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后，罗中立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1977年那个夜晚的每个细节。
当时他29岁，已经在四川达县钢铁厂烧了十年锅炉。文革中他的母亲被冲击，罗中立能当上锅炉工已经不错了，不出意外的话，他未来将在烧锅炉的位置上退休。但那天下午，他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高考要恢复了，正在报名，但他知道的太晚，那天已经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罗中立赶紧放下手头的一切，火急火燎地出门，沿着大巴山下的州河，摸黑向县城走去。走过十几里山路，进城前要渡过一条河，罗中立扯着嗓子喊对面船夫，帮自己渡过河去。
罗中立后来画过很多过河的场景，但1977年是他趟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条河。他走进已尘封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顺利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成为一代油画大家。
他的际遇也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缩影。那年12月，与他一起走进考场的共有570万考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钱颖一的，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他曾说：“我们这代人，就是高考改变命运。”
在此之前，高考已废止长达十年之久，无数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苦闷之极，直到一次原本平平无奇的会议，改变了时代大潮的方向。
01 “1977，没有冬天”
1977年8月，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突然接到教育部通知，要他前往北京开会。这则通知来的没头没脑，查全性直到赶到北京饭店时，才知道这次会是“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到现场后他惊讶地发现，到会的都是当时国内科教界的名人，有北大校长周培源、清华校长何东昌、复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五十二岁的查全性在参会者中还算年轻的。而会议主持者，是刚刚恢复职务还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
会议开始并没有特定主题，邓小平只是简单表示，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提点建议和要求。数学家苏步青站起来，略带委屈地表示，自己手下原来有助手和博士“十八条罗汉”，如今被下放的一个都不剩，工作都难以开展。邓小平听闻当即拍板，给苏老配助手。
之后，会议几乎成了科学家们的诉苦会。谈到大学招生，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抱怨，现在清华新招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只有小学、初中水平，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几句话让查全性也按捺不住了，他当即站起来发言表示，当前的大学招生制度存在很大问题，应当废除推荐上大学的那套搞法，重新恢复高考招生，让大家凭真才实学上大学。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第一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高考，之后持续十余年。但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被废止，一停就是十年之久，期间大学招生遵循的是所谓“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这种“推荐加批准”方式进入大学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所谓“推荐批准制”入学，说白了无非是看“出身”入学，家庭出身成为一个人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这成为另一种事实上的等级制度——而处在食物链顶端的，自然是领导干部子女。
比如1973年王石从军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彼时他父亲正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仅仅一年后，王石就脱颖而出，拿到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中的一个。当然了，大佬们可从来不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命运之神眷顾，多年后功成名就，他们更喜欢谈的是白手起家、自我奋斗。
当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推荐加批准”的奇葩政策，从根本上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公平原则，早已引起教育界有识之士忧虑和不满，因此座谈会上查全性发言甫毕，在座者纷纷赞同。
当时1977年的大学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文件也已发出，邓小平转头问身旁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得到肯定答复后，邓小平当机立断，要求将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追回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布报道，正式公布恢复高考招生的消息：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条爆炸性消息如同寒冬里的雷声，瞬间传遍每一个角落，苦闷十年、看不到出路的年轻人，一时奔走相告，“漫卷诗书喜欲狂”，仿佛终于看到命运之门再次徐徐打开。
