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原因，中国新疆地区与苏联有特殊关系。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杨增新主政新疆，新疆处于地方割据状态，直到抗战后期中央政府才实现对新疆的直接控制。

民国五年（1916年）9月，俄属哈萨克斯坦等地爆发反俄起义，起义失败后，有30余万俄属难民进入新疆；十月革命后又有旧俄白卫军败兵及难民3万多人进入伊犁、塔城。

当时新疆本省军队不足万人，如何处置入境俄人成为关系新疆安危大事。

杨增新对俄国“红白党争”严守中立，按国际公法，对难民尽量遣返，对入境白军解除武装，予以妥善安置。

民国十年（1921年）夏秋，入境白军在塔城和阿勒泰地区举行叛乱，苏俄红军与新疆当局达成协议，入境平叛，消灭白军主力后，撤回苏境。

这是红军最早的一次进入新疆。当时北洋军阀主政北京政府，无力顾及新疆事务，对红军入境平定白军取默认态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后，盛世才出任临时新疆边防督办，上台伊始，便标榜亲苏，信仰马列主义，多方与苏方联络，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敉平马仲英等武装反抗者，抵制中央政府收回对新疆行省的管理权，维持地方割据的局面。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以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为首的“研究苏联在新疆的政策”委员会，8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下达“对新疆工作的指示”，派红军支持盛世才。

当时，马仲英部在达坂城击溃盛世才部，与东路军马全禄部合兵一处，围攻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张培元在伊犁通电反盛，亦举兵向迪化进发。盛世才政权岌岌可危。11月由红军不同兵种组成的“塔尔巴哈台志愿军”从霍尔果斯入境，在10架飞机和数十辆装甲车配合下，占领惠远城，张培元兵败自杀。入疆红军原路返回。

马步英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中旬，另一路约3500人的红军部队，从塔城巴克图边卡越过中苏边界，换穿中国军服，对外称“阿尔泰军”，直接开赴迪化。2月8日，迪化解围，3月初帮助省政府军攻克达坂，随即撤回苏境。马仲英率部逃往喀什。盛世才的部队尾追马仲英进入南疆，攻克巴楚，围困喀什。此时苏联吉尔吉斯一个骑兵团从伊尔克斯塘入境，进逼喀什。马仲英走投无路，与苏方谈判，放下武器，于当年6月7日携带眷属幕僚并大量金银珠宝逃往苏联。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苏联再次出兵南疆，以机械化部队一个团的兵力，帮助盛世才消灭了马仲英余部马虎山的势力。

至此，苏联经多次动用军队帮助盛世才稳固了政权。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个红军骑兵加强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东疆要冲哈密，对外称“新疆归化军骑兵第八团”，当地群众称其“红八团”。

红八团实际上是一个加强旅，长期驻守哈密，防护西北国际公路，保证苏联援华物资的运输安全，同时也有防止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新疆之意。事实证明，盛世才完全是在苏军援救下免于覆亡，并巩固政权的。

苏军多次入疆，先后入援红军六七千人，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在事先没有得到中国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但由于入境红军做了巧妙伪装，新疆当局进行严密信息封锁，当时国民政府并未详知底里；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是中国主要援助国，红八团进驻哈密的名义又是为了保卫西北交通线的安全，由于这些原因，国民政府没有对苏联提出交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4月，盛世才发布“八大宣言”，新疆省政府成立时又通过“十大纲领”，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正式形成“六大政策”。“六大政策”的核心是反帝、亲苏，与亲苏政策相应的是纳共，即接受中共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中共合作，进行全民族抗战。

乃振甲

平定马仲英部后，盛世才首先聘请苏联顾问整编军队，淘汰近半数老弱，留12000人，由苏联军官按红军操典进行训练，并用苏联武器改善部队装备，省军战斗力得到提高，苏联对军队的影响也随着上升。

苏联顾问、专家直接参加新疆省政府工作，军事顾问马林科夫、财政顾问米哈尔曼，还有银行、农矿方面的顾问，他们协助整理财政、计划经济建设、整编军队等各项工作。

苏联顾问还帮助盛世才建立了两个要害部门，一个是包国宁（普利豪特卡）出任新疆政治监察管理局副局长，协助新疆建立保安机关。另一个是边务处，它是共产国际情报局派驻新疆的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专门搜集新疆邻省、邻国的情报；边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苏联和联共党员手中。

