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起初的人生规划像大多汉族士大夫一样，以科举为仕进之路。未料太平军兴，不得不弃文从武，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仅十年时间，刘坤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秀才，成为万众瞩目的封疆大吏。当老一辈先后谢世之后，他扛起了湘军集团的大旗，成为“东南半壁，擎天一柱”，与张之洞、袁世凯共同支撑危局。

然，刘坤一其人骨子里不是一个革新派，也可以说是湘军集团中的保守派。甲午战争期间，刘坤一畏首畏尾受到清流派的指责，也因此一度在籍赋闲十年。

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岁月中，刘坤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总体来说还算是晚清名臣。

故事以此为开头，诸位且随着御史的笔触，去探寻湘军大佬刘坤一的人生轨迹。

道光十年，刘坤一出生于湖南新宁县一个世代耕读之家，其父刘孔浚是当地县学生员，早年与曾国藩略有交情。老刘家在当地很有名望，属于典型的中等地主之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读书应举自然是不二的选择。

刘坤一天赋高，聪明且好学，八岁时就已开蒙，14岁正式参加科举，16岁那年通过院试获得秀才功名，并在不久后成为秀才中的战斗机——廪生。

道光二十九年，刘坤一应长沙会试不第。科举时代，乡试的录取的难度最高，当时湖南一省有7000多名考生应试，而举人的名额仅有45人，平均下来差不多150人中录取一人。

刘坤一落榜也在情理之中，此时的他不过才19岁，来日方长，如果坚持考下去，说不定在下一次乡试中，就能拿下举人功名。

也是命中注定刘坤一无缘科举，咸丰元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短短数月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刘坤一的人生规划。

咸丰五年，刘坤一以一名秀才的身份背井离乡，随湘南的楚勇出境攻打太平军。这支地主武装由道员刘长佑统率，先后攻陷湖南茶陵、郴州、桂阳、宜章等州县。刘坤一以勇猛顽强、奋不畏死获得嘉奖。

刘坤一是刘长佑的族叔，而年龄较小，从军后颇受其提挈，故对刘长佑以“师视之”。咸丰六年初，太平军再次向江西发展，席卷临江、袁州、抚州、建昌等府州县，湘军被围困，刘长佑率师增援，刘坤一自领军队一营，冲锋陷阵。

袁州之役，太平军将领李能通投降，刘坤一因此被保以知县、直隶州知州。七年，以知府选用，赏加道员衔。八年，刘长佑因病回籍休养，刘坤一代统其军，自袁州东下，渡赣江，连下抚州、建昌等府，又以道员归部即选。

咸丰八年二、三月间，翼王石达开由江西，转战闽、浙，次年又到湖南境内。刘坤一自江西跟踪太平军作战，解永州、新宁之围，加盐运使衔。随后又尾随石达开入广西，夺占柳州等城池。

咸丰十年，刘长佑被擢广西巡抚后，所统军队便全部由刘坤一带领，以布政使衔驻柳州，继续围剿太平军及天地会起义群众。

次年，刘坤一又和蒋益澧在浔州府扑灭陈开、李文茂等的“大成国”，因功补授广东按察使。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赴广州就职，闰八月二十三日，又获简授广西布政使之命。

与此同时，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去广州就任，刘坤一则回广西统率军队。时“大成国”的余众继续活动。黄鼎凤、范亚音、姚新昌、吴亚忠等农民武装占据贵县、横州、永淳等山寨，其中以黄鼎凤的实力为最大。

同治三年四月，刘坤一以优势兵力攻占贵县平天寨，黄鼎凤被俘，刘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黄及其三妾和儿女加害。

行刑之日，先将黄的三妾、两子、两女押跪台下，每杀一人，以首级示黄，然后将黄等处死。刑毕，又将黄鼎凤、周竹岐二人的“首级及心肝祭奠阵亡弁勇官绅，并取出黄鼎凤之胆，表现了对革命农民的凶残狠毒。

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刘坤一在南昌就任江西巡抚，从咸丰五年算起，刘坤一从一个秀才成为巡抚，前后也就花了十年时间。

这时，曾国荃已经攻陷天京，大批太平军散处各省继续斗争，其中康王汪海洋领导的一支，辗转到达广东嘉应州。清廷把这数万人仍视为心腹之患，调动闽、粤、赣三省清军，在闽浙总督左宗棠节制下，进一步加以围攻。

