统部署、一并推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架起重要战略支点。 （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采取了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等一系列关系都被扭曲，整个乡村系统的“人”“地”“村”“业”均处于失衡状态，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受到严重削弱，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处理城乡关系的战略导向，党的二十大将“城乡融合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导。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就是积极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将城市和乡村作为有机整体进行考虑，通过资源要素共享、发展机会共享、公共服务共享和发展成果共享，推进城乡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高效配置，加快推动城乡空间融合、产业融合、社会融合、要素融合[6]，实现城乡高水平的“共生、共建、共享、共荣”。 （三）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总的来看，现阶段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面临不少困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任务艰巨繁重。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就是立足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根本问题，从空间共融、产业协同、服务均等、设施互通等方面，破除妨碍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构建起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这将更有利于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增强区域发展的要素集聚能力、产业承接能力、人口吸引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7]；更有利于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拓展城乡居民就业创业空间和增收渠道；更有利于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让城乡居民平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 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逻辑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体两翼”，是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有机整体，二者在目标追求和价值实现上具有较高的趋同性、在地域空间和要素交换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发展动力和实施路径上具有较好的融通性，共同驱动着城乡高质量发展。 （一）从系统论角度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是有机联动的整体城镇和乡村虽然是不同的聚落形态，但二者并不是相互封闭、相互隔离的，而是持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有机整体。从空间系统看，新型城镇化致力于构建大中小城市相协调，县城、小城镇、农村新型社区合理分布的新型城镇等级体系，将农村纳入城镇化的空间范围，更加注重以城带乡。乡村振兴是发展理念的重大提升，强调“跳出乡村看乡村”，将乡村发展置于更大的区域空间进行谋划，更加注重城乡互动。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就是将二者的地域空间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统筹谋划、整体设计，确保空间开发与利用更加合理、更加高效。从社会系统看，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核心都是“人”，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强调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而乡村振兴则更加注重以党建为引领的乡村社会治理，强调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社会。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是人类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无法分割。从生态系统看，新型城镇化要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倡导城镇低碳生活，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城镇。乡村振兴则更加注重乡村生态振兴，强调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保护，致力于为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生态本底。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处于同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之中，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全面振兴，都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二）从动力论角度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同向的策动力动力是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城镇产业发展和城镇规模扩张，其根源在于各种要素在城镇的集聚和高效配置。乡村振兴则不同于新型城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削弱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激活自身发展动能，更需要注入外部动力。总的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同向策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首先，从人口流动上看，农业转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一方面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有效发挥了人口集聚效应，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为乡村发展腾出了空间，推进了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间接促进了乡村发展。因此，城镇对人口的“拉力”和乡村对人口的“推力”，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其次，从产业发展上看，城镇二三产业是引领区域发展的主动力，是决定区域发展水平和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重要引擎。农业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不仅可以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还可以为工业生产提供大量原料，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随着乡村多元功能价值的开发，乡村产业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重要。总之，城乡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融通性[9]，高水平推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 （三）从价值论角度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目标的一致性从价值目标上看，新型城镇化追求“城”的比重上升，要将更多的乡村变为城镇，而乡村振兴则追求“村”的保护和发展，要振兴乡村。二者的目标追求看似矛盾，其实则不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10]。因此，从我国国情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不仅不矛盾，而且具有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以人为本。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强调的以人为核心，还是乡村振兴强调的人的现代化，二者关注的焦点都是“人”，都强调人民至上，发展的目标都是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生活。二是立足要素协同。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以解决乡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以及资金缺乏等难题。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振兴释放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坚实支撑。三是立足长期共存。新型城镇化强调不同层级的城镇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乡村振兴强调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二者都是立足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共同致力于维护“城”与“乡”长期共存，并推动“城”与“乡”优势互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四）统筹解决城乡居民持续增收与绝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措并举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8389元增加到2022年的20133元，增长了1.4倍。但是，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增加等影响，城乡居民持续稳定增收压力加大，总体增速明显放缓。