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去的地主和乡绅，都喜欢大灾年？
在中国古代，只有官府才最担忧大灾年和饥荒。而权贵、乡绅和地主们，则是举起五条腿欢迎灾荒的。
当灾荒发生的时候，乡间的豪绅们就纷纷出动，架设粥棚，施粥给穷人吃。
这种行为带有极大的欺骗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趁机兼并土地，接纳家奴，吸收依附人口。
少量的粥，会让饥饿的农户不至于饿死，但会让挨饿的人失去意志。
现在很多人都没挨过饿，人在挨饿的时候会丧失理智的，会疯狂的收集食物，如果最后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也会用手头任何财产去交换粮食糊口。
这些灾民有什么？只有土地。
用土地换粮，这正中“善良”乡绅的下怀。
乡绅们的粮食，是绝对不卖的，除非你出高价，那么高的价格，灾民的钱能吃几顿呢，没钱了怎么办，只能拿土地去换粮食。
在丰年，乡绅利用免税的身份，收取投效的土地。到了灾年，再利用手里的粮食兼并土地，这是权贵和乡绅发家的秘诀。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资治通鉴》里写黄巾之乱，开篇就是“苍天已死”四个字。
但苍天不是病死的，它是被东汉豪强们一刀刀凌迟的。
01
汉灵帝光和六年，冀州大旱。
涿郡卢氏的粮仓堆得比城墙还高，门口却挂着“施粥济民”的牌匾。饥民捧着豁口陶碗喝掺沙的稀粥时，管家在屏风后拨算盘：一碗粥换一亩地，喝得越多，地契越厚。
这哪是赈灾？分明是土地吃人的流水线。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冷冰冰记下一笔：“是岁大饥，人相食。”但没说清楚——最先吃人的不是饥民，而是那些穿着丝绸的“善人”。
02
颍川荀氏祠堂供着御赐金匾：“四世三公，与国休戚。”
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家的田永不纳税，你家的祖坟得给我腾地方。后来黄巾军里挥镰刀的，多是荀家账本上被“合法兼并”的农户。
刀锋沾着麦锈，割过官军喉咙时，倒有几分像在割秋收的稗草。
张角懂点传播学。
他说“苍天已死”，不如说“你的穷是被人吸了血”。
这话搁现在能当爆款短视频标题，在东汉就是造反的号角。
官府说太平道是邪教，可乱世里的信仰，本就是穷人买的期货保险——现世活得不如阴间体面，造反就成了年化300%的理财产品。
03
任何一个朝代覆灭的先兆，往往都是经济出了大问题。
东汉末年的朝廷财政体系已然崩溃，桓帝时期全国的垦田面积是七亿亩，但登记在册的仅仅四亿三千万亩。
黄巾起义前，中央财政年收入不及和帝时期的四分之一。
崔寔《政论》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种反差直接催生了“岁饥则起为盗贼”的恶性循环。
下面的钱收不上来，朝廷的各项开支都要花钱，皇帝只能自己想办法，灵帝西园卖官明码标价：四百石官职两百万钱，附带免税额度。
买官的人前脚交钱，后脚就发明“空气税”。冀州刺史王芬到任三天，愣说百姓呼吸了王家祖坟的风水，得交“龙脉使用费”。
这些钱最终变成公孙瓒的银甲白马。
《资治通鉴》说“白马义从”威震塞北，却不说每副铠甲值百亩良田。甲胄越亮，农人越饿，饿到眼冒绿光时，索性扯块黄布裹头——原来乱民和贵胄的区别，不过是同一匹布染了不同颜色。
04
幽州刘虞劝降黄巾军的话最黑色幽默：“回来种地吧，朝廷减税三成。”
笑死，田垄里埋着饿死的爹娘，种出来的粟米又要被豪强拿走七成。这不是选择题，是死循环。
张角的符水治不好痢疾，但能治心绞痛——当土地变成绞索时，挥刀砍断绞架成了唯一的止疼药。
今人看黄巾之乱，总觉得是农民活不下去才造反。
但真相更诛心。
当沉默积累成炸药，引信往往是最后那碗掺沙的粥。
05
二十年前我在南阳汉墓见过一方陶灶。
灶台上刻着鱼纹，灶膛里塞满焦黑的简牍。考古学家说这是地契，我说这是吃人社会的骨头渣。那些被荀家、卢家、袁家吞掉的土地，终于在黄巾军的怒火里烧成了灰。
灰烬飘到洛阳城头时，汉灵帝正数着卖官钱说“天下太平”。
多像现在某些人看着GDP报表，假装看不见外卖骑手在暴雨里摔断的腿。
青州博物馆有件黄巾军残旗，标签写着“东汉麻布”。
我盯着那片褐黄，突然想起纽约交易所的电子屏。当年豪强用粮价收割土地，如今资本用K线收割中产。直播间里抢9.9元临期面包的人，和跪在卢氏粥棚前的饥民，瞳孔里映着同样的饥饿。
张角们的符水早干了，但符咒还在流转：
当规则变成吃人的刀叉，餐桌边的每个人都是待切的肉。区别只是东汉的刀叉姓刘，今天的刀叉戴着领带。
终南山的老道说得妙：“看历史得倒着看。”
倒转《资治通鉴》，黄巾军的血渍洇成四个字——
不过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