刘坤一刚到南昌，即奉命奔赴前线督师。先是，湘军记名提督娄云庆、记名按察使席宝田已统军自赣入粤，并分军在江西定南厅布防。汪海洋等由平远转战兴宁、长宁，部分太平军进逼江西龙南、定南一线，欲乘隙重返江西。

刘坤一离南昌亲至赣州坐镇，以确保南安、赣州、吉安、临江、袁州、瑞州等府州县。太平军对江西的袭击不得手，又折回广东，转战于和平、连平一带，将连平攻下，“筑垒聚粮，似为负固之计”。

而两军争夺的焦点仍集中于江西龙南、广东和平。后汪海洋由龙川、兴宁迂回经平远、镇平，进扰福建邵武，拟打开北进的通道。由于清军防守严密，复折回嘉应州，于十月二十一日占领州城。

嘉应州的克复，并不表明太平军的胜利，反而使它在战略上陷入被动。这一点被刘坤一看的清清楚楚。他认为：假若太平军能冲过邵武，直接北上，而不折回，将立于不败之地。但如今太平军“聚处一城，三省官军连营而进，四面深沟高垒，使如槛兽釜鱼”，必可悉数殄除”。

所以他提出“宜急速之于嘉应城中，使之坐围，庶可制其死命，则合围未可稍缓也”。这是刘坤一凭着多年对太平军作战的经验，所作出的判断。

果然，困守在嘉应州城的太平军开始突围，受到四面八方敌人的聚歼，汪海洋壮烈战死，军队以群龙无首，四散奔逃。此战朝廷深表嘉奖，刘坤一因功获得头品顶戴的赏赐。

同治五年三月，福建崇安县农民“吃斋立会”聚众起事，号称“斋军”，势力蔓延到江西上饶、铅山等县，共有六、七千人，刘坤一派席宝田率部镇压。同时，西北部的义宁州、万载县的“斋军”亦活动频繁，抢劫团局，焚杀富户，遥遥与之相呼应。

南部赣州、南安、宁都三州府，毗连福建、广东两省，情况更为复杂，“伏莽甚众，常以抢劫营生，民气最强，动辄互相械斗”。刘坤一当时都以严厉的手段对待，派兵搜山，遍立保甲，农民稍有反抗立置重典。

同年九月十八日，继“斋军”之后，又发生铅山县茅排地方造纸和挖煤手工业工人的暴动。这件事恰巧发生在刘坤一赴广信府阅兵之际，他便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前去弹压。十月，又有会党号召群众袭扰义宁州城。

同治六年，奉新县群众抢劫书院、店铺。七年，东乡县爆发了农民抗粮起义。四月二日，抗粮农民再次进城，拥入县署，殴伤知县，痛击平日为虎作怅的差役。他们不但拒绝纳粮，并对想交纳钱粮的富户进行恫吓说：“谁违反规定即行捉人烧屋”。

刘坤一惊呼连年农民抗拒粮捐，“捆捉书吏，挟制官长为常事”，对封建统治威胁极为严重。最后，派副将何明亮、道员何应祺率兵才予以平息。

同治九年三月，新昌县手工造纸厂工人因业户扣发工资，举行罢工，并欲联合会党，准备举事。刘坤一鉴于事态严重，上奏弹劾了肇事的局绅、业主、知县；同时，派道员缪德菜等驰往查办。

不过他在江西巡抚任上九年读哟时间，调兵遣将，东奔西跑，始终未能扑灭农民反抗的怒火。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刘坤一奉命继李宗羲之后署理两江总督。但是几个月后又奉命调补两广总督。刘坤一对洋务运动是持保守态度的，他赞成造船铸炮，而对于电线、铁路等洋务事业，却看作“变华为夷”，“期期以为不可”。

当时，左宗棠正准备出关，收复新疆失地，而李鸿章一派却大倡海防之议，朝内外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刘坤一拥护左宗棠出关的主张，给左写信说：若放弃新疆，“我弃人取，中国十八省将悉为大、小科斯，不独关、陇无安枕之日”。

又说：“天下正气，系公一人，伏望为国为民，节劳自爱。”“凡老成亦莫不以缓西北而急东南为非策，此其最大者耳”。

刘坤一在两广总督任上干得也不是很顺心，随着法国侵略越南的加紧，两广边防亦日益吃重。但广东的吏治、营伍、盐政等都十分败坏，时称：

“如文武各官到本任者仅二三成，余皆辗转调署”；“练兵虽云八千人，其实无一二千整数；捕盗之员弁兵勇棋布星罗，而劫案层出不穷，破获殊不多靓；缉私鱼柳一气，徒为掩耳盗铃”。

