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将罗马和中国的历史编年史放在一起后，惊人地发现了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呢？居然全部都起源于长城的修建……

（梯加特）

我国的北部边疆通常指历史上的长城以北地区，即蒙古高原及其南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这一区域属于游牧民族聚居地。

蒙古人崛起之前，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民族相继出现在蒙古高原，此起彼伏，交错更替。

在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他将注意力与军队转向了北方，于是长城的修筑便成为了重点。

在当时，长城的修筑并不是为了阻挡外敌入侵，只是作为一个地标与边界性质的存在，纵观历史，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国家，通常都是以长城为界限。

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瓦解中原边地民众与草原的任何潜在联盟。

也就是说，要将游牧民众从中原排除出去。

事情的转折点来自于秦朝灭亡和汉朝的建立，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再次抢占了鄂尔多斯地区。

那时候，匈奴和汉朝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微妙的平衡：

匈奴以游击的方式，对汉朝进行骚扰，但是由于长城的阻挠，以及匈奴本身只是想借机威胁的目的，他们并没有抢占更多的汉地。

而汉朝这边，其军事体系和生活方式与游牧民族截然不同，打仗起来弊大于利，即便曾经有霍去病、卫青这样的良将和匈奴互相拉扯，汉朝主要还是希望能够以和为贵。

所以，通常会有这样的步骤发生：匈奴骚扰→汉朝击退→匈奴提条件→汉朝适度给予、以平战乱。

因此在汉朝时期，也会出现和亲等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是双方在维系这微妙的平衡，匈奴也希望从中获取甜头。

在匈奴和汉朝“小打小闹”的同一时刻，欧洲那边居然也发生了战争冲突。

且每次的时间，几乎都在游牧民族和汉朝打完仗之后——这也是梯加特所发现的规律。

当时，汉朝击退了匈奴之后，控制了塔里木南北的商业要道。

这一变化，引起了帕米尔以远的俄罗斯突厥、阿富汗和北印度地区的局势动荡。

之后没过多久，印度方面，塞族人（the Sacas）被印度乌健（Ujjain）的乌贾因王毗讫罗摩阿迭多（Vikramaditya，即日超王）击败。

在中亚的帕提亚帝国，弗雷茨三世约在公元前58年被其子米特拉达悌和奥罗德所杀。

其后，这两兄弟之间又爆发了战争。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战争具有一定的传播性。

随着中原和游牧民族两大势力在东亚的相互拉扯，其影响范围会蔓延至欧洲。

而这种传播路线，很明显是和丝绸之路有关。

这条由长安通往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安提俄克的道路，在多年来不断地通断、变迁。

每次战争爆发的时候，恰恰和贸易阻断的时间吻合。

丝路是远东和地中海西欧各地经济交往的主要途径，而帕提亚的国家财富全靠控制和盘剥经过其国境的商路而来。

贸易交往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由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一线的和平安宁，完全依赖于中亚商旅的正常经营。

反之，这条通向远东的道路上发生的任何骚扰和阻滞，都会导致足以动摇帕提亚王位的大动荡。

而帕提亚的动乱，也继续传播，影响到了欧洲的蛮族暴乱。

当时，欧洲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蛮族，对贸易商路有一定的依赖性。

商路的动荡，致使了欧洲蛮族的没办法有正常的经济维系，也导致了他们不得不将眼光投向了更为富饶的土地——罗马帝国。

于是，多年来，罗马帝国屡次遭到了北方蛮族的南侵。

这也为之后罗马帝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公元 476 年，罗马军队日耳曼将领鄂多亚克废除了西罗马的末代皇帝，自称为王。西罗马灭亡。

到了六、七世纪，西欧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日耳曼诸王国并立，欧洲从落后的奴隶时代进入封建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看不见光明的时期。

由于封建采邑制度的实行，使得政治权力自上而下逐层分解，导致欧洲各国普遍缺乏一个具有绝对控制力的权力中心，国王往往并不拥有绝对权威。

各贵族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贵族之间往往因利益争夺导致战乱不断。

这在使得民众流离失所的同时，也极大制约了当时庄园经济的发展。

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于秩序与社会稳定十分渴望，这使得以拥有绝对统治能力的上帝为标志的宗教权力得到扩张。

这种宗教权力对国家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度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局面。

神权统治禁锢了民众的思想，制约了文化与科技的发展，也加强了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压榨。

