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日，天津站的汽笛声刺耳地响着，我，苏玉媛，一个17岁的丫头片子，就这么傻乎乎地上了去新疆的火车。

车厢里全是和我一样愣头青，我们要去支援边疆建设，说是建设，其实心里更像是去冒险，对未来一无所知，却满怀憧憬。

可我哪知道，这一走，竟让二伯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现在回想起来，二伯对我的好，真是没话说。

我爸妈工作忙，顾不上我，我从小就爱往二伯家跑。

他家在塘沽，夏天我和堂弟一起去抓蛐蛐，周末二伯带我们去小河沟摸螃蟹，过年还能放一千响的鞭炮，那日子，甭提多美了！

我上高中那会儿，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家里揭不开锅，二伯还让我带着粮票去他家吃饭，就怕我饿着。

现在想想，那段日子虽然苦，却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二伯知道我要去新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拉着我的手，说：“玉媛啊，新疆那么远，你一个女孩子，去那儿干嘛？在家找个工作不好吗？二伯养着你！”他越说越激动，眼眶都红了。

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二伯不理解我，一心想着为祖国做贡献，哪听得进去他的话。

“二伯，国家需要我们，这是我的理想！”我倔强地回答。

“理想？理想能当饭吃吗？新疆那地方，荒无人烟的，你去了能干嘛？再说，你爸妈咋办？他们能放心吗？”

二伯苦口婆心地劝我，可我就是不听。

他急了，甚至想把我绑起来，不让我走。

我看到他眼中的泪水，心里也难受，可我就是不肯改变主意。

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真是太不懂事了。

二伯是真心疼我，怕我吃苦。

可我却为了所谓的理想，伤了他的心。

到了新疆，我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我们住在破旧的土屋里，条件比二伯家差远了。

每天吃的都是窝窝头，咸菜，连口热乎的都吃不上。

冬天冷得要命，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是冻得瑟瑟发抖。

干活更是累得够呛。

我们得挖排碱渠，改良盐碱地。

那活儿，又脏又累，手上磨出了血泡，腿也冻得麻木了。

我这才明白，二伯说的都是对的，新疆这地方，真的不适合我。

我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后悔没有听二伯的话。

我给他写信，告诉他我在新疆的经历，也向他道歉。

二伯回信说，只要我平安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还给我寄来了家乡的特产，让我在新疆也能尝到家乡的味道。

在新疆的那些年，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我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独立自主，也学会了珍惜亲情。

我明白了，理想固然重要，但亲情更是无价之宝。

后来，我回到了天津，回到了二伯身边。

我们就像从前一样，一起聊天，一起回忆过去。

二伯看到我成熟了，也欣慰地笑了。

这段经历，就像一根风筝线，把我与二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我曾经飞得很远，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

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二伯的爱都会一直陪伴着我。

想想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为了理想背井离乡，去到陌生的地方。

就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为了国家的未来，放弃了优渥的生活，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们的选择和我的选择一样，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心中的那份执着。

虽然环境不同，时代不同，但那种为理想奋斗的精神，却是相通的。

这段经历也让我思考，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却很残酷。

我们应该如何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兼顾现实？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