为增强盛世才实力，苏联、共产国际为新疆输送了大批兵员和干部。

首先，苏联将九・一八事变后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军加以改编，通过苏联国境分批送到新疆，仅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的一次就有3500多人，先后共有一万余人被编入新疆省政府军，他们随即成为与马仲英作战的主力。同时，应盛世才的请求，苏联和共产国际派遣一批联共（布）党员和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其中有张义吾、陈忠、熊效远、胡鹏举、王立祥（曾秀夫）、王寿成（俞秀松）、刘贤成（任岳）、满素尔（维吾尔族）、栾宝亭（嵇直）、万献庭（张一范）、郑义均（郑一俊）、王宝乾（赵实）、于成发、赵云蓉、高秀影（王一）、陈培生（刘敬忠）、赵国元（赵雨时）、阿拜（哈萨克族）、哈的尔阿吉（维吾尔族）、色以提阿吉（维吾尔族）、哈森木（维吾尔族）、毛泽民等人。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向新疆派遣干部的同时，积极推动盛世才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而盛世才正需要中共的帮助。其最重大行动是欢迎西路军进入新疆。

中共中央为了夺取宁夏和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命令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五军团西渡黄河，成立西路军。西路军在甘肃遭到惨重伤亡，其左支队400余人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处星星峡。

陈云、滕代远经莫斯科迎接左路军，将他们带领到迪化，安排在迪化东门外营房驻扎，对外称“新兵营”。10月中共在迪化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由中共驻新疆代表领导，从此中共与盛世才正式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1月，盛世才与苏联订立了一份绝密条约——《新苏租借条约》（简称“锡矿条约”）。该约规定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在新疆探寻、考察、开采锡矿及其副产品（即一切有色金属）之特殊权利，苏联有权在新疆境内勘探、开采、炼造精品和制成品，有权建设矿坑、洗矿厂、修理厂、仓库、房舍、建筑物、宿舍、事务所、医院、学校；有权利用一切自然资源，设置水电与他种建筑；有权修建道路，包括铁路，电网，等等。

显然，按此条约规定，新疆有色金属矿藏将拱手让与苏联，“新锡”所有业务用地将变成苏联的租借地，苏联有驻兵权。更骇人听闻的是条约有效期长达50年，在条约有效期内，不允许任何外国资本在新疆参加锡矿及其副产矿物的开采。

按盛世才的说法，斯大林派人强迫他一字不改地在该约上签了字（盛世才以个人名义签字，没有加盖新疆省政府公章）。但事实上并非强迫。

乃振甲

盛世才曾两次向斯大林要求，新疆加盟苏联，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他本人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秘密加入了联共（布），组织关系归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证号码为1859118），盛世才甚至愿将整个新疆都变成苏联的一部分，对签订“锡矿条约”还有什么强迫不强迫的呢！

这样一来，由锡矿条约所引发的“新疆问题”就使整个中苏关系复杂化了。

在苏联的援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盛世才推行六大政策，使新疆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保证了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对全民族抗战提供了重大助力。但盛世才恰恰是利用苏联的援助，在不断增强实力的同时，加剧了分离新疆、分裂祖国的活动。

尽管苏联两次拒绝盛世才使新疆加盟苏联的要求，但国民政府对苏联疑虑却逐步加深。认为苏联既有吞并新疆的阴谋，又有足够的武力，不公然以武力占领新疆，是由于现实的国际形势“在政略及战略上，均属不利而已。”

为收复新疆主权，国民政府时刻等待机会，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同时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德国宣战，中苏同为反法西斯国家，正式结为同盟国。

恰在这种时刻，爆发了苏德战争，苏联无力顾及新疆。国民政府的机会来了。

乃振甲

被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政治投机家盛世才认为苏联必败，掉转头来投靠蒋介石。他精心炮制出一个四・一二阴谋，实行反苏，向蒋介石递送见面礼。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命人刺杀了自己的胞弟、时任机械化旅旅长的盛世骐。

盛世骐原任督署卫队团团长，曾到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思想进步，主张亲苏，对盛世才政治态度不满，盛世才嫉恨在心。盛世才杀自己的胞弟，一是为了清除握有兵权的政治异己，二是为了炮制骇人听闻的阴谋暴动案。

事发后，盛世才逮捕了藏谷峰等一批“人犯”，严刑逼供，罗织罪名，迫使藏谷峰等人供认“阴谋暴动组织”预定在四・一二革命纪念大会上举行暴动，推翻省政府，诬供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苏联军事总顾问拉托夫，以及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徐杰、民政厅长周彬等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是暴动阴谋主犯。

