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伤痛，还有隐忍而倔强的爱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这样一位日本女性，不屈服命运的桎梏，与中国人相恋。
她独立自强，勇担大任，胸怀宽广。在家国两难全的年代，用自己单薄的臂膀，撑起了一片天。
然而这位日本女性，去世后却安葬于中国。
她的一生，为我国贡献巨大。
她的名字叫佐藤富子，出生于日本仙台藩士族。
她的外祖父是佐藤昌介男爵，日本第一代现代农学家、留美的农学博士，大学校长。
佐藤富子的父亲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担任东京地界建筑学顾问。
到了她这一代，虽算不上什么钟鸣鼎食之家，却也是深受日本政府器重的。
与她一同长大的朋友的父辈无不是日本政府的政要官员。
因此，佐藤富子一家的社会地位很高。
这种阶层的女孩，不需要接受多高的教育，只要等着父母给相看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然后欢欢喜喜地走进婚姻的殿堂。
但是，佐藤富子却极为厌恶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政治联姻。
即便儿时的玩伴个个都已成家立业，她还是坚守自己的初心。
在佐藤富子的坚持之下，她顺利从东京女子中学毕业。
然而在不久之前，家里不顾她的意见，强硬地为她和一位素不相识贵族绑定了婚姻。
这得到了佐藤富子强烈地反抗，为此她离家出走，与家里断了联系。
出走后的佐藤富子到了东京圣路加病院工作，做了一名护士。
她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快乐。
然而，令富子始料未及的是，在这所教会医院里，她邂逅了自己浪漫又苦涩的异国情缘。
1916年，郭沫若的朋友因病住院，在去往医院探病的路上，郭沫若对这位美丽，优雅，善良的女性一见钟情了。
那个时候的郭沫若，具有青年一切美好的品质。
与富子见过的日本男性不同，他才华横溢、敢爱敢恨、追求自由与幸福。
富子晚年的回忆录中说笑道：
“你们可能想不到，在外人看来严肃恭谨的鼎堂先生，恋爱时竟然会展开如此热烈地追求，就连自认开明的我都险些招架不住。”
两人短暂地相识后，郭沫若立刻提笔，写下了自己的绵绵情思。
在寄给富子的第一封信中，郭沫若就大胆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当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圣母玛丽亚，我意识到女神从未离我如此之近过。落日的余晖为您镀上了圣光，您的眼睛会说话，直直的想要让我沦陷在里面。”
富子觉得这个青年艺术家很是有趣，于是和他开始书信来往。
男人跟女人不同，男人对女人的一见钟情呢，一定要不达目的不罢休。
而富子，她本质上还是一个含蓄的日本女人，她接受的教育让她对感情保持着矜持的态度。
她在这段感情之初还是被郭沫若带着走的。
就这样，在短短四个月里，两人通信四十余次。
随着越来越深入的交谈，富子深深被这位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青年诗人折服了。
1916年9月17日，富子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所思慕的哥哥，每日每夜我都在思念你，除了你之外我是不能再爱上别人了，我这个肉体，我这个灵魂，除你之外是不能允许任何人所有。”
富子这封大胆的表白信，令郭沫若激动不已。
他立刻乘车从千里之外的冈山来到东京，紧紧拥抱住这个令自己日思夜想的女人。
互通心迹的两人迅速坠入爱河，诗歌、音乐、舞蹈与两人相伴，富子还把名字改为了“郭安娜”。
她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回忆、最不想忘记的时光。
可是好景不长，横亘在两人之间的不止有日本的富士山，还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
首先，富子与郭沫若的结合，并没有得到家庭的祝福。
佐藤富子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她家人对日本军队十分效忠。
而且那个年代的日本人非常保守，尤其是贵族和富人家庭，极少愿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何况是隔着家仇国恨的中国人！
她的父母对这段婚事横加阻拦，甚至佐藤富子的父亲曾言辞激烈地对她说道：
“你若执意要嫁给这个中国男人，我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女儿，你的嫁妆我不会给你出一分钱！”
即便如此，为了和郭沫若在一起，佐藤富子毅然决然地选择与家庭断绝关系。
然而，等待她的并不是爱情的滋润，反而是窘迫的生活。
当年文化书生最大的硬伤是什么？
就是穷！
郭沫若也不例外，他只会写诗，才华横溢，却得不到富人的赏识。
富子为了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她除了要在医院日常工作外，还要去做兼职，供丈夫读书。
“我们没有桌椅板凳，至少10年内家里都是赤贫，有时候连明天的米都吃不上。”
富子在晚年回忆道：
“但是贫苦的生活并没有使我和鼎堂退缩，反而将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成了彼此的依靠。在闲暇之余，我们也常常吟诵诗歌，苦中作乐。更何况，我们拥有五个可爱的孩子。”
幸运的是，在富子的细心的照顾下，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
并在此期间，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为文学界留下了无数的瑰宝。
1928年，郭沫若的成名之作《浮士德》译本横空出世。
他把这本书的原稿送给佐藤富子，并作了两行献词：