由于时间仓促，考试推迟到11月份进行，这也是我国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由于报考人数众多，印刷试卷的纸不够用，最后中央决定抽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这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仿佛时代转向的隐喻。
1977考生走进考场
这张照片上的女生考入对外经贸大学，后来出国留学，曾任加拿大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局局长。
对很多人而言，这不仅仅是恢复一场考试，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有媒体盛赞：“1977，没有冬天”。
02 读书改变命运
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一场国家层面上的公平考试便成为底层人民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向上流动的通道给了普通人以改变命运的希望。清末科举制废除，开科取士成为历史，对普通人来说，这条通道被考大学取而代之。
“文革”期间盛行“读书无用论”，高考被视为“资产阶级教育观”，决定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读大学，肚子里的墨水远不如手上的老茧管用。
“推荐批准制”给大学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是生源质量低下。所谓“工农兵学员”，相当多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77年高考，历史试卷有一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考生写“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 在广西，有考生实在做不出数学题，直接在试卷上写：“本人擅长解放台湾。”
1977年春季高考，从通知发布到开考只有短短四五十天时间，秋季高考也只有半年，这就意味着，考生基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考试，不过也正因如此，那些在特殊年代里依然坚持自学，依然保持对知识敬畏与好奇的人，获得了无比丰厚的回报。
1977年高考最终录取27.8万人，录取率不到5%，创造了中国自有现代大学教育之后的最低录取率。前三年共有约一百万人通过高考考进大学，被称为“百万雄师”，作为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1978年春，北大迎来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
相比后来的考生，刚恢复高考的“新三届”考生大都曾上山下乡，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历世态炎凉，除了物质上极端匮乏，精神上也极度苦闷。像王小波，在云南插队时每天干完农活，坐在门口等天黑，感觉自己的生命就这样一天天荒废，无书可读的时候，他一遍遍拿出几何题来练习。
当这群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后，身上都有着一股求知若渴的劲头，要把过去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每个人都无比珍惜久违的学习机会，几乎没有周末休息的概念。而当他们走出校园时，等待他们的是广阔的发展空间。
那时候的大学生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77级北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工作时，70多个学生，每个人可以填8个志愿，横扫从央广到纪委各大知名单位。被分配到某工厂的一个同学，报到第一天就被组织部负责人单独留下来，手里拿着一沓彩色照片对他说：“这是中层以上干部的女儿，你觉得谁合适我去给你约。”
新三届考生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许多领军人物都来自这个群体。如今每年高考，一众大佬们的高考往事便会被人们翻出来津津乐道。
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搬运工的张艺谋，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跑到考场，考入北影；担任中学教师的易中天，为避免与自己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放弃了77年冬季高考，第二年才考入武汉大学；在安徽凤阳插队的李姓青年，一志愿报了一所师范院校，因为不用交学费，最后却被第二志愿的北大择优录取，他后来成为共和国的总理。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恢复高考一直到80、90年代，“大学生”三个字的标签式是一个年轻人走入社会时最硬的硬通货，上千万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身乃至家庭的命运。在古代，读书人口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放在今天则是：读书改变命运。
03 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1977年刚恢复高考，河北故城县就发生了一场特大舞弊案。
县委书记马连宝共有6个女儿，前三个女儿都通过“推荐”上了大学，这次他还想故技重施，把四女儿也送进大学。他找人疏通关系，给自己女儿换了三次考号，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她旁边；还在考试时派通信员以送药为名，给女儿传送答案。被查处后，马连宝说：“我不知道今年招生办法改了。”
对普通人来说，相比于过去，恢复高考确实从最大意义上恢复了公平，以往的出身论、成分论土崩瓦解，让普天下寒门学子有了盼头。但自高考恢复后直到21世纪，这一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也被很多人觊觎和抢夺。