以供词为证据，盛世才开始进行疯狂的反苏活动，彻底戳穿了自己政治投机分子、反动阴谋家的真面目。

5月10日，盛世才致函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铁木辛哥，指责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和总军事顾问拉托夫将军以及在新疆的其他苏联工作人员，参与“四・一二暴动案”。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由于事出突然，苏联政府大为震惊。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7月3日，莫洛托夫复信盛世才。

这封信与其说是回复盛世才的，莫如说是写给蒋介石的。因为全信的重点不在于揭露盛世才制造四・一二阴谋暴动案的险恶用心，而在于揭露盛世才反蒋、反中央政府、分裂国家的事实真相，揭露盛世才出尔反尔政治投机分子的真面目。

从盛世才制造了所谓阴谋暴动案后，蒋介石就不断派人到迪化做拉拢盛世才的工作，特别是蒋介石派亲信大员朱绍良、翁文灏、毛邦初莅新向盛世才交底，促使盛世才决心对蒋效忠。

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转交莫洛托夫信件之后，蒋介石当即表示，凡是有关新疆事务，苏联政府应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可与盛督办谈判。7月16日，蒋介石会见潘友新说，关于莫洛托夫转来的报告，盛世才业已有报告送达，他准备派朱绍良将军前往新疆就地调查解决，盛世才是可以信赖的，他那里没有敌人的间谍，谢谢莫洛托夫的好意。中苏之间不可能有引起争端和解决不了的问题，以条约固定起来的中苏两国关系，随时可以找到解决任何问题的途径。表示他完全信任盛世才，苏联离间策略没有奏效。接着，蒋介石再一次强调，“关于中国新疆所有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今后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洽商，不可再与新疆当局径行交涉”，并要求潘友新转告政府。潘友新答应再次转告。

从此，凡关于新疆问题，苏联都直接与国民政府交涉。

针对盛世才一切听命中央政府的要求和新疆的具体情况，国民政府确定首先对盛世才表示高度信任，一如既往，由他主持新疆事务。惟对外交涉权必须收归中央，其余在历史上形成的新疆与苏联的复杂关系问题，如红八团的撤退等等，经与苏联谈判，逐步解决。

乃振甲

9月，外交部派吴泽湘任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事务。吴泽湘与盛世才协商，将新疆派驻苏联塔什干、阿拉木图、斜米、宰桑、安吉延五个领事馆行政权收归中央，从当年10月1日起实行，各领馆经费由中央统一划拨。

至此，国民政府收回了新疆的对外交涉权。

但盛世才因有蒋介石的鼓励，急于表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于10月5日向苏联驻迪化总领馆递交照会，要求苏联政府将除外交官之外的所有苏联人，包括军事顾问、军事教官、财政顾问、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红八团整个部队，在伊犁和阿尔泰的锡矿人员，在三个月内，一律撤离新疆。

这意味着苏联用近10年心血在新疆培植起来的势力将被盛世才在一夜之间清除殆尽。

为寻求转圜办法，苏联大使潘友新专程来新疆与盛世才谈判。但盛世才毫不让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4至5月，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先后通知新疆当局，新疆锡矿工程停工，锡矿人员和机器设备撤回；红八团调回国内；迪化飞机制造厂的工作人员和一切机器设备在最短时间内撤回；迪化飞机制造厂虽然完工，因新疆当局制造障碍，决定将该厂撤销，员工和机器设备一律撤回；由于苏联外贸人员受到限制，苏联缩小对新疆贸易范围；独山子油矿因遇到各种阻碍，停止生产，机器和专家撤走；苏联政府召回一切顾问和专家。

苏联以上决定，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撤销迪化飞机制造厂，独山子油矿停产和苏联减缩对新疆贸易。

蒋介石认为，断绝新疆与苏联的关系越彻底越好，苏联人员和机器撤得越快越好，不能留下祸根。而苏联说撤就撤，而且要彻底撤光，也有对新疆惩罚的意味。这样，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的5至6月成为苏联人员与设备从新疆撤退最繁忙的两个月。