整个欧洲大陆变得混乱不堪，城市破落、经济萧条、文化衰败。无怪乎许多人都说：“因为一座长城，害惨了欧洲。”

1866年，英国退役军官亨利·裕尔在意大利完成了《东域纪程录丛》一书，该书被誉为几乎囊括了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

对于长城之研究，也较以往所有著述都更为准确。裕尔指出秦始皇为抗击匈奴，在公元前214年建造长城，并将北方诸国建造的长城连接起来。

西汉公元前102-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征大宛后，长城进一步向西越过沙漠推展。

晋武帝欲于塔里木河流域重树中国的影响，从而于肃州以外别造长城，辅以暸望亭，与旧长城相连。

这个研究，给欧美人认为“长城对欧洲有重要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地理学家乔尔诺基·叶诺(Jen Cholnoky)到过长城之南口、古北口、山海关，指出长城之步步西展，就是中国与匈奴势力强弱之契机，匈奴势力因此一蹶不振，不得不向欧洲逃窜，摇撼罗马帝国。

梯加特就是在这些学者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如果长城没有修建，就不会逼迫匈奴西迁；如果匈奴没有西迁，那么欧洲就不会爆发那么多战争；

如果欧洲没有爆发那么多战争，那么大罗马帝国就不会覆灭，欧洲就不会进入最黑暗的时代。

虽然之后，欧洲开展了文艺复兴，但是对梯加特，以及一些学者来说，若是罗马帝国仍旧延续到今日，也许欧洲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观点中，长城修建以及向西扩展，害得欧洲只能迂回发展，比以前慢了数百年。

为了证明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力，除了长城之外，梯加特还将罗马、帕西亚和中国的历史事件加以比较，显示出极其鲜明的特点：

汉朝政府的任何举措，对整个中亚、东欧乃至欧洲大陆都有着深远影响。

换言之，中国皇帝的一个命令，便可以使混乱的政局，经两条不同的地理路线，涉及罗马帝国的北境。

如公元73～102年，班超掌握汉朝在喀什地区的大权。塔里木地区的战争（贤王时期）成了帕西亚战乱的先导。

而且继蒙古的战争之后，也同样地在欧亚大陆北部直到维斯瓦河和多瑙河上游的各部族之间也爆发了战乱。

同时，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40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

班超于公元102年获准告老还乡。他刚离开西域，从甘肃到帕米尔高原一线便爆发战争。

从种种论证来看，似乎一切的源点，都来自于中国长城的修建，这导致了蝴蝶效应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

梯加特将此事规律总结为“中国长城是导致游牧民族涌入欧洲的主要原因”，并且把日耳曼等蛮族迁移时的野蛮暴乱，归咎于中国或罗马的战争对商路的干扰。

其实，早在梯加特之前，清末著名学者章太炎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匈奴始迁欧洲考》，表示了“匈奴为汉所驱，皆转入欧洲”。

（章太炎）

后梁启超也赞同他的观点，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阐述历史因果和动力，说明历史事件彼此牵连。

举北匈奴西迁欧洲为例，征引中西史籍，考订北匈奴西迁欧洲经历。

所以，这是全世界学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就是在梯加特发现这一规律之后的二十年，另一个英国教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李约瑟）

而这个教授并非历史学科，而是生物化学、科学史的学家。

他叫李约瑟，他从科学史的角度，阐述了日耳曼南迁的真正原因，试图剥离长城对欧洲变化的主要影响。

日耳曼南侵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因为土地干旱，并且成为了很长一段时期中亚地区的困扰问题。

而贸易的阻塞虽然对日耳曼南侵造成一定影响，但由于那段时期还有其他的贸易路线，所以也并非主因。

至于长城的西拓，对匈奴人西迁影响并不算特别深远。在3世纪以后，随着匈奴帝国的瓦解，无数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才涌进华北，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几个王朝。

综上所述，也许气候的变化、贸易交通的阻塞，乃至长城的建立可能起过一些作用，但导致日耳曼南侵必然是综合因素导致的结果。

换言之，并不是长城害惨了欧洲，而是历史的必然进程促使了欧洲的变化。

纵观历史，长城的修筑带来的世界政局的改变，其实和蒙古帝国的建立一样，更证明了“世界是一体”的这个议题。

虽然战争和纷争给人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但是战争好比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也把世界范围变得更加广阔。

游牧民族的西迁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也加速了东西方的交流，对西方世界的近代化过度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加快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

每一段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影响，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分析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