山东冠县农家女陈春秀，2004年高考超出理科分数线27分，却迟迟没有等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直到16年后的2020年她才偶然发现，原来当年通知书是被别人领走，顶替自己去读了大学。事发时顶替者已成为一名公务员，而陈春秀依然是一名打工妹。
对很多人来说，高考可能是唯一一次争取资源重新分配的机会。这种赤裸裸半路抢劫式夺走他人人生的事件，过去触目惊心，直到近年才渐渐有所减少。
高考不公平更普遍、也是被争论更多的一点，是地域差异。
2001年8月，山东青岛的三名高考生搞了个大新闻：向最高人民法院状告教育部违宪，理由是山东录取线比北京高100多分。当时高考还是全国统一卷，分省录取，山东理科重点线高达607，而北京只有488，而文科更夸张，山东的专科录取线都比北京的重点本科高了55分。请注意，这可是同一张试卷。
三名考生不是专业法律人士，但宪法里有这样一条他们还是知道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他们委托律师，以邮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三名高中生委实勇气可嘉，不过他们显然并不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沉重引力，起诉最终不了了之，而北京高考，很乖觉地从第二年开始自主命题。
对普通人来说，要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到底难度几何？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你出生的地点，换句网络上的流行语就是：投胎技巧。假如你出生在北京，这个概率可能是1/10，但你不小心偏了点到了隔壁河北，这个概率可能一下变成1/100，难度上升十倍。
马克思怎么说来着？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被到处利用。放到高考上，不同省份录取哪怕只有1分的差距，漏洞也会被充分利用。
2003年，教育部接到一份举报：山东东营某中学，一个班75名考生，有70人在高考前夕转到新疆、西藏等西部省份，以当地生源参加高考。这些省份的录取线，比山东要低100多分，即便隔壁的河北，也要低20多分。
这几年一些地方如西安、武汉发起抢人大战，恨不得把刚毕业的本科生都拉去落户，但青岛、济南却似乎一直安坐不动，每念及此，山东人总是忍不住半自嘲半无奈地评论一句：山东高考，了解一下？
户籍是另一座无形而坚固的高墙。
在共和国历史上，无论建国后前三十年通过“剪刀差”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还是改革开放后涌入城市，以低廉的劳动力使“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农民都是牺牲最大却被忽视最多的群体——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户籍歧视，对农民极为不公，而这种不公一直延续到他们的下一代。
纪录片《高考》中看到，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跟随父母在他乡的随迁子女上千万，在上海这样的超级都市，每10个儿童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他们也许在那里生活多年，比对自己家乡更熟悉，但他们没有资格在上海参加高考。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写道：“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04 高考还能改变命运吗？
1992年，一个江苏宿迁的农村考生考了个全市状元，清华北大随便报，但他却选择了人大的社会学系，因为他觉得这个专业以后肯定能当官。后来他才知道，社会学跟当官没半毛钱关系，而且毕业还特别不好找工作。于是他刚毕业就跑到中关村摆摊，直到后来鼓捣出一家叫“京东”的企业。
时隔多年，不知今天的大强子是否还在为当年误选专业没当上官而懊恼，但他的奋斗事迹委实堪称寒门出贵子的典型，而不幸的是，像他这样的励志偶像，今天已变得日益稀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如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实际上，不仅仅北大，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都开始不断滑落。
寒门再难出贵子，背后是城市与农村、富家与寒门之间横亘起的鸿沟。同一场高考，早已不是相同的起跑线。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精英阶层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或显或隐地实现了精英阶层的代际生产。
在操场考试的农村小学生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实是，大学扩招带来的学历贬值，让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开始动摇。80、90年代，大学生是公认的天之骄子，只要能考上大学，上学不要钱，毕业包分配，还能拿城镇户口，尤其对农村家庭来说，只要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就足以翻身改命，这背后是大学学历的整体稀缺。
1998年大学扩招之前，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只有9.1%，扩招后开始一路攀升。录取率升高的另一面，则是含金量的稀释。过去，一张普通本科文凭便足以让年轻人改变命运，今天则是即便名校毕业也未必能够做到。
另一个少有人注意到的现实是，最终考入大学的考生群体，依然遵循二八原则。
2019 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为 814 万，其中一本高校占比仅 15.8%，也就是说，中国3000 万在校大学生，超过 2500 万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他们的父母经历过80年代大学生的黄金时代，但当他们含辛茹苦将子女送入大学，却想不到扑面而来的，是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学历的不断贬值，就业压力的与日俱增，似乎让大学一天比一天变得鸡肋。
但是，在如今社会阶层日益凝固的大环境下，高考仍是对普通人最友好的竞技场，仍是底层实现阶层跃迁的难得机遇，它的公平与规则来之不易，也应该被所有人尊重。