新疆当局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全力协助，没有刁难，撤退十分顺利。10月29日最后一批苏联官兵200余人撤走，中方30余名官兵进驻营地（营房以200万元新币售予中方），苏联在新疆所有工作人员和官兵全部撤退完毕。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2月中方以170万美金买回独山子油矿油井、房屋、设备；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以420万美金买回迪化飞机修配厂设备，新疆企业再没有苏联的资本；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5月苏联封闭了在新疆的全部贸易机构，撤回贸易代表和专家，新苏贸易停止。

从盛世才制造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起，盛世才在前台对苏联明争，蒋介石在口头上大谈中苏友谊，而在暗中支持盛世才蛮干，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大批物资基本撤退完毕。

盛世才与蒋介石通过台前幕后的紧密配合，不仅将苏联的势力赶出新疆，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盛世才对在新疆帮助他的中共党员也下了毒手。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9月17日，他下令软禁全体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和4月下令正式逮捕中共党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大批共产党员和家属；当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被秘密杀害。

蒋瑞元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这场对苏斗争和消除新疆地方割据的斗争中大获全胜：中央军入疆，建立了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新疆军令、政令得到统一。但新疆多年积累起来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迅速恶化了。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盛世才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亲自目睹了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内部派系林立，倾轧争斗不止，预感到国民党未必能靠得住。因此，返回新疆后，他对重庆的态度有所变化。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苏联军队把德寇赶出国土，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国内战局，国民党在华中、华南一再败退，损失兵力五六十万。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不断向日寇发起进攻，捷报频传。

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深深刺激了野心家盛世才。他又试图再次倒向苏联，继续依靠苏联的力量维持在新疆的独裁统治，保住“新疆王”的地位。因此，又制造了“八・一一”黄林案丑剧，这也是他离开新疆前的最后一次挣扎。

“黄林案”又称“八月事变”。

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元月起，盛世才深居简出，故意制造有人要谋害他的假象。

4月17日开始捕人，被捕者有省府秘书长刘效黎、教育厅长程东白、省党部委员何耿光、新疆日报社正副社长宋念慈、郎道衡、伊犁行署督察专员徐伯达等十余人。罪名是私通苏联和中共。6月26日，迪化市150多名师生被逮捕，罪名是参与了程东白组织的“阴谋暴动”。

乃振甲

8月11日，盛世才派汽车请黄如今、童世荃、张志智等去开会，实则逮捕。“重庆人员绝大多数逮捕，林继庸、徐庄本等在内共有五六十人，同案株连的达数百人。”连平时攀附盛世才的林伯雅夫妇亦未逃脱。省军中一部分军官如一二八师师长柳正欣、暂三师师长汤执权、骑十一师师长吴熙志、骑一师师长崔颖春均被逮捕。

“黄林案”被盛世才杜撰为：黄如今、林继庸均系混进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派遣入新后，伺机暴动。暴动的首脑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他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来迪化期间，即与苏联驻迪化领事达成协议，暴动由苏联总领事馆领导，由外交特派员公署苏联科科长丁慰慈负责联络，由黄、林负责指挥，由省党部委员张志智、林伯雅、童世荃等负责组织，由程东白负责联络学生，由印刷厂厂长祁化成提供经费（因该厂可印纸币），并通过柳正欣师长联络新疆部队，以国民党在新疆人员为主干，策动地方人士，企图一举推翻现政权。

盛世才随即将案情通报斯大林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说被捕者全是共产党，对斯大林说被捕者是日本间谍、蓝衣社成员。

蒋介石当然不相信他的部下全是共产党。斯大林则把盛世才的报告转给了重庆。这就使盛世才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8月12日，蒋介石接见吴忠信，说盛世才要辞职，让吴忠信去接替。8月15日，蒋介石派朱绍良飞抵迪化，传达要盛世才去重庆任农林部长的命令。同时，国民党已经作好了对付盛的军事准备，空军在酒泉待命升空。盛世才本想作垂死挣扎，但眼看大势已去，被迫提出辞职。

乃振甲

8月29日，国民政府下令准免盛世才辞去本兼各职，并通过重庆中央社宣布：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呈辞本兼各职，行政院令应予照准，并特任盛氏为农林部长；原农林部长沈鸿烈另有任用。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吴忠信未到任之前，派朱绍良暂行兼代省主席。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裁撤，该署应办事宜，由新疆省保安司令部接替，驻新疆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辖，实行军民分治体制。

9月2日，《新疆日报》刊载盛世才辞职要闻，新疆各族人民奔走相告，庆幸盛世才滚出新疆的日子终于到来了。9月11日，盛世才离开了新疆。统治新疆近12年的盛世才政权从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