2012年至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为9%,2020年至2022年平均增速为5.9%，降低了3.1个百分点。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从7.5%降到了3.4%，降低了4.1个百分点。从收入差距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下降到2022年的2.45，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却持续拉大，从2012年的16176元扩大到2022年的29150元，绝对差值增加了12974元。统筹解决城乡居民持续增收与绝对收入差距扩大，需要全方位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尤其是要把农民增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确保城镇居民持续增收的同时，要不断提升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的“加速度”。 三、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有效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但随着国内外发展形势变化，以及城乡关系发生深刻调整，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统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人才入乡返乡就业创业问题当前，新型城镇化进入到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留在城镇、融入城镇。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吸引更多人才入乡返乡就业创业。如何统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人才返乡就业创业问题，充分开发人力资本，实现人力资源最优配置，是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亟待破解的现实难题。从人口流动方向看，目前仍以由乡到城的单向流动为主，双向自由流动的发展格局尚未形成。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2年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由53.1%上升至65.2%,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与此同时，2012年至2022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仅为1220万人。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看，还存在市民化成本较高、社会融入能力不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降低等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尚未与城镇居民享有完全同等权利[11]。同时，各级各类人才入乡返乡就业创业，也面临着创业资金短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配套政策不健全等问题。统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人才入乡返乡就业创业，需要让进城人口加快市民化进程，需要为各级各类人才回乡畅通渠道，从根本上架起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的桥梁，实现“进城人口”和“入乡人口”均能高质量就业和可持续发展。 （二）统筹解决城镇建设规模扩张与加强耕地保护问题土地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要素，既是开展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土地利用上，如何解决好城镇规模扩张占用土地与加强耕地保护相矛盾的问题，是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无法回避的难题。从新型城镇化方面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居民住宅、商业设施等均占用了大量土地。同时，还存在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方式粗放、内涵式挖潜不足等问题。从乡村振兴方面看，耕地保护存在建设占用和生态退出双重压力，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现象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统筹解决城镇建设规模扩张与加强农村耕地保护，必须坚守底线，科学合理制定城镇用地规模以及标准，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保护[12]。 （三）统筹解决资金需求加大与多元投入不足问题无论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从新型城镇化看，按照202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值乘以当年人口总数测算，2022年我国约有2.5亿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完成市民化，根据研究测算，每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13万元[13][14]，据此推算，将这部分人口全部进行市民化转变，需要的资金总量至少为20万亿元。从乡村振兴看，各级各类财政资金投入巨大，2021年以来，仅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累计达5000亿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仍然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此外，从资金投入结构看，财政资金占比较大，多元化的社会投入机制尚未健全。统筹解决资金需求加大与多元投入不足，需要在扩大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和撬动更多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投向城镇化和乡村振兴领域，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新格局。 四、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形势分析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今后十五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重组，城乡空间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构，城乡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的重塑，构成了面向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背景。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科学研判面向2035年城乡关系演进的趋势规律，特别是未来城乡关系发展的一些重大结构性、趋势性变化，来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一）乡村人口占比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等现代化力量的叠加推动下，乡村地域系统与城镇地域系统之间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持续交换，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1）》预测，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2%左右，城镇化进程将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届时仍有4亿左右人口留在农村。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减少，农村老龄化问题将会日益严峻。从日本现代化进程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城镇化，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和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2020年城镇化率高达93%，农业从业人员中60岁以上的占79.9%,70岁以上的占51.1%。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农村60岁、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分别为23.8%、17.7%，比城镇高出8.0个百分点、6.6个百分点，超过了“老龄社会”标准。有学者预测，到2035年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会超过30%。未来我国农村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下降和深度老龄化，将会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战略带来严峻挑战。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必须以城乡人口结构演进趋势为基点，统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化。 （二）农业“两个比重”持续下降，乡村价值日趋多元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业增加值比重和乡村就业人数比重“双下降”是产业结构演化的必然趋势。2021年日本、韩国农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4%和1.8%，乡村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1.5%和6.8%。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符合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从2012到2022年农业增加值比重由10.1%下降到7.3%，乡村就业人数比重由34.8%下降到22.9%。