刘坤一上任后大力整顿，添雇轮船，严缉私盐；官收余盐，发商领运；严禁赌风，统一鸦片厘金。并于光绪二年八月，兼管粤海关监督。

光绪三年，广东全省大水成灾，晚稻歉收，饥民流离失所，暴动时有所闻。二百多饥民在欧就起的领导下，一举攻占佛冈厅城，引起极大震动。刘坤一派总兵郑绍忠、副将邓安邦督带兵勇分途围剿。十二月，海南岛儋州、临高县客民暴动，总兵郑绍忠、雷琼道王澍率军围剿，烧村庄、杀村民。

光绪五年四月，临高县番区凹被攻下，村民退入岩内，军队采用杀尽斩绝的办法。“斩取草薪，堆积岩口，纵火焚攻，烧毁男妇悍贼数百人，伏尸枕籍”。“追斩复百余人，余悉赴水淹毙。” 是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病死与两江总督任上，朝廷正值用人之际，由刘坤一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不久，中俄两国因伊犁问题日趋紧张。沙俄政府在两国边境和海域部署军队，对清政府拒绝批准丧权辱国条约和惩办崇厚施以恫吓，一时战争之说甚嚣尘上，清廷一再督促南、北洋大臣刘坤一、李鸿章加强辖区防务。

刘坤一虽口口声声称防务之重要，“不恃敌之来，恃我之有以备敌，必能战而后可言和也”。然而，对严惩崇厚失职，却表现出畏缩情绪。他深怕因此得罪英、法，而招来俄国的侵略战争，主张“暂缓崇狱，而令英居间，以舒目前。”

这种畏战求和思想正迎合了清廷的退让政策，终于在光绪六年五月十九日宣布对崇厚暂免斩监候，仍行监禁。

当时，清流派大多数成员主张对俄采取强硬立场，坚持废约，严惩崇厚。以张之洞为代表猛烈抨击军机处和刘坤一、李鸿章等。他说：

“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身为干城，甘心畏蒽，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悻之计。”“如果欲释崇厚，则必将南北洋大臣立加严谴，仍责令戴罪急修水陆防务。枢臣等职司筹笔，亦宜训谕督责，饬令实心捍患，战守兼权，无得专恃迁就为长策。”

最后，清廷终以妥协政策赦免崇厚，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使俄重开谈判。

刘坤一看到清流派在这一场外交斗争中的坚决态度，赢得舆论界广泛的赞扬，因而称张之洞、张佩纶“实为后来之秀”，他准备金钱收买他们，结果遭到拒绝。他感慨万端，叹息自己的失败，称：“自惟粗才俗吏，不能罗致清流，而亦不欲轻为罗致，自甘于忠厚而已。”

光绪七年六月，张之洞在《慎重疆案片》中揭发刘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乐，比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认为他不能胜任现职。

不久，清廷召他进京述职，并免去两江总督，由左宗棠继任。从此，刘坤一在家赋闲家居十年之久。为此他大肆攻击清流派为“鸾枭同群，兰艾并植”，以发泄他的不满。

在刘坤一赋闲家居的这段时期里，清王朝危机四伏、内外交困，慈禧鉴于形势危急，不得不起用湘、淮两系重要首领以支撑危局。在这种情势下，刘坤一再次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

刘坤一代表着湘系势力，声望日渐煊赫，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势力遥遥相抗。时长江流域屡次爆发群众性反教会斗争，江苏境内丹阳、江阴、无锡、金匮、阳湖、如皋等处焚毁教堂的案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刘坤一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匪徒潜窜，捏造无据之言，煽惑愚民，聚众滋闹”，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动辄对出事地方官吏摘顶记过；对教会凭藉特权，横行不法的行为，反而美化为“好行其善”，并以赔款道歉换得暂时的苟安。

光绪二十年六月，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由于慈禧、李鸿章的失败主义方针的指导，以淮军为主的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战火迅速烧到我国辽东半岛，京师震动。

在此紧急关头，一部分主战派纷纷揭露淮军的腐朽无能，攻击李鸿章的畏战求和，主张抽调湘军挽回败局。十二月二日，朝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到山海关驻节，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继续作战。