“亲爱的富子：此书耗费我们十年的光阴译成，这十年来沧海变幻，有苦有乐，唯有我爱你之心永恒。”
大学毕业后，郭沫若深感学医救不了国人腐朽麻木的心灵，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
但是，如果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就更加举步维艰。
郭沫若对富子说出了他的顾虑，但是富子却没有阻挡丈夫的决定。
相反，她鼓励丈夫用文学来拯救国人:
“鼎堂，我深切地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如果你可以用文字来唤醒他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高兴的。”
郭沫若此后更加潜心研究学问，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
可以说正是因为佐藤富子的大格局、大情怀、大担当，成就了后世备受推崇的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的晚年也对人说道：
“富子对这个家庭牺牲巨大，正是她的支持，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在我动摇的时候，反而是她来鼓励我执行既定的计划。”
然而，战争带来的爱情，也必然会在战争中消散。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国家与民族，人性与尊严，责任与牺牲，占领与反抗，都如同一道道铁丝网一般，棉横在相爱的两个人之间，无法逾越。
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悉数被日本收入囊中。
眼看国家危亡在即，远在大洋彼岸的郭沫若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
佐藤富子明白丈夫在焦虑什么，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影，她主动提出希望丈夫回国投身革命：
“你不应该因为我和五个孩子困在这逼仄的陋室中，你拥有更崇高的理想，你属于中国那个更广阔的地方！”
因为她的鼓励，郭沫若毅然决然地动身回国。
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分别，竟是十余年。
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两国之间的交往断绝。
佐藤富子再未收到来自丈夫的一封信件。
在战争初期，因为郭沫若在中国抗战的浩大声势，宪兵队寻查到他在日本的家庭。
随后立即对他的住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拿走了所有的书籍、手稿，并以“通敌”的罪名逮捕了佐藤富子。
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佐藤富子的口中得到任何有关郭沫若在日本参与革命的证据。
不久，佐藤富子被释放出来。
这十余年里，佐藤富子独自一人将五个孩子拉扯长大。
她做过苦工，种过地，摆过地摊，甚至为别人缝补鞋子。
要知道，她曾经可是正儿八经的贵族家小姐，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我过往的优雅、高贵、体面尽数都消磨在这段苦难的时光里。”
她在晚年叙述的时候，眼底泛着盈盈的泪光：
“支撑我唯一活下去的动力就是远在大洋彼岸，正为祖国献身革命的丈夫，想着他，我心里就欣慰了很多。”
即使生活一贫如洗，她依然将几个孩子教养地极好。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两国开始恢复了正常的沟通，富子终于收到了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消息。
富子在香港的《华商报副刊·茶亭》中看到了郭沫若所写的长篇回忆录《洪波曲》。
她得悉丈夫居住在香港，便连忙打点好行装，带上孩子们飞往香港。
无数次出现在梦中与丈夫相见，紧紧拥抱的场景并未在现实中上演。
在香港九龙山上的小洋楼上，她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还有与他再婚的一位年轻的女士——于立群。
眼前一家人其乐融融、夫妻恩爱、父慈子孝的画面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她想到过去数十年孤苦伶仃的艰难时光，禁不住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抛弃自己。
郭沫若却只是摇摇头，泪流满面地说道：“富子，我原以为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场期待已久的会面，最终竟以闹剧收场。
面对丈夫的背叛，富子并未选择怨恨，她选择立刻从这段感情中抽身而出。
富子认为这一切的不幸都来源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她对中国人民有愧疚。
在与郭沫若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她选择留在中国，与她的几个孩子，一起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1949年2月，郭沫若离开香港前往北京。
此后山高水远，两人再未相见。
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富子和几个孩子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国籍，定居在大连。
1983年，佐藤富子当选为第六届政协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