农业“两个比重”的持续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处于边缘地位、农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与之相反，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将全方位全链条重塑农业各领域各环节，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占据主导地位，农产品加工和农业生产性服务将成为带动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特别是农业生产托管的高度发达，乡村就业结构将深度变革，小农户将加速分化，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将大幅减少，为农服务人数将大量增加。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农业增加值比重将下降到5.2%，乡村就业人数比重将下降到10%。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系统考量和精准把握乡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深度变革的整体趋势，搭建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开发农业农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多元价值，打造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科普教育、田园社区等功能于一体的城乡共同体。 （三）农村空心化日益加剧，城乡空间体系面临重构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乡村“空心化”是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经的“阵痛”。未来，我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将日益突出，部分村庄可能会整体消亡。从日本现代化进程看，乡村数量由1956年的4668个下降到2022年的1718个，63.2%的村庄整体消亡。应该看到，乡村“空心化”和村庄消亡既是严峻挑战，也是重要的战略机遇。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必须顺应乡村“空心化”趋势，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利用农村闲置的资源资产，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支持返乡回乡人员创新创业，使乡村成为高活力创新创业的空间载体。同时，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的高度发展，城乡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信息化网络化缩短了时空距离，拓展了居民活动范围，空间资源配置方式、区域联动模式、时空交换效率等将发生显著变化，城市、郊区与乡村逐渐融为一体，城乡二元分割将向城乡连续体转变。因此，要以数字化网络化持续推动城乡空间融合，提高城乡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供给水平，以“城市连续体”“城乡共同体”的均衡形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五、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攻方向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深刻把握工农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15]。 （一）在制度设计上强化政策集成，更加注重实效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取得了重要成效。但同时，政策改革的条块分割、单兵突进特征突出，存在着政策“碎片化”“部门化”以及配套不够、政策冲突等集成不足问题，导致政策关联性、互动性不强，政策精准性、实效性弱化。随着城乡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深度重构，乡村地域的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将随之发生变化，城乡关系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对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要求更高，以往单项突破或局部推进的方式已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16]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更加注重政策协同配套，以责任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动部门有效协同，打破跨部门、跨层级合作的障碍，明确各部门各层级在政策集成中的作用，建立跨层级、跨部门、跨系统的数据共享与流程再造机制，力争实现即时感知、科学决策、高效运行、智能监管的新型多中心协同治理，促进土地、资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形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 （二）在发展动力上强化数字赋能，更加注重持续性数字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全新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将推动乡村形成一系列根本性、结构性、趋势性深刻变革，驱动乡村功能、产业形态、人口结构、村庄布局等颠覆性调整，已被公认为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基本动力，也必然会成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驱动力。要坚持数字乡村与新型智慧城市一体设计、协同实施，推动城乡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生态相互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用，大幅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要加快乡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商务、民政、邮政、供销等部门农村信息服务站点的整合共享，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加快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制造、旅游、养老、商贸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引导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智慧金融平台企业将产品和服务下沉到乡村，提升城乡数字产业综合实力。强化数字公共服务新供给，统筹推进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建设，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惠民服务体系。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的智慧治理机制，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网上政务服务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城乡治理一体化。 （三）在要素配置上强化双向流动，更加注重高效性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大市场。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保障进城农民合法权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人才持续外流等问题，高水平打造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慎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建立“三农”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继续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加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力度；着力优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持续提高金融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能力与水平，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鼓励财政支持城乡融合发展及相关平台和载体建设，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投入现代农业、乡村产业、生态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四）在统筹空间上强化县域单元，更加注重协调性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县域是国家治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最直接、最有效的空间载体，有利于畅通城乡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良性循环互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注入资金、人才、技术等先进要素。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要优化县域空间结构，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以规划一体化促进城乡空间融合，统筹城乡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布局，构建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节点、以农村为腹地的城乡融合发展空间体系，形成田园乡村与现代城镇交相辉映的城乡发展形态。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平台载体，推动城乡产业多重业态协调发展。支持一批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良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发展，创新性开展以县域为主体的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参考文献：略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政策集成机制、效应评价与优化路径研究”(22AJY026) 作者简介：袁红英，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 文章根据平台发文规则进行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