这时，刘坤一年已衰老，且前线军队系统庞杂，矛盾重重，所以他寻找种种借口，踟蹰不前，苦苦哀求朝廷收回成命。

他自称“生长湖湘，自效力行间及服官各省，均在大江以南，于东北一切情形非所素悉。况现在关内外各军统将，多不相习，且或系将军、巡抚，或奉命帮办，未便由臣节制。加以衰老之躯，猝应艰巨，万一贻误大局，关系非轻。”

直到十二月十九日，湘抚吴大激统带所部及魏光焘、吴之恺各军拔队出关之后，朝廷再次催促他担负关内外防守和作战的责任。在三令五申之下，刘坤一只得次年正月从天津动身，乘火车到山海关。

刘坤一到山海关之后，毫无振作，丑态百出，“一日讹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悖谬如此”。正月二十八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北洋舰队覆灭。

二月初八日，关外日军陷牛庄、营口，越辽河，侵夺田庄台，湘军闻风溃逃。同时，日本海军又攻占了澎湖。主战派的希望全部破灭，不再反对议和。清政府完全屈服下停战令，不久签订《马关条约》。

刘坤一虽以未能指挥诸将取得战争的胜利来请求朝廷给他处分，但却是一些言不由衷的官样文章。在忙碌调遣和裁撤军队之后，又从署督张之洞手中接回两江关防。

当他听到李鸿章签订屈辱求和的《马关条约》，割去台湾和辽东的大片领土，另外还需付出巨额赔款时，曾电请军务处代奏说：“兵尚可用，和可暂缓”。

台湾巡抚唐景崧在绅民支持下宣布成立民主国，他特派道员易顺鼎持函到台表示支持，并同张之洞就援台饷械一事进行磋商。

时过一月，形势发生变化，他又立即反过来攻击唐景崧“不自度量，只增中国之辱”。又要求督办处强制刘永福离开台湾内渡，否则即革去他南澳镇总兵一职，以避免日本有所藉口。

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再行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幽禁在南海瀛台，散布病重消息，以欺骗舆论，混淆视听。上海租界外国报纸不断刊登文章，揭露这一阴谋。

刘坤一致书荣禄，表示担心这种弄虚作假的把戏招致严重的后果，建议“停止医案，明降谕旨，声明病已痊愈，精神尚未复元，当此时局艰难，仍求太后训政，似乎光明正大，足以息众喙而释群疑”。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慈禧立载漪的儿子溥儒为“大阿哥”，废立之说甚器尘上。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一千二百多人联名呈总理衙门代奏，要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念。”

各省督抚对废立一事皆不敢言，只有刘坤一提出异议。他向荣禄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再加上英国人已提出警告，这样光绪帝有名无实的皇位算保持住了。

此后，刘坤一在督抚中的地位颇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是长江流域的实力派，清廷和在这一带有利害关系的各国都另眼看待他们。不久，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五月十九日，刘坤一即电总理衙门奏请“定计主剿，先剿后抚”。

随后，又致电张之洞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屡电奏请速剿匪，闻仍主抚，并禁洋兵进京”，“一国且不敌，况各国乎?”

八国联军出兵攻天津时，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华仑即受命就保护长江流域英国的利益同刘、张二督进行接触。五月大沽开战之后，刘坤一把上海道余联沅和英国领事秘密接触通报张之洞。

二十五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上谕，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视为“矫诏”，拒不遵行，并加派军队保护教堂等。刘、张通过盛宣怀从中牵线，经上海道余联沅代表刘坤一，道员沈瑜庆、陶森甲代表张之洞，三十日与上海各国领事订立所谓的《中外互保章程》，也即东南互保条约。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偕光绪帝逃往西安。她为了推卸自已的罪责和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于十二月初十日发布变法上谕，表示朝廷要力图振作，实行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设立督办政务处为新政的执行机构，派庆亲王奕助，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参预其事。

此后数年间，清政府在新政的名义下，陆续实行了一些目的在于稳定和加强清朝统治的所谓改革。时王公大臣、地方督抚等均有条陈上奏，而以刘坤一、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著名(通称“江楚会奏三折”)。

他们在三疏中，系统地提出整顿中法，仿行西法的主张。疏上以后，博得慈禧的赞许。此后数年内，清政府的所谓新政，大抵以刘、张二人的奏折为蓝本。

刘坤一、张之洞，再加上后起的袁世凯在清廷流亡西安时，共同支撑了危局。十月，慈禧回銮前，上谕特别表彰刘坤一等“共保东南疆土”的“功绩”。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六日，刘坤一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七十三岁。清廷优诏赐恤，追封他为一等男爵，赠官太傅，赐谥“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